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也是一种人生；学者生涯也是诗；考据学承载着前辈学者的精神履历和心路历程，亦可激活许多精神话题，有裨于继往开来的学术追求和不可或缺的精神定位；有厚度的学术梳理非为雕虫小技，而是一种心灵的探幽访胜，自有深情远致。——作者题记《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辑）特地推出“考据学的传承与更新”专栏【1】，由叶舒宪教授主持，特邀了国内一批学有专攻、成果卓著的学者，结合自己的学术实践，着眼于传统考据学的创造性转化，探索现代研究方法的更新，对这一重大的文化课题进行了颇有价值的讨论，予人多有启迪。现就个人研习所见，也提出一些看法，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
以埋头书斋整理古籍为其基本特征的传统考据学肇始于古代经学的方法论，从校订经书、说解经义，到考究古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天文历法、声韵音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2】，主张以文字学为基础，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大义，反对“空言说理”、“轻凭臆解”而“求之古经”、“求之故训”。从本质上讲，所谓考据学就是一种实证科学，由于考证的目的是要“明道”，因此，考据学又可说是一种具有技术内涵的文化操作，尽管要求实事求是、摒弃任何的价值渗入，但它绝不是一种纯然客观的、与研究主体无关的技术操作，倘若没有文化意义的追求，传统考据学就不会因其独特的学术成就产生价值效应，而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因此日本学者村濑裕也认为：“起这种作用的考据学必须作为一种思想史的事态来处理，并且指出通常所谓考据学者的无思想性，其实也是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意识上的固有的思想现象，必须讨论其自身的思想史意义。”【3】在这位日本学者看来，考据学这种坚持“实证的科学的无前提”的立场，依据归纳的方法以确立严格的客观态度，是“通道”的首要条件，其促成因素有二：“第一，是对不顾事实根据，不以积累经验知识来充实自己的空疏高远学问的反命题；第二，是对要把‘自己的所谓理’普遍化合理化，强迫万人的恣意独断的形而上学的反抗”【4】，因此，实证精神便深深地织进了考据学者的一切研究活动。清代朴学皖派大师戴东原一生力破“人蔽”，曾说；“仆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同时指出：“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并且据以抨击汉儒宋人，说道：“志存闻道，必空所依榜。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弃。”在他看来，义理、考核、文章三位一体，“义理即考核，文章之源也。”【5】戴震本人从名物、度数入手以通经义，将其视为自己的看家功夫，同时资以淹博、识断、精审三端，颇具现代科学实证精神，直逼牛顿、达尔文，因此时人誉之“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有清一代，乾嘉以后朴学大兴，计有吴、皖、扬、浙四个系派，分别以惠栋、戴震、王念孙、引之父子和全谢山、章实斋等为首，蔚为大观。其时经学家十有八九兼治天算，力倡实学，陆续推出《晓庵新法》（锡阐）、《勿庵历算全书》（文鼎）、《慎修数学》（江永）等天算名著，为科学的实证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戴震本人更是富有科学精神，经年累月，从《永乐大典》中整理出了《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又精通古音，立音类正转旁转之例，从分析《广韵》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与韵类异同，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并且精于文字训诂，对古代名物考释也时有创获，以研究实绩为清代朴学提供了个案基础。总的来讲，基于传统考据学的实际成就，可以看出这种实证研究的理论要领是“淹博、识断、精审”，操作原则是“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要求“征古而条贯，合道而留余议”，反对“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6】，并将其悬为有清一代朴学家们共同的研究范式和学术信仰，因此而成为传统考据学的灵魂与精髓。
当然，考据学主要具方法论性质，渊源流长的践证抑或实证精神是其根本的理论支撑。在中国，从先秦诸子哲学，历秦汉晋唐宋元明清以至近代，两千多年来，践证精神通过知行观得以传承，终而奠定了经验式研究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崇高地位。比如孔子强调“学而知之”；墨子提出“言必有三表”，认为“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肯定经验起源与操作规则的认知价值；后期墨家在《墨经》中提出认知理论的精湛学说，认为认知程序分为三种，即“闻知、说知、亲知”；最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子力倡“参验”之说，而废“意度”之法，反对“无缘而妄意度”，主张“必缘理，不径绝”，亦即不能不经过“践证”而妄下断言，他强调“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要求“因参验而审言辞”，表现出了高度的践证精神；及至程朱标举“格物致知”，认为“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也肯定践证对于“致知”具有重要作用；当然，仅就方法论而言，乾嘉朴学则无疑是中国学术践证传统的高峰，其治学方法尤重探求研究对象的经验来源和操作含义，将践证精神推向了极致。鉴于乾嘉学派三百多年的突出成就，曹聚仁先生干脆明言：“没经过清代考证学的洗礼，是不配来读古书，谈什么‘复兴中国文化’的。”【7】延及近代，践证精神得以大肆张扬，顾颉刚的《古史辨》、王国维的《古史新证》、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徐中舒、董作宾等人的甲骨文研究前逾古人，后启来者，蔚开一代新风；至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将地下纸上打成一片”，后有饶宗颐先生再创“三重证据法”，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甲骨文字相互抉发印证，以求融通。从此，中国学术的科学肌理日渐发达，学术范式日益完善，学术信仰也渐趋坚定，为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学理基础。其实，仅就方法论而言，中国式的践证精神又和西方自古希腊以降一脉相承的实证精神不无相似之处。根据一般的看法，实证者通常认为所有的知识凡属真的就是科学的，但前提是这些知识要能描写可观察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这些现象出现的先后顺序。在西方，实证意识导源于经验哲学，其基本观点是：一，所有的概念都派生于经验，比如某一个语言表达只要通过语法规则而和某种可以经验的事物相联系，就具有指涉性而被赋予某种意义；二，声称可以表达知识的一切观点都依赖经验，并且可以验证。由这两个观点又衍生出经验哲学的三个特点：可验证性、可分析性和注重基本事实的科学态度。应该说这三个特点和考据学所体现的践证精神在内的理路上不无相似之处，因为二者都植根于对学术生命的深刻体认与把握，而不是空无依傍，流为空论。事实上，西方实证者的“经验”要素经由历史的演变，也经过了长期的训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康德的知性经验，罗素的逻辑经验，胡塞尔的意向性经验，到维特根斯坦的语用经验，斯特劳斯的结构经验，伽达默尔的解释经验，哈贝马斯的交往经验，德里达的解构经验，利奥塔的悖论经验，等等”的实证精神，维护着学术的生命，也正因为这样，经验性研究才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了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于是，我们看到，植根于践证抑或实证精神丰厚的土壤，在中国诞生了考据学，而在西方则有实验科学延绵至今，直接造成了人类文明成果的层累迭加，也对学术范式的不断完善与重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时至今日，我们再来反思传统考据学的现代价值，恐怕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到它所提供的范型意义。基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传统考据学渗透着实证精神的理论意绪，比诸于实际操作，再加上中西践证／实证观的交相融通，则可引出如下考据规则：
1.学术以践证为本，须求淹博、识断、精审，实事求是，不主一家；
2.征古而条贯，合道而留余议；
3.巨细毕究，本末兼察；
4.不依传闻以拟其是，不择于众说以裁其优，不出于空言以定其论，不据于孤证以信其通；
5.理求讲明，践履始实；学贯解析，证悟始满。
这些规则和下述18世纪末叶四库馆臣评判进呈书籍所依据的标准和尺度大致相似，表明相同的学术取向和研究范式，是为当时考据学者共同的学术话语和信仰：
1.是否正确使用文献和考证方法；
2.判断是否武断；
3.是否具有考证价值；
4.是否运用宋儒义理的思辨方法；
5.是否和专题性研究（实学）有关；
6.是否正确运用训诂方法；
7.有无发明创见。可见当时压倒一切的关注焦点是能否正确运用文献和考证方法，只有长于考证之著才会受到青睐，否则便免不了有“疏于考证”之讥。而且“有无发明”也是当时评判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准，比如四库馆臣即常用“无所发明”的字眼批评对科学知识的积累毫无贡献的明代学术著作，把实学称为探本知源的重要方法，提倡实证研究，反对崇尚“虚谈”的两宋经学。因此，从共时性结构考察，可以说以清代考据学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实证／经验式研究从本质上体现为内容广泛的学术范式革命，从而引发了一场全面的学术话语变革，通过笃实无遗的小学实践，考据学者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宋儒抽象思辨的学术理路和理论预设并据此确定考证的对象。这种理路旨在揭示义理形成与其范式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些可验证的规则，并不像宋儒那样力图建立涵盖全部人类经验的理论框架，以抽象思辩代替训诂考证，以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完善替代对经验性实证知识的系统研究。随着清代批评意识的复活，考据学者摆脱盛行了五个世纪的理学的羁绊，试图重构经典经学，并通过对传统儒学的实践性应答，使考据学成为一种自足性很强的学术话语，将之看作是发掘古典智慧的更为准确的来源。考据学者虔诚地相信经典儒学的完善以及重构经典智慧对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刻影响力，认为只有考据而不是思辩哲学，才是恢复三代之治的最可行的方法，这是他们投身于经典考据的精神支柱，并因此而将考据学推向知识理论体系的前台，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话语。新的研究范式的建立标志着既往知识体系的历史断裂和旧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解构性疏离。理论兴趣的淡化和思辨性知识的衰落，使考据学者在学术范式的历史性整合过程之中逐步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学术的进步有赖于新的研究范式的建立，而任何知识的积累与学科体系的完善又取决于考证方法的实际应用。
二
综观中国当代学术状况，虽说也有不小的进步，但就科学知识是否增长而言，由于内省直觉、玄想意度以及非学术的信仰经验之风的盛行，还不能说已到令人满意的地步。况且加上学术失范以及学术运作严重的失语，更给人一种悬置之感。无根的状态，无语的尴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似乎也已经处于与清代学者相同的境地，只有经过历史的反拔，尽力重建中国本土学术话语，并对其进行现代转换，力图建构新的学术范式，为中国学术提供肌理丰满的学理基础，或许才有可能提高中国学术的科学品位，促进学术的进步，以自己的研究实绩汇入国际知识网络，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力，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考据学所提供的研究范式以及学术理路便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因为它为我们实施学术整容提供了学理基础，于学界颇有启示。
所谓“范式”就其一般的理解是指“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共有的精神信念和研究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要而言之，学术范式应包括四个要素：精神信念、研究传统、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其本质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学术价值。在这四个要素之中，精神信念和研究传统关乎文化与科学品位，而没有这两个层面的准确定位，理论模式以及话语规则的构拟与重建就会失去历史深度和丰满的肌理，因此研究范式的更新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就历史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