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四五世纪是一个纷争的年代，在中原大地诸侯割据，战争不断。今天这个国家吞并了那个国家，明天又被别的国家瓜分。然而，处在四面群山之中一片平原之上的开明王朝却是一派升平景象。蜀地的富饶，成都平原的肥沃和丰富的物产都使秦岭之北的秦国虎视眈眈。在所有国家中秦国的野心最大，它想称霸天下，首先看中的是巴蜀这块战略要地。只可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要想征服巴蜀必先修一条道路。秦惠王时，他派人对蜀王说有一条石牛能拉出金子，并愿意把这条石牛送给蜀王，只因道路阻隔石牛无法送到。蜀王贪财，又不知这是秦王的计策，便派遣大批壮丁去修路，所有的壮丁都死在修路之中，最后只剩下五个壮丁，因而这条路就被叫做五丁路或金牛道。
道路修好后并没有石牛送到蜀地来，反而引来了大军。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领军队沿金牛道一路进攻蜀国，没有这条道路大部队就不可能从秦岭入川，正因为有了这条道路秦军不到三个月就攻进了成都，灭掉了蜀国。张仪修建了成都城，灭掉巴国后又修建了重庆。巴蜀在秦以前毕竟是文化落后之乡，秦统治巴蜀之后“秦移万家入蜀”，将巴蜀之地当成了流放之地，一切对秦的统治带来危害的人及许多关中富豪都被流放蜀中，这些人的到来使富裕的蜀地在经济繁荣的同时，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公元前228年，秦灭赵，这时中原的许多富豪和工匠也大批迁徙进入蜀地，他们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也带来了先进的工艺技术，最主要的就是金属冶炼技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赵国的冶炼大户卓氏，整个家族都辗转徙蜀，来到成都南边的小城临邛，在这里重操旧业，成为蜀中，乃至全国最大的冶铁大户，一时富比诸侯，其女卓文君与蜀中才子司马相如还闹出了一场千古传颂的爱情绝唱。
秦国的这次大移民在成都历史的进步中作用非常重大，与其说这是一次技术革命，不如说它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在秦统治蜀地以前，巴蜀大地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原文化领地，它其实只是中原文化之外的一处文化孤岛，经过秦国的这次大移民将中原文化注入到巴蜀文化的血管之中，从此确立了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大融合。蜀地不再是落后的西南夷，特别是成都平原，从此成为与中原平起平坐的富饶之乡。在历史上的某些阶段，成都平原的生产力水平甚至超过中原，其文化影响力不断彰显，使成都平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面彩旗。
成都人一向以自己的蜀方言来界定自己，并以古蜀先民的后裔自居。这一传统认识却被一些学者的调查打破。原来成都是个最彻底的移民城市。成都人中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外来户。成都人上溯两代、三代、四代几乎都是外来血统，换言之，今天的成都人已极少有土著，剩下的三户五户也完全被移民浪潮淹没。这一点很重要，对于研究成都人的习性是个重要的佐证。
成都的土著大多身材矮小，皮肤黑黄，眼睛比较凹，鼻梁比较塌，嘴巴比较大，而今天的成都人身材高大，皮肤细腻白嫩，长相俊美，特别是成都美女早已名扬天下，使外地人大为惊叹。这就是移民大融合的作用。
成都人在惊讶之后不禁要问：我们来自何方？！自秦大规模移民蜀地后另一次大规模的入蜀行动发生在三国时期。被打得四处逃窜的刘备来到隆中拜访了诸葛孔明，得到卧龙先生指点迷津，告知三分天下，以西川为基本，可以抗衡江南和中原。其实刘备的先祖刘邦就是这么干的，当年刘邦被项羽赶进巴蜀，刘邦就凭借巴蜀之本成就了帝业。据说刘备从荆州而来，带领庞统、黄忠、魏延诸将，统兵五万经江州（重庆）、垫江（合川）至诸城（绵阳），不久攻占了成都。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张松，其人狂妄自大且丑陋无比，却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不仅将西川的地图献给了刘备，还作为内应给刘备大军以极大的帮助，这就叫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另一路诸葛孔明率领张飞、赵云诸将领兵三万也来到蜀中。刘备是在公元214年取成都，于公元221年称帝，他从荆州带来了近十万之众，而当时蜀中的人口也不过区区九十余万。到公元263年邓艾大军兵临成都城下，完成了三国归晋的重要一步灭蜀，在刘备父子统治蜀地的四十余年的历史中诸葛孔明苦苦支撑，以九十余万人口的小国同拥有数百万人口的魏国抗衡，诸葛亮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能如何。
刘备入蜀带来的不仅是军人，还有大批文人、谋士、工匠，当时追随刘备的百姓也不少，他们将江南、中原的文化、技艺、生活习性也带了来，使成都成为偏远的繁华都市。自古以来，在中原人的眼中巴蜀就是“锥髻左衽”的蛮夷之地，正是经过这一次次的大移民才使成都可与中原看齐。
公元298年，关中地区大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十几万流民入蜀；西晋东晋时，四川南边的犍为郡等州县大批僚人入蜀，光成都就迁徙了三千多户，整个入蜀的僚人约有十多万户，五十八万多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外族人与汉人的大融合不仅对蜀文化的形成有重要的关系，甚至于对蜀人体格的影响，对蜀方言的发音等都有重要的关系。
在成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移民就是“湖广填四川”。湖广填四川早在元末明初就已开始。南宋后期，四川成为抗击元军最后的堡垒，战争持续了半个世纪，至今在成都的金堂云顶山上还保留着一座石头城，在数十年的抵抗中一直顽强坚守。川人在这种抗争中死难无数，这最终导致人口锐减。到了至元二十七年，四川在籍人口数仅有61万，比三国时的九十余万更少，不及南宋嘉定十六年时660万人口的十分之一。成都平原的肥田沃土之上一时显得十分荒芜，田地无人耕种长满杂草，这时元末红巾军起义，湖北随县人明玉珍率军入川，建立了大夏国。他带来了20万农民起义大军和大批农民，这无疑给荒凉的四川注入了新鲜血液。在以后的岁月里，两湖一带战乱不断，大量湖广人陆续移民四川。到了明朝初年的洪武十四年四川的人口已由元末的几十万上升到146万，明朝时四川人口最高纪录达到410万之多。但到了清顺治十八年时，全省人口仅存约八万人，全省人口数位列全国倒数第三位。巴蜀大地已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境地。成都、重庆、叙州、马湖所属人口仅有百十而已。这是一种千里断炊烟的景象，无数的良田都变成了荒冢，村庄也成了残垣断壁，川西平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大粮仓之一，一旦荒芜给中原大地和关中平原带来的压力是无法承受的，所以，历代帝王对移民四川都十分重视。
成都历史上多次被攻陷，但真正遭到的灭城之灾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攻陷成都，进城后便进行了惨烈的屠城。当时成都已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元军杀了多少人根本无法计数，“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成都的城民被一批批抓去处死，尸体堆积如山，以至于在城外很远就能闻到城内散发出来的尸臭。只有少数人逃出城去，跑到四川边地的群山之中躲藏。元朝统治的八十余年，成都几乎就是一座死城，商业凋敝，所有史书上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载都是一个惨字。
到了崇祯十七年，张献忠杀进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他在成都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杀人，第二件是劫财。经过明朝中期的恢复，成都又现繁荣，积下了无数的财富，张献忠搜刮的财宝装了几十条大船偷运出城，关于这一段故事将在另文中加以叙述，这里着重记录的是他的屠城行为。张献忠所作的“七杀碑”写道：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种充满杀气的碑文不管它是出自野史还是正史都可感到那种从历史的深处传来的恐怖和悲凉。张献忠是个杀人狂，除了有其历史原因之外，还有精神方面的毛病，否则，无法解释他的残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