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曾撰有一本名为《必要的张力》的“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集中探讨了科学范式的传承与更新问题。就此而言，库恩认为“常规研究，即使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从科学教育中获得的某种共识上，而这种共识又在以后专业研究的生活中得到加强”【9】，在他看来，“科学研究只有牢固地扎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才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10】，而“科学家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必须要受到一系列复杂的思想上和操作上的约束”【11】。显而易见，库恩所说的思想和操作上的双重约束自当包括学术范式的四个要素对学术研究所框定的理论预设，这用库恩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所谓的“精神定向”（mental sets）抑或理论“调节”（Einstellungen）。为了确定各学科共识产生的时间以厘定科学范式的创始年代，库恩还进行“知识考古”，掘出了以下事实：数学和天文学的“共识”完成于史前期，其研究范式也随之产生；力学、几何光学和生理学的部分领域，其范式的形成当从上古算起；其他大部分自然科学则是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初步形成共识而构成科学范式，比如物理光学在17世纪末，电学、化学以及热学在18世纪初，地质学在19世纪初。显然，这又与我国清代朴学家的意见达成了共识，因为当时的考据学家们认为“学术是一种循序渐进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勉力而行。有意思的是，库恩觉得本世纪在科学范式的创新上所体现的特点在少数社会科学中也第一次出现了部分的共识，而与此相反，中国的考据学却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即已有明确的理路，并随即建立了自已的科学研究范式，这种范式的影响之深远，可以说现代中国的诸多学科如古文献学、考古学等都从中吸取过不少的思想养分。
然而，时至今日，当我们试图摆脱生存经验的当下性造成的对历史的误读，取定一个距离适度的位置较超脱地审视传统考据学研究范式形成以后的那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学术的发展似乎已经偏离了自己正常的轨道，严重的失范和失语症困扰着整个学术界，空疏的学风泛滥造成学术资源的短缺，遑论对整个人类科学知识的增长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前辈学人曾经说道：“盖自道、咸以来，内忧外患，纷起迭乘，国人思变心切，旧学日遭怀疑，群盼西化，能资拯救。”【12】陈寅恪先生也指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遂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化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联系。”【13】自此以后，西学大规模地输入中国，使中国学术界为之倾倒。“犹如汉、唐佛教的输入极大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儒学面貌一样，西学也相当彻底地改造了国学。五四以后中国学术思潮变化的趋势，注定了旧国学不再占据学界主流的历史命运，而原来意义上的国学研究也改换上了西学的框架。中国学界的年轻传人一代比一代更需要克服‘转译’的障碍才能真正获得与传统对话的资格。”【14】当然，我们也不能单用“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来概括这时期的中国学界，因为这的确是不太公允的，况且在20年代下半期到30年代上半期，也出现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可以说，这10年的学术秩序和规范是对五四时期学界失范现象的历史性反拨，只可惜好景不长，玄想意度的学风加上非学术的信仰经验再夹裹着西学话语一时风靡学界，逐步拓宽了失范与失语顽症的传染范围，同时抽空了国学原初的文化元质，截断了国学研究对其传统渊源天然的依恋，这样一来，文化疏离感愈见增强，理论创新力愈难激活，学术研究全凭异域常识进行不太规范的操作，无根与无语相携而行，遂使中国学界陷入了被严重悬置的尴尬境地。
当然，审视历史其实质是在反思既往的选择，这是每一个今天面对未来都要进行的心智操练，否则便会丧失民族主体内在的文化品格。据此而综观中国学界现在的研究状况，有识之士都不免深切地感受到失范与失语所造成的疏离与痛楚。从“重建中国学术话语”的呐喊到“重铸中国学术品格”以及“中国学术话语的现代转换”这样的理性延伸，学界正试图剥离身上厚重的“白人面具”，清扫欧风西雨冲刷文化本土所留下的斑斑印迹，智性因为历史深度感的缓慢复苏正透过时空的冰凉直逼本土学术的活水源头，希冀从中掘出“毫无欺骗意图的文化元质”。显然，世纪之交这种冷峻的学术整容将给以西方规则为其筋骨的话语体系以有益的调整，中国学界也将踏上“回家”的艰难征程，从此在古今巨大的时空场中来回穿梭，捋清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的来龙去脉及其范式意义，为重铸民族学术品格寻找富于质感的归宿，同时在学科进步与历史变迁的双重轨迹之中不断地寻找新的话语生长点，用经过验证、质性很强、颇具可操作性的话语规则而深契于世界知识网络，为当代世界学术体系输送中国学者持久的关怀。因此，我们当下的学术选择应该是“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有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前此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只是“这种日趋专业化的趋势，对许多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单凭常识和灵感提问题的学者，将会是个严峻的考验”【15】。而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强调传统考据学的传承与更新，强调重建学术规范与本土学术话语，疗治学术失范与失语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不啻是理性思索与选择的结果，确定值得学界重视。
毫无疑问，中国学术体系的重构有赖于学术规则的形成，因为只有规则才可验证，并且富有质感，颇具可操作性，这样，体系的重构便转换成了规则的重构，这在当今的学术语境之下其实就意味着中国学术规则的传承及其现代转换。但是清醒的学者大概都会意识到，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因为在规则之上还有范式的问题，而范式本身又包括了精神信念、研究传统、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这四大要素，可见规则只是范式的一个下位概念。在学术范式的重构完成以前自然谈不上这种范式的现代转换，因此传承与更新互为因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代学者只有熟悉“家法”才能“根深”叶茂，推陈出新，拿出质地实在的研究实绩，促进人类文明成果的积累与增长，并为此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而一味地在失范与失语的悬置状态下进行学术研究，那倒真会陷入“游谈无根”的泥淖，难以自拔。对此，库恩曾经说到“历史强有力地向我们提示，虽然人们没有取得坚定的共识也能从事于科学实践——像从事哲学、艺术或政治科学一样——但是这种更灵活的实践不会产生近几个世纪我们所习见的科学迅猛进展的范式。”【16】这当然强调的是对传统范式的继承问题，但是如果囿于传统范式的理论预设而不相容于新知灼见也“不会产生近几个世纪我们所习见的科学迅猛进展的范式”。所以，库恩自然地问到：“一个科学家如工作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之中，而对于感知其它的重要传统又缺乏训练，那末他在专业领域里又能希望作些什么呢？”【17】可见传承是为了扎根于培育自己的科学传统，并从这种传统中陶冶出对该传统及其研究范式的坚定信念，但同时也要有多学科融合的视野，再辅之以新知灼见，这样才能促进学术范式的更新与发展。当然，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如库恩所说的那样，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至少对于整个科学共同体来说，在一个明确规定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范围中进行研究，看起来似乎比那种没有这种收敛标准的研究更能产生打破传统的新事物。这怎么可能呢？我想这是因为，任何其它的研究都不能这么容易通过注意力的长期集中而找到困难之所在和危机的原因，而基础科学最根本的进展却正是依赖于对这种困难和危机的识别。”
【18】考据学的传承与更新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于此已经昭然若揭，无需赘述。
不过，新旧范式的更新与更迭往往意味着一场革命，这也是今天提出“考据学的传承与更新”这个命题的价值之一。在科学史上，早期天文学群体的研究范式奠基于托勒密的地心说，后来又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所取代；在语言学界，“施莱歇尔范式”、“索绪尔范式”与“乔姆斯基范式”此消彼长，均以各自堪称典范的学术成就促使一代代的语言学家反思传统范式的功过得失，并为新范式的建立提供理论前提。纵观中国文论发展史，类似的范式追寻与反思也时有所见，比如齐梁之间刘勰“逆袭狂澜”，认为时人“竟今疏古，风味气衰”，究其缘由，盖因“文不宗经”，遂以“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拈出，视为规绳，其目的显然是要在“圆鉴区域，大判条例”进而重建话语规则、促进诗学话语意义的新质生成之前，作一番文论范式的寻绎与反思，而其要点一在“文心”——探讨文论诸家共有的精神信念和价值信仰，一在“雕龙”——重构文论操作模式和规则体系，也颇得“范式”肯綮，显然具有较高的文化与科学品位，因此朱东润先生谓之“深得文理”。但就现实而言，刘勰创辟的文论模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其进行范式革命所具有的学术洞见，因为没有这种洞见便没有他对文论范式的宏观寻绎，也就没有文论操作模式与话语规则体系的重构与建立，而大概只有这一点才对我们具有现实的启示。
苏渊雷先生曾在“学问的生命”【19】一文中指出：“学术以践证为本。夫理求讲明，践履始实；学贵解析，证悟始满。举凡孔墨微言、五天玄旨、希腊哲学、现代思潮，如何返求其真面目，如何重建其新体系；今古之异、汉宋之分、大小之辨、心物之争，如何融摄，一归至当？”这番话提出了三个颇具现代学术旨趣的重要概念，即一要“践证”，二须“重建”，三是最终达至“融摄”。“践证”二字在苏先生看来无异于“学术的生命”，其思想内核是“践履”和“证悟”，强调“知行合一”，但更突出实证精神，其间所流淌的不是某些学者所抨击的传统“价值理性”与现代“工具理性”之间对立的涡流，而是二者和谐密契的理论意绪。也许是出于学术价值的内在规定和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要求，对于践证精神，许多学者都有清醒的认识。成中英先生甚至提出在理论架构上要把广泛的文化应用性与理念实践性建立起来，以促进中西文化与学术“平等相通，相互丰富”的理论性与实用性融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博士认为“文化的辐射力量，需要通过实效发展才能感染人家”，如果只是观念和概念，不具操作性，就会造成“传衍”的困难，而中医强调“临床实验”，有可操作性，所以传衍不衰；龚小夏在“社会科学关于问题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经验性观察和研究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认为“在具体的经验性研究上，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在引进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如统计学、科学化抽样、计算机资料数据库的建立和大规模电脑数据处理等等——之后，进一步摆脱了传统哲学和人文学科的联想式的命题方法，从而将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更多地放到了实证的而不是假设的基础上。”【20】事实也的确如此，西方的文化精神就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内涵就是强调对真实的追求、对事实的尊重以及对成果的保存，这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因为科学的宗旨就是为了求知、求真，所关心的是事实而非价值判断，之所以如此，其深层的原因大概就在于价值判断具有排他性，而这又正好是和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两种根本态度，既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背道而驰的。因此，在求知和求真的过程中，践证精神就成了学术价值的唯一体现、学术生命的重要支撑。
如此说来，为了实现苏渊雷先生所提出的“践证”、“重建”与“融摄”这三个目标，相对于时下遂为流弊的玄想意度之虚浮学风，在重建中国学术话语的实际探索过程之中，我们理应将“考据学的传承与更新”这个命题纳入学术视野，并移之与“践证精神”相互映照，共同构成现实学术研究的学术品格和学理基础，这样才能有效地诊治失范与失语现象，完成中国学术话语规则的重建以及话语意义的新质生成，在“毫无欺骗意图的文化元质”得以廊清验证的坚实基础之上对其进行现代转换，并使之深契于世界学术体系，通过富于质感而颇具可操作性的话语规则实施“中西化合，相互推助”策略，为中西学术的熔铸与综摄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原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
【1】钱中文、龚翰熊、曹顺庆主编：《中外文化与文化》（2），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3－101页。
【2】戴震：《戴震集》（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2页。
【3】村濑裕也：《戴震的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页。
【4】村濑裕也：《戴震的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68页。
【5】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8】，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描写并解释经验世界，同时又实践着科学【6】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第267页。
【7】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第270页。
【8】张志扬：《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3－84页。
【9】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此处译文据原文作了改动。
【10】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
【11】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
【12】陈平原等：《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13】陈平原等：《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14】陈平原等：《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15】陈平原等：《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页。
【16】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9页。
【17】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9页。
【18】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1页。
【19】刘梦溪：《中国文化》（第8期），三联书店，1993年，第191页。
【20】刘梦溪：《中国文化》（第8期），三联书店，1993年，第1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