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电视片把我作了平面化的处理，其实任何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心情问题。对我而言，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为了释放自己。当然，释放的不是你们文化人老喜欢说的欲望，而是一种角色的压抑。我每天必须面对的是企业上千个员工，以及身后的美国老板。我每天也会问自己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生产的皮件产品中有的有市场，有的没有市场？为什么同样的产品，别人有市场，我们没有市场？为什么我们的产品在欧美有市场，在国内没有市场？然后是围绕着产品、市场的一系列营销设计、数字统计、报表分析；再然后是一连串的客户外交。和每一位客户打交道都难免会去一些休闲娱乐场所，于是，我的秘书会事先为我设计好相应的地点和礼仪：或是在五星级宾馆的酒吧、或是在古镇的茶馆、或是在豪华的酒楼、或是在路边的风味小吃摊、或是在大剧院的包厢、或是在家里的客厅，等等，等等，甚至在海南沙滩旁的海底。所有这一切都是按客户的性质和心情事先设定的，而不是我自己意愿中的。在老板、秘书、员工和客户之间，我是一个总经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角色的互动，而非个性的交往。久而久之，我会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编制好的程序，一个高级、复杂、豪华的程序。
叶：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为了逃离。董：有点！在这里，谁都不认识你，没有身份、没有角色，你是自由的。你有没有觉得，disco的舞姿特别简单，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情动作，不像交谊舞，有规定的舞姿和必要的礼仪，在这里，一切都简化了。你没有脱离人群，却有一种卸下面具的轻松感。
叶：这似乎就是沃思所说的大都市的一个特征：匿名性。人和人挤在一起，却又互不相识。但匿名性在带来了自由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孤独，在这里，你依然没有真情的交往和个性的相契，你只是“孤独地走在人群中”。即使有一些交往，也是暂时的、零碎的，明天早上，你将匆匆赶回角色中。
董：暂时也好，临时也罢，总比老是“孤独地走在角色中”强。
叶：你有没有觉得，当你逃离了一种程序，又进入了另一种事先设计好的程序——你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依照给你的音乐跳舞，跟随统一的节奏释放情绪。你有没有觉得，周围的景象，包括镜子的设计、DJ的调动和领舞者的煽情，决定着你的情绪。你依然是不自由的。
董：如果说这是一个程序的话，就是一个颠覆性的程序，把另一个刻板的程序拆开了。这是一个心理节奏的问题，人不能始终生活在一种固定的、清晰的工具理性里，需要感性的转换。这也许就是你所研究的“大众文化公共空间”存在的意义。再说了，在这里，我也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乖乖就范，他设计他的，我会依照自己的心情释放自己，遵循自己的逻辑展示个性。如果说，Rojam就是一个程序，那就是一个在不断地被破坏着的程序。
叶：也许，被破坏就是它的成功，商业上的成功。
董：它成功它的，我成功我的。互惠互利，双赢么！
叶：被破坏是因为遭到了像你这样的“病毒”的袭击。
董：像我这样的“病毒”多得是，你看，那个独自藏在幽暗角落里的女孩，一整个晚上都坐在那儿，漫不经心的样子，或许就像你一样，在冷峻、严密、超然地审视、批判着“深陷在迷宫中”的狂欢人群，思索着拯救他们的方法。
5.关于交谊舞厅的一次访谈
被访者：史女士，40岁左右，高中毕业，下岗职工。
蓝先生，60多岁，高中毕业，退休职工。
访问者：叶中强
地点：“巾帼园”舞厅二楼咖啡室，天平路245号
时间：2003年10月5日
叶：你们好，你们是“巾帼园”舞厅的常客，一定知道它的“历史”，熟悉经常到这里来跳舞的人群。
史：是的，大约在七八年前（1995年——笔者注），巾帼园和北京路泰兴路上的华夏舞厅（丽都舞厅旧址——笔者注），是上海公认的小白领们和其他年轻人最集中的地方，每晚八点，那些互不相识的青年男女都会蜂拥到这里，特别是周末，为了照顾他们的夜生活，巾帼园特地加开了11点钟的“晚晚场”。大概在2000年左右，小白领们去了酒吧、KTV和disco舞厅，这里就主要留给我们这些年龄层次和经济条件的人了。
叶：我注意到舞厅里跳舞的人大多数都在中年以上，而且舞技远远超过那些少量的年轻人。
史：是的，那种张扬的disco舞姿已不适应我们的年龄，至于舞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80年代交谊舞热的参加者，算是有一点积累吧。
叶：到这里跳舞的大概有那些人？
蓝：什么人都有：从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到下岗人员、外地民工，但经常来这里的，大多数是工薪阶层，而且低收入的居多。其中有不少是离异的男人或女人，离异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那些常年在底层工作的男人，人到中年，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不再有什么进取心，有一天是一天地挨着过日子。女人对这种处境很不满，要么主动请求离婚，要么在这里和自己想象中的人共舞。如果碰上自己喜欢的，经济条件好一点的男人，说不定就跟着走了。你别看这里的男男女女挺洒脱的样子，其实内心里面有一肚子酸水，所以总是有不少老面孔时常出现在这里，反正是五元钱的门票，有许多舞厅的票价还要便宜，时常来还是消费得起的。
叶：新百乐门舞厅开张了，许多老舞客都说，新百乐门挽救了上海的交谊舞业，你们会不会去光顾一下？
蓝：我去过新百乐门，只是觉得那儿的一切很不真实，反倒是在这种地方才能看出生活的本相来。
叶：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你们为什么喜欢经常来这里。
蓝：说不清楚，在这里，我觉得很自在。反正退休了没事干，按照我们的经济条件，又没有更多的地方可去。每天吃过晚饭后，从家里慢慢地逛过来买张票，喝上几口茶，在旁边看看，偶尔也动动，到舞厅关门后再慢慢地踱回去，差不多就可以上床睡觉了。这几乎成了一个习惯，可以说是风雨无阻。一来消磨时光，二来觉得这里有看头，而且有许多熟人，在一起聊聊也算是一种乐趣。
叶：史女士呢？
史：当然是为了锻炼身体……，（沉吟片刻）但更多的是为了一种“感觉”。实说了吧，我丈夫的事业和收入都还不错。我下岗后，生活上倒是马马虎虎过得去。但自从丈夫有了外遇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自卑到极点：又下岗、又遭弃，真觉得自己已经人老珠黄不值钱。后来，还得了抑郁症，整夜整夜地失眠。但自从跟朋友来了舞厅，仿佛一切都变了。在这里，我的外表和舞姿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在这些关注和议论中，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漂亮，还充满着活力，这是一种和在家里、在丈夫面前完全不同的感觉。被丈夫忽视的一切，在这里却像被放大了似地得到认可。这种感觉你会轻易放弃吗？经常来这里，除了锻炼身体，就是为了这种感觉。久而久之，我越来越在乎这里。每次来之前，我会不由自主地精心打扮自己，像去赴一个重要的约会。我不会像蓝先生说的那样跟着有钱人走，钱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确切地说，我经常来这里，是和自己约会。
四、结语：一次从舞厅话题开始的访谈
被访者：孙绍谊，美国南加州大学亚太媒体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访问者：叶中强
地点：唐韵茶坊，衡山路199号
时间：2003年10月11日
叶：你如何看待以上三位舞厅参与者的心理世界？
孙：从各自的心理背景来说，前者（董先生）表现为一种典型的大都市通病，现代都市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分工理性、工具理性渗透在人际交往关系中，因此，一些西方学者把大都市的社会关系，说成是依据分工而定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很少有真情和个人化的交往。非个人化，是大都市交往关系中的一个典型特征。我们可以在美国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一批学者的论著中，看到大量有关的实证性论述。在许多旁人看来，董先生的心理病有点奢侈，但我却觉得这正是最易被人忽视的一种都市社会病，disco俱乐部对董先生而言，至少提供了一种心理补偿。至于后两者，（沉默良久）我觉得他们目前的社会地位和处境，应该说是游离于社会中心之外的，属于国内学者通常说的社会困难群体，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精神需求，有参与社会交往的心理渴望，并且，他们根据自己有限的能力，在可以到达的空间范围里与人交往，在人群中寻找、建立属于自己的自尊和自信。史女士的话给我特别强烈的震撼。
叶：是的，我们的文化研究者，现在还很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功能和意义。
孙：政府部门的研究也不够，他们把大都市文化发展的主要思路放在了如何聚纳外来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外来者上，这当然是一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思路，具有无可非议性。但经济和社会应该协调发展，政府部门应该更关心社会大众的文化分享问题，在文化生产面向市场后，由于消费层次的高低，会造成文化资源分配和文化分享的不均衡状态。在国外，许多国家政府十分注重文化发展中的公共性问题，这种公共性，并不仅是指消费意义上的平等参与——即只要掏钱均可享受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更是指文化的社会分享程度，消费并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分享。他们往往通过税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为公众提供低价格或零价格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叶：除了形式分享之外，还有一个内容分享问题。
孙：是的，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设置上，我觉得应更尊重、理解市民社会的生活逻辑、正当的世俗欲求和文化审美习惯，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再进行积极的引导和提高。而不是先摆出一副先进文化代表者高高在上的姿态，忽视大众社会的精神需求和心理渴望。
叶：这正是我接下去要和你讨论的问题，你如何理解大众文化、都市文化和先进文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难题。
孙：这个问题该我问你。
叶：这是一个仍然有待仔细研究的问题。但我认为：上海大众文化是一种与都市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特殊文化形态，它在本质上是现代物质生产、消费过程及由此导致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它构成了都市文化最基本的内涵和一座城市文化金字塔的底座。此外，任何一种称得上是先进的文化形态，它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即在于它与时俱进的创新力和包容性；在于它有能力不断地把新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新生活方式和新文化要素纳入自己的建构体系。如果狭隘地把先进文化仅仅理解为一种政治文化，忽视大众文化和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互补作用，将人为地削弱“先进文化”的社会基础和亲和力。
孙：就以你的话结尾。
叶：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