仙游傅氏由泉州分派而来，始祖仆射公。据元代泰定二年（1325年）撰《正伦堂记》记载：“异时建祠堂于罗峰之龙头界，祠仆射以下，而神灵咸在，丁丑毁于兵。朝廷车书大同，孝治天下，族之长老言曰：‘人本乎祖，报本返始，其可忽诸？’乃于壬寅年壬子月重新轮奂，题曰‘奉思’，崇祀如旧，春秋时祭惟谨。奉思之前，曰‘正伦堂’，俎豆萃陈，长幼森列，以次受胙，朔旦则以序拜。复建妙应殿于堂之西偏，严香火之奉，意谓仆射公与佛有因，克昌厥后，虽诗书之泽，亦我佛之相也。”文中的“丁丑毁于兵”之句，由泰定二年上推，为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距宋亡仅两年。自然“朝廷车书大同”，当指元朝统一，则“异时建祠堂”应该是说宋朝事情。另据明代傅氏子孙所作《重修祠堂记》说：“傅氏祠堂创于宋”，证明我们的判断不错。壬寅年应是元成宗六年（1302年），傅氏重新修建祠堂。
由上可知，宋代宗族祠庙祭祖得到了很大发展。具体表现为：唐及十国时代建祠的黄氏新建黄氏祠堂、思敬堂，徐氏、方氏重建祠堂；而莆田林氏、莆田朱氏、莆田蔡氏、仙游朱氏、莆田国清林氏、仙游傅氏则创建祠堂。以上十例的时间分布为：宋代一例、北宋一例、仁宗一例、神宗一例、南宋二例、光宗一例、理宗一例、度宗一例、端宗一例，南宋至少有六例，数量在增加。以上讲的是宋代的宗族祭祖情形，下面来看元代。元朝崇尚佛教，佛教势力的社会影响比较大。明代林文所作《南湖郑三先生祠堂记》说：“至元至正初有诏，凡寺院旧檀越施主祠堂礼废，举行。于是，远孙前埭秉成、后埭同祖等，与寺僧谋兴旧典，绘三先生像，祀于司马庙右。”可见郑氏重建祠堂受到元朝政府扶持佛教政策的影响。关于这件事情的时间，另据元末至正十三年（1353年）郑棱所作《南湖山郑氏祠堂记》记载，他于是年倡族人及僧“绘三祖像，崇奉于司马王庙之右”。此外，莆田郑氏十国时代所创的崇圣庵，元代尚存。
仙游傅氏元成宗六年重新修建祠堂，以奉思堂祭祖、正伦堂会族序拜。还建有佛殿，使我们看到佛教与祖先崇拜的和平共处。到了元至正三年（1343年），“族长以励贤田所入葺而新之”，重修奉思堂。
仙游郑氏在寺庙立祠。至正元年（1341年）郑汉作《龙华普惠寺郑氏祠堂记》，其文如下：“普惠寺院，初通惠庵也。记云：地居于仙邑之右，基创于龙池之左。乃四代御史中丞郑良士公舍地施田以创之。于是僧人于法堂之东，建檀越祠堂以祀良士公神像，而酬施舍之恩。至五代祖太保尚元弼公，复以善化里郑庄田，该税里壹百陆拾斛，充入本寺为忌辰等祀。今之子孙，岁序拜谒，本院款待如仪。邑人传云‘巩桥郑氏乃普惠寺檀越主’云。”这是郑氏施田与寺院，由寺院为施主建祠。后世子孙岁序拜谒，成为宗族祠堂。
莆田徐氏的景祥寺在宋季衰败，其本房诸父昆弟恻然于怀，元朝末年“重绘先影，增置圭租，使祖宗数百年之盛事复见于今日”。从至正六年（1346年）写作《重修景祥徐氏祠堂记》和文中“今日”一语来看，重修时间当在至正六年或稍前。值得注意的是该祠重修时名为“徐氏祠堂”，更加突出宗族的性质，这是时代演进带给祠堂名称的变化。徐氏“重绘先影”，说明该祠从一开始就是影堂。
仙游钱江朱氏子孙在清代雍正时所作《重修宗祠记》追述说，朱氏大宗祠“建自元至治十六代允中公”。
国清林氏至元末明初重修先祠。时林衡“患祠之规制庳狭，不足以交神明，乃与从子厚谋，共白于宗长伯济而改图之，即大理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间，蔽以外门，俾族之贤者司其启闭。经始于元至正戊戌冬十二月壬寅，讫功于皇明洪武庚戌冬十一月己酉。群族皆出泉布来助，而曰曾恕、曰天禧者为多”。这所祠堂从至正十八年（1358年）筹建，因元季乱离，到洪武三年（1370年）历时十二年才建成。宋濂说国清林氏自睦庵后分三房，垂十三代。“当日南至，群族相率合祭。其小宗有事，于四世别各行之于家。岁旦则展谒，举序拜之礼。若冠若婚，宦学出入，悉于此告焉。”？形成了祠祭始祖、家祭近祖的大小宗祭祖制度和组织原则。宋濂还说，国清林氏的祭田在元末已累增至两千多亩，有宗长，又新建宗祠，看来该宗族已实现制度化和组织化。
以上仙游钱江朱氏、莆田郑氏、仙游傅氏、仙游郑氏、莆田徐？《汇编》第64号，第72页，碑文原出《延寿徐氏族谱》卷24页8。
？《汇编》第408号，第441页，碑文原出《钱江朱氏族谱》卷首。
？《汇编》第72号宋濂《国清林氏重修先祠记》，第79页，文见宋濂《文宪集》卷2页53，《金陵林氏家乘》页188。
氏、莆田国清林氏六个宗族，除仙游钱江朱氏、仙游郑氏新建祠堂外，其他四族不是重修就是改建，基本上是维持局面。就宗族祠祭祖先而言，元之于宋，不如宋之于唐末五代十国发展。
唐五代十国到宋元宗族的祠庙祭祖，有一个佛教影响逐渐减弱的过程，南宋出现的族祠标志着宗族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明代兴化的大姓与祠堂设置状况
明代兴化世家大族伴随自身的发展，设置专祠祭祖更加普遍。
明朝设兴化府，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裁兴化县，将其西南乡地入莆田、西北乡地入仙游。如前所述，兴化世家大族历史悠久，势力可观。明正统年间修《兴化县志》卷三特设《大姓志》，虽然这只是兴化府的一部分大姓，但从中仍然能够了解当地大姓的情形，我们不妨引录如下：
郑氏，古荥阳人，梁陈间中郎将庄与其兄露、弟淑倡学南湖，寻卜宅福兴里，寻洋子积事唐为金紫光禄大夫，孙方廷仕为殿中丞、上骑都尉。又析居于广业里霞溪，迨宋末复迁瓢湖。
薛氏，古河东人，宋初有廷辉者为百丈镇将，因占宅于清源西里凤搏，子峦擢第为殿中丞，自是皆世居焉。迨国初屡经灾瘴，遂徙于郡之枫亭。
方氏，按推官华官谱云，方氏盖周方叔之后，东汉紘避地丹阳，至唐有叔达者为泉州祠史，遂家焉。叔达之后，初居莆田之方山，子孙散居郡境，自天宝中由方山出迁游洋。
大房子祐，生三子：长迪吉，居百俊，待制偕其后也；次元吉，居赤石；三逢吉，居上仓，其后析居凤冲。
陈氏，古颍川人，唐五代之际，先自光州固始县南来，避地数徙，入山益深，遂卜居福兴里谷目。在广业、瓢湖、溪者，梁进士沆为天雄节度巡官，知梁政必乱，以父丧在岭南，弃官南走。负丧归，王审知欲辟以官，坚辞不起。男仁璧仕陈洪进，为泉州别驾，劝洪进纳土于宋。太祖嘉之，授检校膳部员外郎、泉州录参，遂家于是。以孙靖赠尚书仆射，后迁于桐刺里。
林氏，唐端州刺史苇之后，苇五世孙名慕舜，咸通中进士，尉永春。自澄诸、三山来居于马洋，继又析一派，居于广业、清源东里之下林。后子徙宅于郡城之赤柱。
黄氏，古江夏人，居于广业、溪。宋时有中庸者为太常博士，其后子孙相继以甲第显名。
董氏，古陇西人，初自光州固始县辅王审知入闽，寻移于清源东里龙眉。今子孙迁于永福大樟，而龙眉有祠在焉。
谢氏，古陈留人，初自光州辅王氏兄弟入闽，继乃卜宅于来苏里何严。
吴氏，古渤海人，居于兴太里县市，其地因曰吴宅。其在满长者，乃国初始来此而占居焉。
罗氏，古豫章人，唐末始迁入闽，居于清源里之昆山。萧氏，古河南兰陵人，汉相国何之末裔也。初千夫长彦自光州固始辅王潮及审知入闽，守福州南台江，寻又移镇于永福瑶山寨。八世孙国梁宋乾道五年进士及第一人。元至正间，有德厚者赠文林郎，乃徙于清源东里之陈山。今散居和陵、腾芦、东井、利坝、霞州。
蔡氏，古济阳人，始祖用元，自光州固始辅王审知入闽，据泉州。仕南唐为司空，卜居仙游慈孝里蕉坑。五代孙襄登天圣五年首甲，仕至端明殿学士，谥忠惠。季子少传旻，迁于浙右。旻曾孙成，承叔祖特进伸公泽为仙游县簿，得临旧邑，因家干何岭之东曰东蔡。寻移灵川、东沙、崇福。暨我明太祖龙兴，有裔孙伯禄者奉天征讨胡元，既而底定，乃奉红牌屯种广业里之霞州，自是世居于此。
论曰：游洋自五代先，然犹蛇踪豕迹，未隶中原文献之风。天命入唐则胡马去不嘶，乃称次第归华哉，始有大姓占居其地。迨王氏自光州固始入闽，而一时仕宗宦族率从而南，则大姓大都横纵矣。地因人名，人附地显，命世宗儒冠时显吏，游洋特申焉。以上共计十二大姓。关于其迁居兴化的时间，除了吴姓不清楚外，最早是梁陈间的郑姓；明确指出是唐代的有方、林、罗三姓；指出在唐五代之际来居的有陈、董、谢、萧、蔡五姓；宋代的则有薛、黄二姓。显然，以唐五代之际来居者为多，如果加上唐代的三例，则有八姓是在唐五代时期迁居兴化的。关于这些姓氏迁居的原因，唐五代之际来居的都说是从王审知由光州固始到此；其他除吴、罗记载阙略外，均说是因仕宦来居。可见最集中迁居的原因为唐五代之际避乱。无论如何，来居者多仕宦宗族，诚如《兴化县志》的编纂者所言。其实上述大姓不过只是属于兴化县的大姓，莆田和仙游的一些大姓并未包括，如莆田的黄姓。我们在本文的前一部分涉及不少大姓，可以参照。
为了便于对明代兴化府宗族祠庙祭祖的状况有一个整体印？周华纂，崇祯间增补：《兴化县志》（本名《游洋志》），民国25年铅印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象，我们根据“汇编”的资料制成下表（见113页）。下表共计三十一个事例，其中推评事公墓，而并及先世诸墓，割租田以祭。”文中的训导、助教分别是宋友泉的曾祖和祖父，他们已经有祠，立斋系宋友泉的父亲，泉为其新设专祠，而且倡修大宗祠。可见宋氏近祖代代设祭，大小宗祠均有。此外，蔡襄的第三子蔡旻移居莆田东沙，为东沙蔡氏始祖。洪武年间后裔建立祠堂，嘉靖时毁于兵火，隆庆五年（1571年）重建东沙祖祠。
以上三十一个事例，涉及方、周、林、余、郑、蔡、杨、李、吴、曾、黄、徐、傅、陈、朱、柯、刘、宋十八姓，其中方姓二例、周姓三例、林姓五例、郑姓六例、蔡姓二例、李姓三例、傅姓三例，有两个事例以上的这七个姓氏除周姓中有一例系地方官所建外，各姓基本上出自同一始祖。也就是说，随着大姓的分衍，出现了不同支派的祠堂。如傅姓宋以来有族祠，明初创建的永思堂则祭祀祖父近祖；李姓分东墩、西墩两支，前者为大宗，后者为小宗，均有祠，而且李姓还有祭祀祖、父的家祠；蔡姓从蔡宅分出东沙支，二者都有祠堂；南湖郑氏是莆田最古老的宗族，除了广化寺的总祠，还有蒲坂的支祠等；九牧林出自莆田，兴化的林姓均以九牧为始祖；周氏西族总祠的名称就已表明还有支祠的存在；方姓既有大宗祠，又有小宗祠。兴化祭祖场所除了个别的总祠、宗祠外，一般叫作某氏祠堂。
兴化明代宗族祠堂与前代相比，在建筑地点上明显地脱离寺院而转向住所附近。“汇编”第77、101、131、136、376诸号的祠堂系家祠，就建于居所旁边。其他祠堂多建于祖先故居或系族人遗产改建。林氏、郑氏的祠堂与寺院有关，都是沿袭传统。明代兴化宗族祠堂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为祖先设龛，而不局限于祖先影像，一般是设置五龛。
表中有祠堂建成时间的共三十二例，其中明初一例、洪武一例、永乐二例、宣德一例、景泰一例、正统一例、天顺一例、成化七例、弘治四例、正德五例、嘉靖五例、万历三例。从成化开始事例明显增加，其中成化以前九十七年共八例，大约平均十二年一例；成化至万历一百五十五年共二十四例，大约平均七年一例。显然，明代兴化宗族修建祠堂兴盛于成化以降的明中叶，即从15世纪后期开始增多。而嘉靖初年以后祠堂事例减少的原因是嘉靖三四十年间倭寇对福建的军事袭击。特别是兴化的壬戌之难，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攻陷兴化府城，不少宗族祠堂毁于战火。如徐氏祠堂为景祥寺檀越祠，“嘉靖壬戌郡城陷于倭，而寺与祠亦尽付诸灰烬之中”。倭乱影响了兴化宗族祠堂建设的发展进程。
兴化宗族祠堂的设置形式一般是族中绅士倡导、族人响应，共同完成，值得注意的是族长在其中的组织、领导作用。例如，《林氏重建孝友祠堂记》记载，唐朝因林氏孝友为其建双阙于门，且有祠堂。后祠毁，明代林氏在地方官的支持下重建，当时“族长理宗暨某等捐财协力，以成其事”。又如，《杨氏祠堂记》说，杨氏于明初新修旧祠，“时忌者讦其过侈疲民，没于官，其地遂为族之豪者所私。成化初，族长崇进、贵成等欲闻于官，乃复”。再如，《白塘李氏重修先祠碑》表明，李氏先祠经数任族长努力始成。永乐间李氏旧祠毁，“正统丁巳，西塘四世孙德文为族长，乃即厅事故址构祠堂至天顺甲申，嗣族长德怀又构前厅成化二年，岁在丙戌，故族长孟殷，贤而好礼，始以义起”，制定祠制仪节。还有，《沂山曾氏祠堂记》指出：“正德癸酉，太二玄孙烜、燧当岁祀乎承，痛先祠久弊，谋割金储粟以为祠。倡族之长佐，房之长植、杜，群而和之，属纲纪于燧。燧遂割五金，族共割八金，累息二十金而奇，积粟百十石而奇，经始于丁丑之春，比戊寅祠以成告。”？最后，《黄巷黄氏祠堂记》记载：“正德乙亥，主事子职方郎中巩谨承先志，谋之族之长尚义晟、宗孙增，合族属以相揆力，偕义以任，成于巩。”族长在建祠中的活动说明，兴化宗族的组织化程度是高的，像沂山曾氏的族、房长体系，白塘李氏的族长不断设置，都是显例。
除家祠外，明代兴化宗族祠堂一般祭祀始迁祖，多为唐宋时代之人。
明代兴化宗族祠堂虽有新创建者，但有相当数量是重建、重修，说明宗族祭祖有古老的传统和深厚的基础。宗族祠堂往往设置祭田，数量多在三十亩以下。
总之，明代兴化世家大族设置祠堂具有普遍性，它既出自祭祖的传统，也是明代中后期社会历史变化的反映。
明代兴化宗族的建祠实践与族祠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