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制度下，土地兼并不全是生产效率竞争的结果。在农耕社会，土地是财富，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维持生计的基本生产资料。在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进行生产劳动的情况下，土地经营的效率实际上差异微小。普通农户要获得增持土地的资本，需要起早贪黑地勤勉劳作和节衣缩食地辛苦积攒，而结果也不过是几年后能够攒够购买三亩、五亩田地的钱财。而且，这种土地买卖还必须满足这样的前提，即当一些人因为具有与较别人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具备购买土地的能力时，还必须同时恰巧有其他一些人因比别人的生产效率低而陷入破产境地，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田地。在封建土地制度下，这个前提并不是总能得到满足。首先，在土地经营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提高生产效率的结果不过是自己在田地上的收获比他人多一些，剩余比别人宽裕一些，不会直接导致别人的破产。其次，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资料，对于农民来讲是维持生计的根本，即使自己田地产出比别人少，只要还能继续维持生计，他也不会轻易将田地出卖。对大多数自耕农来讲，出卖田地的理由一定是他濒于破产或已经破产了。因而，在封建社会，发生在自耕农之间的土地买卖行为必然是分散的、零星的。通过自耕农之间的土地买卖实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集中，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由辛苦劳作而上升为地主，只能是大多数自耕农的理想。当然有最终实现这个理想的自耕农，但必然是极其少数的。封建土地制度为所有的自耕农都提供了通过积累获得土地的可能性，但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对于自耕农来讲需要很好的运气，因此不过是借此维系农民在自己土地上辛苦劳作的精神鼓励罢了。
土地兼并本身是一种商品买卖行为，在纯粹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需要遵循自愿和等价交换这两个基本原则。在封建社会，如果完全遵循这两个原则，则大规模土地兼并发生的几率是比较小的。汉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加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除了依附于土地，务本农作，别无其他生计，故农民自愿出卖土地的愿望是很微弱的。土地交易的等价交换在没有权势干预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进行。但汉时的土地兼并却大多有着权势的背景。土地兼并的主要力量是王公贵族、官僚、豪强和富商，这些人或凭借自己的权势，或与权势勾结，在土地交易中强买强卖，低价掠夺他人土地，聚敛财富，土地等价交换的原则对于他们并不适用。这就导致了汉时自耕农的大量破产和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急剧膨胀，社会矛盾激化尖锐。因此，汉时的土地兼并，与其说是经济问题，还不如说是社会问题。
在封建社会，因不堪赋税而致农民破产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是造成土地兼并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在“轻徭薄赋”的汉初，农民所负担的赋税也十分沉重，地方官吏往往不会贯彻中央政府关于课征税赋的规定，而私自加征，中央政府对农民税赋的减免，变成官吏中饱私囊的机会。文帝时晁错说过：“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董仲舒也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当然，在汉初，中央政府对官吏的横征暴敛还是有所约束，老百姓也因此能够在相对宽松的税赋下休养生息，促成了汉初“文景之治”繁荣局面的出现。
对于权贵豪强来说，依仗特权强取豪夺农民的土地是最简便、最直接的方法。在汉代，关于权贵强夺民田的记载很多。《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虽然“贱强买民田宅”可能非萧何本意，但利用盛行于权贵之中的土地兼并规则，则使萧相国融入权贵主流，并最终得到皇帝的首肯。《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载：“王又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有司请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许。”又载：“（淮南王）王后荼、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后汉书·窦融列传附曾孙宪传》载：“宪恃宫掖声势，遂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后汉书·宦者列传》载：“桓帝初为中常侍，（侯览）以妄猾进，依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又载侯览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他见“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可见，权贵在土地兼并中的不法行为因各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最高统治者默许的。这样，权贵之中兼并土地的情况就蔚然成风了，连皇帝也不例外。《汉书·五行志》载：“（成帝）崇聚票轻无谊之人，以为私客，置私田于民间，蓄私奴车马于北宫。”《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称东汉的灵帝“又还河间，买田宅，起第观”。
汉时，豪族地主占地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东汉仲长统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又说：“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如果说官僚贵族兼并土地靠的是在政治上的特权和国家暴力工具，那么地方豪强则依靠的是其豢养的所谓“豪猾之民”，这些豪猾之民甘为豪强爪牙，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后汉书·酷吏列传》说：“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地方豪强的势力甚至超过了地方政府。《汉书·酷吏传》载：“济南
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忤，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地方豪强凭借私家力量独霸一方，毕竟为国法所不容，汉初就多次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将地方豪强从其故地迁徙至关中，同时也要将那些“豪猾之民”一并迁徙，甚至杀戮。这样，地方豪强就必然寻求权势的庇护，与权贵相互勾结，互为表里，官僚大地主的形态也因此产生。武帝时，燕相灌夫罢官家居，“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波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颍川儿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这是依仗权势余威而为豪强大地主的典型事例。还有以外戚腾贵的，东汉明帝马皇后有外家马防，“兄弟贵盛，奴脾各千人已（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还有以学晋身的，汉成帝时，“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张禹本是一介儒生，因通经学而受到成帝宠幸，赐爵关内侯，因此在土地兼并中有了权势的便利，所兼并的土地“极膏腴上贾”，因为为人“谨厚”，所以才“多买田至四百顷”。汉时官僚大地主的出现，使豪强势力急剧膨胀，土地兼并便迅速恶性发展起来。东汉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为了增加国家赋税收入，曾下令“度田”，即检核各户土地。结果在检核过程中，郡县守令不敢触动官僚贵戚和世家豪族，便“多为诈巧，不务实核”，“优饶豪右，侵刻羸弱”。这说明，豪强地主与权势的结合，使土地兼并具有了无法阻挡的力量，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连皇帝都难以控制了。
汉时土地兼并的另一个重要力量是商贾。虽然汉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商贾严加限制打击，但商品经济是私有制下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不是任意可以阻止的。因而，到惠帝时，对商贾的限制就有所放松。《史记·平准书》说：“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即使对商贾有诸多限制，但商贾力量还是发展很快，他们用经商所赚钱财购买土地，大肆兼并，成为了新兴的工商地主阶层。如蜀卓氏“用铁冶富......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这些人“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所以，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就说：“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商贾在土地兼并中，也必然需要借助权势的力量，即所谓“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这样，汉的土地兼并就呈现出权势与豪强地主的结合，权势与商贾的结合，以及贵族官僚、豪族、工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现象。这些人“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良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盐铁论·救匮》载：“故良田广宅，民无所之，不耻为利者满朝市，列田畜者弥郡国。横暴制顿，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以权势为核心的官僚地主阶层，是大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主体。土地兼并是土地私有化以来土地分配过程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是伴随封建制度始终而不断出现的固有问题。
东汉时，土地兼并情况更加严重，豪强地主势力更加膨胀，出现了豪强地主田庄这一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新形态。豪强地主田庄多为有权势者所有，强宗豪右通过控制基层乡里组织，大肆兼并，如“三辅豪强之族，多侵枉小民”，“郡内豪姓多不法......夺人田宅”。济南王康有私田八百顷，马防兄弟皆买京师膏腴美田。豪强地主田庄规模更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如《后汉书·梁统列传》记外戚梁冀占有的土地“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菽，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后汉书·党锢列传·刘祐传》载宦官“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这些豪强地主通过种种非法手段占有的田园大多不向国家申报登记，不向国家缴纳田租，这使得自和帝以后封建国家登记的垦田数量违反常理地不断减少。同时，豪强地主田庄荫庇了大量依附农民，这些依附农民为田庄佃作纳租，不受国家的户籍控制，因而不必向国家纳赋税和服徭役，国家财政收入因而日益减少，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却日益壮大。这是造成东汉后期国家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
§§§第六节汉时土地制度改革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