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互借互还书籍的事，有时甚至在批梁会议的期间也没有停止。１９７４年三四月间，“批林批孔”运动已开始了一段时间，全组成员差不多都发言表态，“拥护”这场运动的开始，唯梁漱溟迟迟不说话，实际上他一直在家中准备着长篇发言，先是内容与时下的运动顶牛，他一直在考虑是否全盘推出。当然，他最后终于和盘托出，讲了２天，８个小时，引经据典，其中唯独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话，他只是说我记得毛主席讲过，自孔夫子至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这话就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毛主席着作学得不好，查了一次毛选，却没有查着，不知出自哪篇文章，但记忆中肯定是有的。这话一般人听了就过去了，因为他讲了两个半天，都在上午，这话是第一个半天讲的。没想到次日即梁漱溟第二个半天讲话之前，赵朴老召我过去，交给我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纸条上写着毛选第几卷第几页，题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内容“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梁漱溟接此条后深表谢意，但他在接着第二个半天讲话时并未再次选读这条语录。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许多事不可明言，只可意会，这件事就是一桩例证。
在粉碎“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朴初与梁漱溟的交往自然增多，但由于年高，更多仍在思想文化的深交上。１９８５年，我写的《梁漱溟问答录》开始在北京《人物》杂志连载。第一章刊出，梁老就告诉我，如刊物有富余，可每期送一本给赵朴老阅看。我照办了。１９８６年全书１５万字结集准备出版，我请赵朴老题写书名，写了信并同时寄去刚出版的拙作《宋希濂今昔录》（此书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请他审看。１９８７年１月５日，他给我复信，说：“大着《宋希濂今昔录》，已读了一遍。首先应向你祝贺，写得十分生动而又令人感到真实，确是一部成功之作。过去在会上听到他（指宋）说话，觉得很豪爽，不过是泛泛的印象，读了传记后，对宋希濂其人，加深了认识。”并说：“你托我题写《梁漱溟问答录》书签之事，我立即照办了，早已寄去，不知收到没有？如没有，我还可以重写。”《梁漱溟问答录》因故拖到１９８８年才正式出版，其时９５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已病重住入协和医院。我手捧新书登门见赵朴老，他欣然与我长谈。他拿着《梁漱溟问答录》边翻边对我说：“你又做了一件好事。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不简单啊。你的书特别留下了他在解放后４０年的许多珍贵资料，有意义呵。你是有心之人，能随时注意积累资料，值得我学习，我这人做了什么事，做过去就放在一边，时间一久就忘了，梁老和我是一代人，与你之间的交往，可以称忘年之交了。
此话自古有之，可见交朋友是不分年龄的。”他的一席话说得我脸红，我就有意把话岔开，对他说我正运用《梁漱溟问答录》里的部分材料，并补充有关资料，以第三人称撰写《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长文，以此文为书名并牵头，结集出版我近十年写的中短篇人物传记集，已与吉林出版社签约，计划明年（１９８９年）出版，希望你再给题写个书名。赵朴老当场击掌说：“好，好，我马上就写。”他立即伏案铺纸。事出意外，我也起身过去，见他信笔写下“梁漱溟与毛泽东”，一连写了两张。然后说：“好，又是一件好事。”这一天赵朴老特别高兴，写完又同我谈起梁的为人。他举着毛笔，叫我：“你过来，我给你写几个字，再给你解释。”我又走过去，见他写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他解释说，梁老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他总是很严肃，少见笑容，但一同他接触，就会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温暖的，有一团火。梁老的人格力量，除了中国儒家的传统，还有佛家的影响，这一点你有没有想到过？我连连称是，并说他茹素七十多年，青年时曾潜研佛学，几度想要出家未成。赵朴老听到此即打断我的话头，说：“你说的是他早年，那么晚年呢？你问过他老人家了吗？我再给你讲一段梁先生在几年前的事。８０年代中期，中国佛教会准备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广济寺素宴若干位佛学专家，由我出面。与会者数梁老年龄最高，治佛学历史最早，大家都恳请他指点，他一开头就说，许多人知道我治儒学，曾为儒学的复兴鼓与呼，但他们不知道，在我本身自度，我实际上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研读佛学远在研读儒学之前，并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一名佛教徒，直至年过九旬的今天。因此对于研究佛教文化，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他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的欢迎。”
１９８９年我的第四本书《梁漱溟与毛泽东》出版，梁老已逝世一年，当我登门把这本２７万字的书送给赵朴初时，他抚看着书，颇为动情地说：“梁老没有能看到这本书，遗憾，可惜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虽有争执，但他们是相识相知的老朋友，这已载上历史，你的书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话声刚落，我又提出新的要求。
我说：“梁老１９８８年６月病逝前，对他的后事没有任何遗言。山东邹平县是梁先生３０年代搞乡村建设的实验县，前后十年时间，在梁先生的一生中是件大事，现在邹平县政府通过县政协提出，要在当地的名胜黄山上找块地方作墓地，埋葬梁老骨灰，立一墓碑，逐步建成一个墓地碑林，此事已得到梁先生家属即儿孙的同意，都认为这是对梁先生的一种纪念方式，给后人留点思念。我受邹平县政协和梁先生家属的委托，请您开个头，为梁老题写墓碑。先立了墓碑，有了墓地，再陆续向梁老的亲朋好友和学生、敬慕者征字，逐步建碑林，不知朴老认为妥当否？”赵朴老听完我的话，几乎未加思索就欣然同意，说：“好事，又是一件好事，梁先生是中国文化名人，新华社发表的悼词生平里这样称呼他，当之无愧。梁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有许多地方受到当代人敬仰，也值得后人学习。我现在就写。”当我手捧赵朴初先生写就的“梁漱溟先生之墓”的大字（按：朴老是书法大家，但平时较少写大字）时，我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负责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邹平去。”不久，邹平县立碑后还专门拍了照片寄来，由我转送给赵朴老一张。自此，费孝通、启功、吴祖光等文化名人，都陆续为梁漱溟先生的邹平墓地碑林题词。
面对追查天安门诗抄的重压，赵朴初公开讲：“关于周总理的诗词我是写得最多的一个”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病逝，９日清晨广播这个噩耗惊动了亿万中国百姓，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老人们自然不能例外。９日上午正好是学习组学习的时间，９时前学习组成员都纷纷提前到会，召集人赵朴初、于树德、王芸生、程思远商定，学习会从即日开始，暂时中止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实为稍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学习内容，改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并告我和另一位小组秘书向学习办公室报告，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自此至１月１５日周总理追悼会，又延至一月下旬，全组二十余人几乎人人发言，追思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接触、交往，称颂周恩来于党于国于民的功绩，声泪俱下。与此同时，天安门广场已出现过花圈和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三个月后的１９７６年清明节之前，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又掀高潮，其锋芒，明眼人都感觉得到是指向作恶多端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其时，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老人们自然非常关切这桩大事，但鉴于年高和其他原因，他们多数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的人按捺不住，让儿孙带他们到天安门广场看过那花圈和诗词成山、人群似海的壮观场面。据我所知，赵朴初同志居家离天安门广场不甚远，但其间并未直接去过。只是赵朴老是诗词大家，又感于失去周总理的举世同悲，自１９７６年１月中旬至４月上旬，他自己所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有据可查，而由他看过甚至修改过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词，则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至于这些写诗的熟悉的或不熟悉的朋友有没有把诗词贴到天安门广场上，他的确不得而知。谁能料想到，这些光明正大之举，不几天就成了被追查的“罪名”。
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政协直属学习组老人们再一次被局面的骤变弄得目瞪口呆。但学习会还得照常进行，同全国亿万同胞一样，人人都得对“天安门事件”表态，真心也好，违心也好，反正谁都不得置身度外，都得表白几句“拥护”的话。学习内容已不必躲躲闪闪，而是堂而皇之地推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其中最让老人们头疼的是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一是什么是“反革命政治谣言”，不明确，不具体，但分量极重，谁也不敢胡乱揭发；二是谁第一个说出听到过什么“反革命政治谣言”，紧跟着就得说出“谣言”的来源，是谁传播给你的，在场的人都有谁，你有没有再向他人扩散，等等。老于世故的政协直属组的老人们自然不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都无例外地表态自己耳目闭塞，从未听说过什么“反革命政治谣言”。学习会因此出现冷场，大家相对无语，召集人别无他法，只得转入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在学习会上大段大段地宣读两报一刊上的大文章。
但是，身居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机关的军代表难以向上级亦即“中央文革”首长作交代，便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从天安门广场的政治诗词入手，追查后台，刨根问底，兴许可以挖出“大人物”来。但政协直属组的老人们依旧众口一词，表示没有参与过天安门广场政治诗词之事，自然只管自己，不保他人，也没有揭发他人。然而军代表拿出此招术是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诗词大家赵朴初先生，军代表不仅通过当时的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临时学习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在清查动员会上大讲什么“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成员中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人精通中国古典诗词”，而且不惜派人登门找一些上层人士“了解情况”，“随便问问”，赵朴初先生即在其中。我清楚地记得，赵朴初在此期间身体不好，心情极坏，在这位笃信佛教的居士和处世待人称得上是谦谦君子身上，竟失去了笑口常开的音貌，连脾气也变得急躁起来。他经常因病请假，每周３次至４次的学习会最多只能出席１次，有时竟半月出席１次，且在会上一言不发，一直到了１９７６年６月上旬的一次学习会上，赵朴初先生才主动提出，他要在会上郑重讲几句话，主持会议的于树德立即同意。赵朴老以其少见的严肃的口吻提高嗓音在会上说：“各位委员，各位同仁，这些天来我一直有几句话想说一说。
众所周知，读古典诗词，写古典诗词，是我个人的一大爱好，我大半生写过许多诗词，有的发表，有的还留着，有的写完不满意就扔。我可以坦率地讲，写个人的诗词，关于周总理的诗词我是写得最多的一个，无论是总理生前，还是身后，我都写得不少。那是因为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敬重他对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敬佩他对人民大众的无限功德和他本人的高尚品格！在他病逝后，我写的诗词凡自己满意的都寄给了邓大姐。我同样可以坦率地讲，在周总理去世之后，不仅我自己撰写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而且还看过甚至修改过不少别人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那也是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热爱周总理，心心相通之故，并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背景，更没有什么可调查、可责难之处！我自己写的诗词，你们可以向邓大姐调查去；我看过或修改过的别人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对不起，太多了，记不住了，但我可以负责任地答复，内容肯定都是一片赤心敬爱周总理，缅怀周总理，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我的这些话，在这里公开发表，也是对直接受派来访者的回答。我的态度是认真的，郑重其事的！”
赵朴老的慷慨陈词语中带气，但句句都是心里话，也是一篇铿锵有力的公开宣言。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父母之丧三年，而周总理的病逝留在我心里的忆念是永久的，周总理身上值得后人怀念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１９７７年１月，是周总理去世一周年祭，他写了《金缕曲》，曾被文艺界人士以多种艺术形式演唱，广泛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哀思和缅怀。１９８６年１月，周总理去世十周年祭，他又谱写了散曲《折桂令》，在公开场合朗读，并不止一次地一句句吟诵给来客聆听：
十年前情景难忘，望不尽梨花，遮断红墙。泪雨迷天，哀歌动地，国瘁人亡。喜今日半生愿偿，遍神州翥龙翔，引领风长。一瓣心香，祭告忠良。
为了印证赵朴初同志在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的心态，特别是在这场大风大浪中所表现出来的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我恭录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楚图南先生之公子楚庄同志在赵朴初同志追思会上公布的一张作于１９７６年、书写于１９７８年的赵朴初诗词，全文如下：
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风听雨过夜半。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
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芳心一词寄调木兰花
１９７６年作楚庄同志两正
１９７８年８月赵朴初
楚庄同志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在追思会上解释说，“春寒料峭”指春天，也指政治空气寒冷。“欺灯暗”也指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天安门事件当天晚上，扫墓天安门广场之前，把灯都灭了。“听风听雨过夜半”，是指清明节那天的半夜。
“门前锦瑟起清商”是指多日来天安门前多少学子，多少群众在那里悼念周总理。“陡地丝繁兼絮乱”，意指一阵狂风把天安门前扫荡了。楚庄说，这首词的前半段是用文学的语言记录了对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和展望。
凡是同赵朴老接触过的人，第一个感觉就是他的慈眉善目，他的一团和气，他的彬彬有礼。谁能想到他的内心是一团火，深藏着一把明辨大是大非的尺，有的是疾恶如仇的铮铮铁骨！如果我们把这首词同赵朴老上述当时在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慷慨陈词加以对照，那么就更完整地认识到，在那段“史无前例”的特殊岁月里，赵朴初同志的言行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