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１９０７-２０００），安徽太湖人，着名爱国宗教领袖，集作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副主席、名誉主席，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虽然赵朴老久卧病榻，曾病危多次，按常理一个年过九旬的老人，随时随地都有离去的可能，但一旦得知他真的仙逝，则仍然控制不住我内心的悲痛。这是因为尽管自己是个晚辈，却有幸被赵朴老称为“忘年之交”，而事实上彼此也的确有着相识相交４０年的经历。当悲痛渐渐消去，情感慢慢稳定下来，思绪则更加清晰，而终于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往事在眼前一幕幕掠过……
在赵朴初主持的全国政协宗教组的座谈会上，藏传佛教着名学者喜饶嘉措重重放了一“炮”
６０年代初，我作为一名二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跨进了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在工作组（即今日之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而我初识赵朴初，则是在一次喜饶嘉措大师作震惊四座发言的宗教组座谈会上。那时正值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前后，全党全国都在调整政策，总结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民主气氛颇浓，全国政协各工作组也频频召开座谈会。不但贯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而且还增加了发言“百无禁忌”（李维汉语）的指示。因此工作组的座谈会出席率高，发言踊跃，有些意见颇为尖锐，最有名的是仍戴着“右派”帽子但还保留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章乃器先生曾多次发言，这使他招来“右派”翻案、继续进攻的“罪名”，于１９６３年被撤销政协委员的资格。这是后话。相比之下，各工作组之间，就数宗教组座谈会开得最少、时间最晚、意见也比较平和。
事先谁也料不到，藏传佛教着名学者喜饶嘉措最后在座谈会上重重放了一“炮”。
这次全国政协宗教组的座谈会是赵朴初主持的。当时的宗教组组长达浦生经常不到会，赵朴初是副组长中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巨赞（佛教法师）、陈撄宁（道教协会会长）、皮漱石（天主教主教）、阎迦勒（基督教牧师）等人。赵朴初居士其时已年过半百，但皮肤白皙，脸色红润，且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看上去不过四十多岁，很是健康。因此我的同事告诉我，赵朴初先生有心脏病，我都不大相信。
喜饶嘉措已八旬高龄，但身体健朗，着一身紫红色藏袍，那一把雪白的美髯已显示着他老而弥坚的神态。由于不通汉语，还随身带了翻译。这位学位高、名望大的藏传佛教佛学大师在国民党时代，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解放后历任西北大区民委副主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职，着述等身。在这次座谈会上，喜饶嘉措一开始就向主持人赵朴初示意，要求发言。赵朴初请喜饶嘉措大师发表意见，大师立即通过翻译，滔滔不绝地说：“我这个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因为我没有顾虑。我是佛门弟子，佛教是我的生命，我个人没有其他私念。因为佛门弟子也是国民，所以我爱教，也爱国；又因为现在的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所以我也爱共产党。１９４９年以前，国民党、蒋介石待我不薄，让我到南京当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每月给我５００元大洋的津贴，还经常送零花钱。国民党败退，蒋介石要我去台湾，我没有去，留在大陆。因为我知道，国民党政权靠帝国主义，对内欺压各族人民，这个政权丧失民心，没有希望……
“我今天本着爱教爱国的愿望，想说一些心里话，有可能听起来刺耳，但忠言逆耳是古训，希望有关当局正确领会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成绩有目共睹，国威世界瞩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党一派之功，更不是一人之功。再一点是近几年来，领导党和国家失误频频，有些做法大失人心，十分危险！共产党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但这几年来只一半，那就是只有批评，没有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批评自己……
“把我这个人划为什么派是次要问题，不论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都可以的。我所求的是把各项工作真正搞好，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宗教信仰政策贯彻好，就比什么都强。共产党、人民政府在藏区搞民主改革，平息叛乱，反对分裂，这些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也是为了藏族人民好，这些我明白，我赞同。问题是对若干事情步子迈得太快，急躁，盲目，想在几年内完成几十年、几百年、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事实上不能成功。最可气的是，明明有了问题，已经出现了差错，却硬是看不见，或者装作看不见，自己不承认，甚至把错说成对，或者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有些稀奇古怪的说法，我就不能赞同。什么“好心办坏事”、“好人办坏事”、“坏人办坏事”，等等。照我的看法，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不管是谁干的，好与坏，善与恶，一定要分得一清二楚，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也不能因为是好人干的，坏事也成了好事；或者因为是好人干的，错了也不纠正，不批评。更不能根据某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判断是非曲直，那样非出偏差不可。我是怀疑，中央是否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我一开头就说了，我说话没有顾虑，言重而心诚。我是人民代表，又是佛教协会会长。如果我知情而不讲真话，偏偏去讲一套假话，专门报喜不报忧，那我就有愧于人民的信任，有愧于作为佛门弟子对事实的虔诚而不移！
我的话如有错误，我个人负责！”
喜饶嘉措大师的长篇发言，使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时针已指正中午１２点。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赵朴初，笑容可掬地征求其他人还有什么意见发表后，以他的诗朗诵般的语调缓慢而响亮地说：“今天的会开得好，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于各位委员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建议，本组将负责通过政协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请各位放心。”
赵朴老没有在最后总结发言时点到喜饶嘉措的颇为“刺耳”的讲话，这给我有幸初识赵朴初先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时的各种会议，尽管已经比较放开，但人们仍然余悸未除，对于“右”的言论保持着“警惕”，特别是主持人，总要讲一点诸如：“某某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意见，一家之言，大家还可以讨论”，或者说“某某今天发表了意见。涉及面广，分量不轻，各位还可在会后掂量掂量，下次再发表高见”，等等。当时我虽然刚离开大学校门，但经历过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１９５９年的“反右倾”，脑子里还有“阶级斗争”那根弦。对于喜饶嘉措的言论，心里是认为很“右”，要在大学里发表，恐怕是要受批判的。因此颇惊讶赵朴初对此没有直接表态。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会议记录，散会后赵朴初向我走来，办公室的老同志为我引见，他即和蔼可亲地同我握手，在交代了几句把会议记录整理好、写份简报之后，便问我家乡哪里，毕业于哪个学校？我回答是“浙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时，他即改口讲一口上海话：“都是南方人！侬在太湖那一边，我在太湖这一边（安徽省太湖县）；上海又同是你我的第二故乡！”一位知名人士、长者，对我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竟这样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紧紧握着他的手，答不上一句话。随后，他再一次关照我和办公室的同志，要将小组会的记录整理好，对对笔记，力求全面、准确，然后先送他过目，再视情况编写简报向上反映。他前后两次交代此事都没有专门点出喜饶嘉措的发言。
当时全国政协的机构设置，是九个工作组（即专门委员会），但只有一个办公室，因此一个工作秘书常常交叉具体分管两个或几个工作组的秘书（含记录、简报、会务）工作。我是刚到任的大学毕业生，正充当实习生的角色，只要忙得过来，几乎有会必去。这次宗教组座谈会的记录即由我整理。因为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办公室让我当天整理好，第二天即直接送到赵朴老的家中，即现在的北京西城和平门内的小宅院。那时赵朴老刚从西四大拐棒胡同旧宅搬来不久。此后４０年间，赵朴老由当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而当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再当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直至病逝，就再也没有搬过家。尽管院子小，房间少，且十分陈旧，有关部门曾数次催请他搬迁新居，都被赵朴老婉言谢绝了。赵朴老细细看完我整理的记录稿，改了几处，并以商量的口吻同我讲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改，到这时他才点出，简报内容的重点要反映喜饶嘉措大师的发言，因为内容重要。当然，他还讲了一些鼓励我的话，赵朴老平易、谦和的印象，一下子铭刻在我的心中。
赵朴初与梁漱溟的特殊交往
我在全国政协工作组（专委会）办公室工作不久，即调到当时工作更加繁忙的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任学习秘书。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的工作何以繁忙？那是因为在６０年代，学委会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近２００人的经常性的思想改造工作，这在当时是统一战线范围内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因此在全国政协学委会之下，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部设立了分会和办公室，此外还有数十名无党派或无所属的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由政协学委会直接领导，办公室派学习秘书具体负责会务、记录和简报工作，我是这个学习组的工作秘书之一，自１９６３年开始，至７０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都没有离开这个岗位。十分巧合的是，赵朴初同志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是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召集人（即组长）之一。另两位召集人也是全国政协常委，是无党派人士，一位是于树德，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副主任；一位是王芸生，原大公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在这个学习小组里，有许多知名人士，如马寅初、梁漱溟、巨赞、皮漱石、阎迦勒、向达（历史学家）、翁独健（民族学家）、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老板）、唐生明（唐生智之弟）、赵君迈（赵恒惕之弟）以及后来陆续入组的程思远、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沈醉、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等等，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梁漱溟。
我这里所说的突出，并非单指知名度，而是梁漱溟先生在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７８年的１５年里，实际上是政协直属小组大批判的“活靶子”，详情我在拙作《梁漱溟问答录》（１９８８年出版）和《梁漱溟与毛泽东》（１９８９年出版）两书中作了记述。概括起来，最集中的批判有三次：一是１９６５年的“科学道德之事”（梁漱溟语）。梁先生明确反对以“阶级斗争”来解释新中国１５年来成就之取得；二是１９７４年江青之流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先生拍案而起，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百分之一百否定孔子的“批孔”，也不理解“批林”竟能与“批孔”联系在一起；三是１９７８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梁先生几次长篇发言，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严词要彻底否定“文革”。
梁先生上述三次受批判，基本场所在政协直属学习组，有时扩大到有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学习成员参加的２００人左右的联组批判会。但所有这种批判都是在政协内部进行的，当时的报刊未作过只字报道。笔者是参加了全过程的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即该学习组的工作秘书，因而在８０年代之后陆陆续续披露了一些上述材料，并结合材料对梁先生进行长期采访，最后出版了上述两本书，让世人了解此一公案，这是后话。
赵朴初是这１５年学习改造工作和批判梁漱溟运动的亲身经历者之一，而且是该学习组四位召集人当中的一位（于、王、赵之后，１９７４年后又增加了程思远先生为召集人）。那么，赵朴初先生对待梁漱溟先生的批判，持什么态度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得概括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即在一条“左”的错误路线和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下，政协的内部学习改造和大批判运动与社会上政治运动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方式上稍微温和些，比如也戴帽子，最多是被某某人勒令站起来，但超不出一分钟召集人又会招呼被批判人坐下，并强调要“摆事实，讲道理”，包括梁漱溟先生，虽然早已被多次称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是难得的“反面教员”，在学习组内也没有受过体罚。实际上呢，尽管人人表态要与梁某人划清界限，但大多数人“口是心非”。公开敢出来为梁漱溟辩护者没有，但私下议论梁某人是“硬骨头”
者大有人在。在每次大批判刚开始时，常常有一哄而上，挨个发言的场面，但不用多久就接不上“气”，有的人就在台下有意无意地为梁解脱，要求尽快结束批判，转入正规学习，大可不必为梁一人而耽误了大家的学习时间，等等。在这种大环境、背景下，赵朴初先生当然也发过言，也“批判”过梁漱溟先生。现在要查找档案材料，照样可以查到，然而我作为亲身经历者之一认为，中国的这段历史，光凭文字档案是不行的，它的真实的面貌常常藏在文字之外，或者说，不在会上的侃侃而言，而在会下的窃窃私语和心中所想。
赵朴初先生其时之对待梁漱溟先生，也要从这个角度予以细细观察。
从１９６３年起，梁漱溟先生坚持出席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每周两次或三次的学习，但赵朴初先生则因工作繁忙或健康原因常常请假，大体上每周能出席一次，平常的学习会，前期主要由于树德、王芸生主持，后期则由程思远主持。梁这个人自称“面冷”，实际是很少与人交往，当然也不排除别人远离这个挂牌的“反面教员”的因素，在这个组经常到会的二十左右的成员中，真正能称得上与梁漱溟先生有交往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于树德，他与梁是交往半个世纪的朋友，虽然时断时续，但从年轻时代就相知相识了，加之同在政协这个组，于老与梁老同庚，是该组最年长者，而于老是全组公认的谦谦者，“大事不糊涂”，对当时那一套“左”的东西，他是奉命维持，刚接火就“朝天放枪”，打了几“枪”就主张尽快熄火。梁和于心知肚明，自然说话、交往多一些。另一个就是赵朴初，他与梁的交往，则是因为佛教文化的情结。我到这个组担任小组秘书不久，有一天梁先生在散会后即走过来对我说：“今天赵朴老没有来，这是我向他借的两本佛经，请您替我还给他，也可以下次开会他来时再给他，免得我带来又带回。”我一看是每本两册的线装的刻本，立即接过来，说：“您放心，我负责转交，负责保管。”“你对佛经有兴趣吗？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两本书好。”梁先生笑着说。我点头回答：“我恐怕看不懂。”他笑了。回办公室后，我给赵朴老打电话，他立即答复，不急，先放在办公室，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有便再转交。自此，前后２０年时间，除去“文革”停止学习５年，我做这件梁与赵之间借还书籍（多是佛经）的事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往实里说，每月总有一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