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介的生存、发展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而社会生态环境（包括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传统等）决定了传媒的体制、运行模式、发达程度和发展方向。
新闻媒介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必须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不论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社会环境的变革必然带来媒介的革新或变化。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26年中中国的新闻改革蓬蓬勃勃、多姿多彩，有学者曾用“三次跨越”来形容：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1978-1982年）；重新认定媒体的功能（1983-1991年）；重新认定新闻媒体的性质（1992-2002年）。而从社会进程的历史来看，这种种变化应该看作是社会变革推动之下的必然产物。
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最大的特点是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同步，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同时伴随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中国新闻媒介的改革正是在这种宏大、深远的社会变迁中展开的。社会变革的力量深深影响、左右了26年来的新闻改革——其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社会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是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媒介信息热的直接动力。向市场经济转轨必然导致决策主体的多元和决策权的分散。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掌控几乎所有的资源，而随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国家权力下移，“社会资源一方面从国有体制向外分散和转移，另一方面在国有体制内从上向下，向地方、单位分散和转移”。农村实行生产承包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崛起，国有企业改革层层深入，中央政府权力向地方下放26年间，“国家放弃或部分放弃了改变了一些社会资源的占有和直接控制”，这意味着社会决策权的分散，政府、企业、家庭、个人都成了握有决策权的决策主体。政府负责宏观调控和监管，需要了解社会变动和政策施行的反馈信息以便及时调整宏观决策；分散的千百万个家庭需要了解国家的经济形势和与百姓生活相关的方针政策，以确定自己家庭余钱的投资去向；至于企业，无论什么所有制，都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作为独立法人和市场竞争主体，更是迫切需要确知市场行情和外界变化，以便作出正确的决策；独立的个人，在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机制逐渐兴起的情况下，要了解社会信息以作出最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决策。市场经济使决策主体多元，使决策成为必须，而每个主体要作出趋利避害的决策就需要信息，信息越快，决策越及时，信息越充分，决策越准确。
“变动产生新闻，关系决定需要”。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封闭，对外联系少，社会自发的信息需要难以兴盛。而自1978年至今中国社会在26年中经历着转轨与转型同步的巨大变革，整个社会处于较剧烈的变动期，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可能涌现出新的事物、新的现象。同时，国门洞开，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交往日渐频繁，这就带动、引发了受众强烈的信息需要，使之急欲求新、求变，及时、准确了解外界最新变动。有调查表明，对国际新闻感兴趣的受众已从20世纪80年代集中在知识分子阶层，转而到90年代延伸扩大到很多农村受众。
经历了1978年后几年的拨乱反正，80年代后媒介兴起信息热，一大批以信息传播特别是经济信息传播为主的报刊纷纷创办，电台电视台也积极开办以信息服务为主的栏目，后来又涌现出经济广播电台等新型媒介，彻底改变了“一报两台”（一家党报、一家电视台、一家广播电台）的固有格局。在理论上，媒介以信息传播为首要功能得到事实上的确认，中国的新闻媒介开始以强调信息量来争取受众、赢得市场。而媒介的这种变化正是建立在社会变革衍生出的信息需要的基础上。
其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开启了媒介大众化浪潮，使媒介真正走向大众。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前，中国的新闻媒介严格说更多停留在宣传机构的地位，在受众面前更多是教育者、宣传者，离真正的大众传媒尚有很大的距离。
转轨与转型的目的就是实现现代化。而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化过程实际是一个世俗化过程”。中国人摆脱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思想禁锢，从泛政治化的阴影中走出来，长期压抑的个人意识觉醒，加上生活条件的改善，百姓开始关注个人的利益、尊严、权利，关注自己身边的生活和周围环境的变化，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享受生活：“温饱了，太平了，人们想读一点短小、轻松、有趣的东西。想换换精神，想找点东拉西扯的、或渊博、或新奇的谈话资料，想知道点更富有凡人的生活气息的新闻或知识。想把弦松一松”。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后期，大众化浪潮此起彼伏。在报业内部，90年代初期兴起周末报热，90年代中期是“软些、软些、再软些”的晚报热（从80年代末40余家猛增到180家），其发行量达到日报发行量的1／2。90年代后期一方面都市报异军突起，以市民报纸自居，以服务市民为口号，走彻底平民化、大众化的办报之路；另一方面一大批时尚、休闲、娱乐、生活服务类的报刊（如《精品购物指南》、《申江服务导报》等）在大都市盛行不衰。
大众媒介的兴盛和媒介的大众化，使中国媒介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亲近普通人，走向了普通的市民。中国媒介真正“发现了”受众，开始认识受众的意义和价值。
其三，市场经济的成熟和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多元为媒介市场的细分奠定基础。
市场的深入和成熟的过程也是市场规模扩张和范围分化的过程。随着企业数量的增长和产品供应量的丰富，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激活了企业间竞争，进一步刺激和加速了企业间的分工，迫使企业从无差异市场转向差异性目标市场，不少企业进而选择范围更小的集中性目标市场，它们不再追求在整体市场上取得较小占有率而是在一个或几个小市场上拥有较高市场占有率。与此相应，经济的发展使群众的消费能力迅速提升，消费需求差异增大，消费者需要更有针对性甚至是个性化的服务和产品。这时广告商向媒介投放广告必然更看重针对性，而不是仅仅看重节目整体受众的占有率，“广告主希望他们的产品或服务与一个十分确定的受众群相匹配”，力求投入的每一分钱都不至于浪费。广告商努力寻找与自己目标消费者相当的节目受众群。对媒介和媒介信息服务，节目制作也就提出了更多的专业性。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进程在社会结构层面使中国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化，社会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一方面，在旧有的社会群体内部裂变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如在传统的农民群体里，已分化出农业人口、农业工人、农民企业家、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乡镇企业经营管理者等；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群体外部，产生许多新兴的阶层，如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雇员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报告中，将当代中国社会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等10个阶层。
群体的多元与分化必然带来受众兴趣和信息需求的多样性，不同身份、地位、性别、地域等群体或个体差异造成的信息选择差异开始凸现，共同兴趣点减少。
这样，转轨与转型同步引发的社会变迁使受众群体的信息需求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群体差异性。反映在媒介变革中，就是面向市场的媒介，要在竞争中求胜，必须研究并适应这种需求变化，在细分化市场中求得较高占有率，从雅俗共赏走向雅俗分赏，从大众传媒中分化出部分小众化、窄播化的传媒。进入20世纪90年代至今，IT专业报、白领休闲报、财经专业报的兴盛，广播电视业中的专业化潮流都可看作是媒介对社会的适应。
对受众而言，得到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信息，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对媒介自身的改革而言，中国媒介逐步进入细分市场的争夺，有助于媒介分层、分向发展，同时有助于净化媒介竞争环境，避免过于集中的市场争夺导致的媒介庸俗化倾向。
其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为媒介性质重新认定开拓了道路，从而也为媒介体制创新奠定基础。
一切改革都首先需要理论为其正名。新闻媒介属于上层建筑，生产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精神产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逐渐改变了这种单一的性质认定，确立了媒介的产业属性。
从1978年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经历了14年：1979年只提“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1982年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1987年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确立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之相应，媒介产业性质的确定也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1978年前后，体制变革的效应开始反映到媒介性质上，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北京8家报纸试行企业管理，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教育、文化和广播电视事业均列入第三产业。1988年前后，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报社、期刊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开启“媒介可以办公司”的先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新阶段，中国传媒业开始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经济能量。199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全国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基本思路》，把新闻业（报刊和广播电视）列为“文化、体育事业”，同时提出要遵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原则，这事实上也等于承认了传媒是“生产性组织”，具备产业性质。
这些最终确定了中国新闻媒介的双重性：既具有上层建筑属性又具有信息产业属性，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新闻媒介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无条件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事业性质”不容动摇；但在经营上可以实行“企业化”管理，媒介要自负盈亏、依法纳税。
媒介双重属性的认定为媒介的产业属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的新闻媒介可以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展开各种各样的经营活动。广告、发行、多元经营等，一度中断的传媒经济成长之路重现活力。传媒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至今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引人注目的新的增长点，媒介经济实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1981年全国广告经营额只有1.18亿元，2003年底已超过千亿元，年平均增速达40.2％；1991年全国广告经营额还只有35.09亿元，1992年猛增为67.87亿元，1993年更增达134.09亿元，1995年为273.27亿元可以看出，双重属性特别是信息产业属性的理论突破极大地解放了传媒业一度被压抑的生产力，短短10年，中国的传媒产业迅速成长起来了。当然，随着传媒的发展，仅仅用“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已远远不能适应传媒经济的拓展，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成为新世纪的任务。
在2003年6月举行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李长春同志特别强调：要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和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全面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更加清晰。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程度和范围都将前所未有，相信这将为传媒业的制度创新奠定基础。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20多年来政府很少自上而下制定统一的改革纲领或文件（特别是1981-1996年的15年间），但新闻改革却如此蓬蓬勃勃，从理念、结构、内容到媒介经济实力都焕然一新，其最大的原动力来自于社会变革产生的需要。由此出发，不论总结过去的改革或展望今后新闻改革的路径，都必须放在中国社会演进的背景下，或者说，中国新闻改革的目标必须符合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