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周恩来的名声，远在大革命时代。但我认识周恩来，开始感受到他思想、才智、人品之伟大，正如王芸老刚才所说，是在１９３６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时期。那时候，我在杨虎城将军手下，公开的职务是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对于在这一非常事件中的周恩来的大智大勇，我曾写有《西安事变纪实》一书（笔者按：此书在粉碎“四人帮”后才正式出版），其中有详细的记述和描写。从那时到今年，正巧进入第４０个年头。以今天这种心情，在今天这种场合，我难以一一细述周恩来的伟大以及他对我的教诲和影响。我只想说最触动我的感觉的两点，第一点是我一生中每每在一个场合（特别是小场合）与恩来同志接触时，无论是开会、吃饭、娱乐，他总是那么光彩照人，总是自然而然地吸引着每个在场者，而成为这个场合的中心。有人说这是因为周恩来有英俊的外貌，气宇不凡，我说这只是一个不占主导位置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他的敏锐的思想，超群的智慧，和蔼的态度，不凡的谈吐，总之是对一切事物所特有的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并运用自如，令人折服。第二点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他对我的批评和教诲。我参加革命以来，忠诚党的事业，工作积极性不谓不高，但由于出生在剥削阶级家庭，来自旧中国，受的是旧教育，解放后担任领导职务，免不了在工作上出毛病，甚至造成损失。无论是工作作风上的，还是思想作风上的，恩来同志每次对我的批评都使我心悦诚服，后悔不已（哽咽）……”
杜聿明边擦泪水，边翻开笔记本，开始他的正式发言
在１月１５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的周恩来同志追悼会前的一次学习会上，主持人宣布开会，提出继续哀思周总理的话音刚落，杜聿明第一个站立起来，大声而沉重地说：“诸位，请允许我再次起立，为敬爱的周总理默哀一分钟，因为他是我的恩师，也可以说是我的再生父母……”
杜聿明的举动，像是下了一道无声的命令，全组二十来人都纷纷起立。
一分钟到了，老泪纵横的杜聿明没有忘记他是这次默哀举动的发起者，便以主持人的口吻说：“谢谢大家，有劳各位了！”
接着，杜聿明落座，掏出手绢边擦泪水，边翻开笔记本，开始他的正式发言。他说：“自１月９日敬爱的周总理病逝噩耗传出至今，我度过了将近一星期平生最痛苦、最难受的日子。同诸位及诸位的家属一样，我和我的老伴真是饮食不思，彻夜失眠，天天神态恍惚，真正是度日如年呵！我在美国的大女儿、大女婿也来电深表悲痛并劝我二老节哀。但是难呵，前思后想，就是跳不出“悲痛”二字。回想我个人的一生，曾经有过一段十分痛苦的日子，那就是在淮海战役中，我指挥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全军覆没，自己也成了俘虏。那时，我曾想一死了之。自杀不成，内心也已万念俱灰，痛苦无以复加。但后来回顾这段日子，这痛苦既是自己反动立场未改变的驱使，同时又是经过一段痛苦思想斗争走向新生之路的开端。因而那时的痛苦与今天包括我在内的全国人民痛失周总理的痛苦，是完全不可伦比的。因为周总理这样的现代中国的伟人一旦失去，是无法弥补的，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岂是你我个人去留存活的私人之事？因此今天这种痛苦，才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大最深的一次痛苦，我无力以言语来形容（哽咽）。
我的话也只能是长话短说。在座的宋公（指宋希濂），与我有相同的经历。青年时代，我们忧国忧民，凭着一片爱国之心，他（指宋）从湖南，我从陕西，投奔当时的革命中心广东，考进了黄埔军校。那时候，是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我和宋公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我还清楚地记得周恩来首次在军校大花厅演讲的情景，会场上挤得水泄不通，他在台上讲国内外形势，观点鲜明，分析透彻，从英俊的外貌，到讲演的姿态，都深深吸引着每一个学员。这是我第一次见周恩来，演讲的时间是１９２４年秋周恩来到任黄埔军校不几天。应该指出的是，黄埔军校在周恩来到任前就开学了，一直偏重于军事训练，挂名的政治部主任戴季陶、邵元冲等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自周恩来由政治部副主任升为主任后，军校才真正实施军事与政治并重。诸如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现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简史等重要政治课，都是周恩来担任主任后才新开或加强的，讲课人除在校教官外，还请了许多国共两党的知名人士到校讲演，包括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等。
周恩来那时的工作作风就是事必躬亲，认真负责，而且态度谦和，平易近人，没有官气，因此深受黄埔学员们的敬重。从黄埔军校这段难忘的岁月，周恩来名副其实是我的恩师！至于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我个人也分道扬镳投靠了蒋介石，那是我自己应该负责的，恰恰是我背叛了周恩来恩师的教导。使我出乎意料的是，在３０多年后的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４日，即我和宋公、王耀武、陈长捷、邱行湘、曾扩情、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和爱新觉罗·溥仪等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荣幸地在特赦后的第１０天，就受到周总理的接见，陪同接见的有陈毅副总理以及章行严（士钊）、张文白（治中）、傅宜生（作义）三位先生。
周总理一开头即亲切而风趣地说：“在座的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除溥仪外），我和文白都曾经是黄埔的教官，是你们的老师。学生后来走错了路，不管怎么说，老师也是有责任的！”
“张文白频频点头，陈毅副总理爽朗地笑出声来。可我一听这话心里不是滋味，这责任明明在自己，怎能是周总理这样的老师？不等多想，周总理又接着说：“历史已成为陈迹，不管你们走了一段多么大的弯路，今天总算回到了人民的阵营。殊途同归，大家又走到一起来了！在你们的人生道路上，一页新的历史已经开始，这是我要向你们表示祝贺和欢迎的！”“回到了人民的阵营”，这是多么亲切而有分量的话！会场上当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的主意，使杜聿明一家在北京团圆
杜聿明接着说：“周总理讲完这两小段话，在发表长篇谈话之前，又一一询问我们每个特赦人员的身体和家庭情况。他第一个问到我说：“据说你的老伴和儿女都在台湾和美国？”“是的，”我答：“四个孩子在台湾，大女儿在美国。老伴在台湾，有时也去美国大女儿家。”周总理说：“在台湾的不大好办，在美国的还可想办法。你可以先同美国大女儿通信，设法让你老伴到美国长住，然后再想点法子，儿女一时回不来，你老伴回来同你团聚，还是有可能的。”
“后来我家的一切均按照周总理的设想兑现。不久我写信与大女儿杜致礼联系，我的老伴曹秀清从台湾到了美国，三年后她秘密转道欧洲到了北京，在首都安了家。６０年代初，美国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当局穿一条裤子。如果不是周总理的安排，如果不是许多不相识的同志和朋友照总理的指示冒险相助，我的老伴根本不可能回到我的身边。后来，我的大女婿杨振宁和大女儿杜致礼都回来过多次。而且说句心里话，即便我在监狱改造的１０年，由于身体不好而受到照顾（如供牛奶），除了切身体会到共产党、毛主席改造世界改造人的伟大政策外，就我个人关系而言，常常想到的也是周恩来，想到黄埔军校的师生之谊，想到他委派人（主要是国民党起义高级将领）到狱中给我们捎话，希望我们努力改造，脱胎换骨。这一切的一切，加在一块，周恩来不又是我杜聿明的再生父母吗？
“受恩受惠的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当时在座的宋公（希濂）和其他各位以及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释放的特赦战犯。他们在政治上都改造为新人，都在后半生回到人民的阵营，继续为祖国、为民族作贡献。他们的家庭，或者团聚，或者重建，都无例外地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
周恩来说，蒋介石也有民族的立场，他也称得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杜聿明说：“现在再回到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４日那次终生难忘的接见。周总理在亲切询问过每人的情况后，开始了长篇谈话。当时我们都作了笔记，事后作了核对，大家公认宋公的笔记记得最全、最好。我不想在这里全部宣读，只是摘读一部分，请大家听听，可以从中看到周总理的博大胸怀和远大目光，看到他的那颗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
“周总理首先谈到民族的立场和爱国的立场。他深情地对我们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１２０年的斗争，中国人民才翻身做主人，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胜利和伟大成就。这一事实是连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的。溥仪先生可以证明，现在我们的国家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２０多年也没有搞好，这一点在座的各位都可以证明。今天的中国，６亿５千万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中国真正在国际上有了地位，有了自己的发言权。
祖国发生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炎黄子孙，不爱这样的祖国还爱什么？”
“周总理接着说：“以民族问题为例，旧中国总是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些民族。今天溥仪先生在座，宣统年间，我十二三岁，生活在沈阳，那时满族人气焰很高，后来清朝亡了，满族好像也亡了，许多满族人改名换姓，不敢说自己是满族人。而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有了各民族不分大小真正平等的政策，他们又主动申报自己是满族了。这说明今天的新中国，才是各民族人民团结统一的民族大家庭。”
“论述民族的立场时，周总理还说到了蒋介石和台湾问题。他说：除了溥仪先生，各位都做了蒋介石的几十年部下，我也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在黄埔，在北伐前期，在抗战初期。各位都熟知和了解蒋介石其人其事，他现在败退在台湾仍在高喊“反攻大陆”，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头脑可谓花岗岩般顽固不化。但他反对“台湾独立”，也不赞同外国势力“托管”，鲜明地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当然他主张的不是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是他反攻大陆“成功”后仍由他继续专制独裁的那个“中国”。然而恰恰是主张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这在国共两党之间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一致对外的，中国的事情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这表明，蒋介石虽然反动至极，但他也有民族的立场，他也称得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要这民族的立场不变，台湾问题最终就有可能也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包括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周恩来对民主人士说，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统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
“周总理针对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还着重讲了如何确立和巩固劳动人民的立场，并分别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地讲了什么是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和群众观点。最后，在谈到我们的前途时，周总理又谆谆教诲我们：“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有奔头。你们做得好，带好头，还会使在狱中的人感到更有希望。你们是头一批释放的，彼此要互相勉励，互相来往。既要勉励自己，也要勉励还在狱中的人。这次一共放出来３３人。将来会放出来更多，大家都不要落伍，都要不断进步……你们一出来，同社会、家庭、亲友接触，也不要把现在的一切都想像得很好。北京的胡同，还有很多矮小破旧的房子。全中国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几十年。人的精神面貌也不一致，还有一些人进步比较慢。我希望你们：第一，要相信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对你们是信任的，你们也要相信党和政府有力量克服困难，逐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赶上世界先进的国家。你们也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第二，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统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你们都是从旧社会来的，在旧社会的联系广，许多人现在还健在。你们可以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影响这些旧社会来的人，帮助政府改造社会上的一些死角。溥仪先生在一些满族的皇亲国戚后裔中肯定可以起到我们起不到的作用，你们其他人也同样。但我想提醒一下，你们到社会上，到你们的亲友中，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你们影响他们，一个是他们影响你们。好的影响你们接受，不好的影响要挡回去……”
“我不想再宣读这次讲话的全文了。在第一次接见之后，敬爱的周总理还接见我们多次。每一次特赦战犯，周总理都亲自接见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人物。
以后，我们被委任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不久我和宋公（希濂）、范老（汉杰）、老王（王耀武）、溥仪等人又被推荐为第一批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一些特赦人员被推荐为各级地方政协委员。请问，我们这些政治上的安排，生活上的待遇，工作上的贡献，有哪一条离得开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有哪一条不是周总理认真贯彻共产党、毛主席伟大政策的结果？所以在发言一开头，我就说周恩来是我的恩师，更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相信这两句话，在座的宋公（希濂）一定会赞同；溥杰虽不是黄埔学生，也会举手赞成。如果溥仪先生能活到今天（他病逝于“文革”初期），我相信他准会拍巴掌表示赞成的。我占了大家太多的时间了，就讲到这里了！”
主持人于树德、王芸生都频频点头，连连说：“好，好，杜公讲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