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３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闭幕，停顿十余年之久的人民政协工作开始全面恢复。
文化组是五届全国政协开展经常性活动的１３个工作组之一，当时“文革”遗留的种种问题依然存在，委员们关注的自然是有关政治上的大事。拥有文化、艺术、新闻、社科等方面知名人士的政协文化组的组长是周扬，副组长是张香山、魏传统、陈翰伯、姜椿芳、林默涵。就政协而言，一个组的负责人名气大、资格老、水平高，是工作开展得活跃而有成效的先决条件之一。
文化组的组长们当时还具有其他的共同点，例如都在“文革”中受过冲击，都意识到“文革”遗留的若干重大问题至今未能彻底解决，而且都知道是彻底否定“文革”，还是仅限于揭批“四人帮”，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持否定或肯定态度，在中央高层仍存在着分歧。丰富的政治阅历告诉他们，只有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才能使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重振权威，把党和国家引向新生之路。
组长们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来安排本组活动的。
自１９７８年４月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政协文化组敢于触动一些当时十分敏感的题目，其中，呼吁为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是最突出的一桩大事。
余焕春爆出“四人帮”制造天安门事件的内幕
文化组的漫谈会一开始出席率就高，发言踊跃，全组成员７０余人，每次到会都在５０人以上，会议经常由周扬主持，万一他不能出席也要委托魏传统等副组长到会召集，鼓励委员们畅所欲言。
在１９７８年６月８日以前的几次例会中，比较突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杜任之提出为吴晗平反，为“三家村”平反，为“二月提纲”平反！杜任之的意见获得到会同志的赞同，会后由工作组办公室写成简报向中央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反映。尽管此次呼吁早于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的一年之前，但政协文化组这个呼吁行动并没有遭到追查。委员们由此形成一种印象，在政协的会议上发出呼吁——或称之为批评、意见、建议，是政协委员的权利和职责。杜任之率先提出为吴晗平反的举动，有力地推动了漫谈会的活跃气氛。
１９７８年６月８日，文化组在政协礼堂东厅召开例会，原定内容是由周扬向委员们传达结束不久的第五届全国文联大会的盛况，因此会议由副组长魏传统主持。在周扬将近一个小时的传达介绍中，讲到他本人在大会主席团会上见到丁玲时抱头痛哭，委员们听着都动了感情，有的甚至举手拭泪。周扬本人既是“文革”中受难最重者之一，又是“文革”前１７年文艺界的主要负责人，对“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１９５７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他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十年“文革”更深重的灾难，使１９５７年被打击的丁玲和１９５７年打击了丁玲的周扬都醒悟到这历史性的惩罚是何等无情，这恶性扩大化的错误的代价是何等沉重！周扬紧紧握着丁玲的手，半天才说了一句：“我对不住您！”丁玲立即答复：“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您在“文革”中受的苦难不比我轻啊！”他俩紧紧拥抱，唯有让泪水来表达内心难言的怆痛……周扬传达结束，会场沉默片刻之后，第一个举手发言的是《人民日报》
记者余焕春。他一副严肃沉重的表情，从皮包里取出一叠材料，缓慢深沉地说：“周扬同志的传达介绍十分感人，重要之点仍然是“文革”十年对文艺界人士和文艺事业的摧残和破坏！我今天想占用各位的时间，谈一谈“文革”中最大的一桩冤案——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我希望在我发言之后，如果各位赞同的话，我们应该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受“四人帮”的控制、指挥，在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人民日报》的同志在一年多之前即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就写出题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报送中央。时至今日，尽管中央已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如所谓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同志已出来主持工作了，许多无辜被捕的同志已经得到释放和平反等等，但整个事件本身并没有平反，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于天下，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说法。这是为什么？我们《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关注这桩大事的拨乱反正，他们要我到政协会上来呼吁呼吁，我就来了，我本人也有此强烈的愿望。由于我是政协委员，政协是广开言路的地方，又是内部的会议，我以为敞开说说是无妨的，有积极意义的。
“这是我的开场白。
余焕春的发言，组长们事先不知道，来不及讲几句表态的话，会场就响起一阵赞同的掌声。
掌声一停，余焕春开讲，因为这是当时许多人都关心的大事，而会场又在政协礼堂常有别的委员和工作人员穿行的东大厅，因此会场的人数不断增加，竟至多达七八十人，不少人是站着听的。余焕春说：“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自然要从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病逝谈起。
“一月九日早晨，周总理病逝的噩耗在电台广播后，全国人民立刻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当天，姚文元即指示，《人民日报》对总理逝世除发中央批发的“通稿”外，便没有其他“报道”任务；各国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标题要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设灵堂”，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的字样，等等。
“十一日，姚文元下令改变《人民日报》原来以整版篇幅发唁电的安排，硬压缩半个版，另半个版用来刊登《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报道。姚文元为此电话指示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再次强调“不要突出总理”，“不许刊登广场群众悼念的场面”，“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掌握革命大方向，多登些抓革命方面的东西”。
“十四日，是举行周总理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已达到高潮，首都上百万人去天安门广场寄托哀思，但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从一版到三版竟没有出现一个周总理的名字，而在头版头条，则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篇通讯报道，文章一开头竟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弥天大谎自然激怒了正处在巨大悲愤之中的人民群众。
“十四日这一天，报社从早到晚接连不断地接到广大读者的抗议电话，责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报道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指出代表人民群众心情和愿望的绝不是什么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而是人民群众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哀思。有的电话甚至痛斥《人民日报》倒行逆施，已经不是党报，不是人民的报纸了。但姚文元却得意地说，“这是一篇在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清华大学的迟群、谢静宜则说：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比文章本身更重要。”鲁瑛等人还将广大读者来电话的记录整理成内部情况报送姚文元。姚文元则删去群众对报纸提意见的部分，集中保留对报纸申讨的词句，并冠以《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的标题作内参印发，并且上纲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高度，实际上是为着手镇压群众制造舆论。”
余焕春的发言，一开始就吸引着全体与会者。历来气氛比较自由活泼，插话甚多的政协文化组漫谈会，这一次变得非常肃穆。
余焕春在众人的注视期待下继续发言说“到了清明节前后，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再一次掀起高潮。从南京开始，迅速遍及全国。
北京天安门广场再一次成了小白花和花圈的海洋，那一批批从早到晚不间断的悼念队伍，那一篇篇匕首般锋利的诗词和悼文，使“四人帮”如芒刺背，如坐针毡，王、张、江、姚一齐出动，策划制造一个大阴谋——将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打成反革命事件。
“从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十六日，王、张、江、姚给鲁瑛打电话二十四次，多时一天三次。现摘录一小部分如下：
“三月三十日，王洪文：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鲁：有。王：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上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省委说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是他们不管。南京有八个厂到雨花台去送花圈，有的花圈有五米高。造反派贴出了反击的声明，大方向对，是要批邓。那些贴张春桥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造舆论，南京事件的发生就因为江苏省委有走资派。
“四月一日下午一时三十分，姚文元：你们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南京的情况很好，但我看你们的那份情况反映材料写得比较零乱，没有多少分析。以后还是先给我看过，再印发中央领导同志。
“四月二日下午三时四十分，姚文元：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个资产阶级，他们总是要跳的。
“四月二日，鲁瑛向姚汇报南京街上的标语已刷掉时，姚文元两次指示：你们要注意北京！
“四月三日下午三时，姚文元：南京有什么新情况？鲁：没有。姚：要注意北京的情况。所谓总理遗言，是从北京传出去的。昨天情况汇报上，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放的录音是什么录音，要了解一下。宣传上，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四月三日，姚文元：是否可以写这样一篇社论，题目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首先讲，当前反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形势大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很孤立，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第二段，要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等等。最后，要批邓，警惕转移斗争大方向，多讲几句。要写得短，气要足。
“四月四日晚十时，姚文元：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你们内部要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反革命性质。要继续批邓。不要听信谣言，听到要追查。
“四月五日晚十二时，姚文元：你们反映天安门的情况已经知道了。中央要发出指示，在全国追查这一反革命活动，狠狠打击。
“四月五日，王洪文在天安门前小楼的指示：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四日抓了三个。你们盯住，不仅社会上的，要看党内资产阶级，民兵要参加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四月七日，张春桥对鲁瑛等人谈话：你们向中央提供了很重要的情况，我很高兴。新闻工作上有何新的经验，要好好总结。
“四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十分，姚文元：江青同志说，邓小平自己就搞了许多阴谋、谣言，去年七、八、九月份谣言四起，同他就有关系。下篇社论中，可以讲到这点。鲁：下篇社论准备写“乘胜前进，继续批邓”。姚：可以。
“四月二十二日晚十一时十分，姚文元：梁效写的《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总的意见要简要。从政治上说，是明摆着的。要作阶级分析。组织上正在查。怎么联系不宜写得很具体。根子在邓，邓代表他们的利益。这篇文章，讲清根子在邓，教育群众认清这点就行啦。
集中批邓，主题要突出，题目要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