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葆光一定要出门迎候,被医务人员劝阻了。格里娜、蒋宝祥、何天锡到大门迎接,彼此一一握手,热烈问候。当潘、杨走进客厅,不待言语便被邓葆光紧紧抓着手,顿时泣不成声;格里娜更在一旁失声痛哭!蒋、何即分别宽慰,请潘、杨入座。平静后,潘汉年才风趣地说:“大难之后必有福!邓先生,邓夫人,您们现在回到自己家里了!好好养伤,康复后有许多事情可做。新中国刚刚开始迈步,邓先生是经济学家,大有用武之地呵……”
“是……的,我们到家了。我们……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们要……为新中国出……力……”邓葆光说话吃力,但已经比半个月前在香港好多了。
又过了几天,蒋宝祥、何天锡向邓葆光夫妇告辞。任务完成,邓葆光养伤还需要较长的时日,一切条件都很好,他们要赴北京,重新投入革命工作了。依依惜别。邓葆光无限感慨地与蒋、何含泪执手,说:“二位贤弟,这短短的一年半载,可是难能可贵的患难之交呵!为了新中国,您们展翅飞翔,程鹏万里。只要我身体康复,一定赴北京看望您们。”
蒋、何二人心潮滚翻,念及为开设宝丰行,保护这批珍贵图书和邓葆光的安全,既使自己半生的积蓄荡然无存,又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但乌云终究冲散,霞光铺满征途,祖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作为她的儿女,又怎能不笑逐颜开呢?他们想到此,便重复潘汉年讲的那句“大难之后必有福”的古训,互致珍重。又有谁能料想到,这一别竟是35年,而且并非都是“福”呢……
转年,邓葆光康复情况良好,已经能起床走动,语言、思维都已渐趋正常。不久,那7万册珍贵图书由有关方面安全运回内地,分别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邓葆光心中最后一块石头落地,心机没有白费,血汗没有白流,他欣慰地哼起了多时不哼的古老的苏格兰民歌。在得知这一喜讯的当天,邓葆光对妻子感慨地说:
“这7万册图书,竟成为我一生的转折点。回顾我自己的一生,做错的事太多了,总算做了一件好事,虽历经劫难,却的确是大难之后得福了!”
“我亲眼看到了这些。”格里娜并不否认,却皱着眉头接着说,“但是,我现在有了新的忧虑。听说,外边正在镇压反革命,你过去的历史人家会不会追究呢?我最近天天夜里听美国之音,越听越担忧……”
“你胡扯些什么?共产党有政策,我是起义人员,跟打仗时起义是一样的!”邓葆光很生气,断然地说,“我的事是潘汉年、杨帆直接管的,他们可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以后你不要听美国之音了,那是违法的!多看看新中国的报纸吧!”
格里娜陷入了沉思。她虽然是美国籍,但在中国居住几十年了。她看到了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她也支持丈夫投奔光明的决心和行动,但她却的确搞不清新中国发生的一些事。
生活依旧太平。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了。邓葆光没有事。两年后完全恢复了健康,邓葆光遵照上海有关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投入认真的学习,看书看报读文件,接受各种新事物,研究各种新问题;一方面回顾过去,撰写有关军统和经济方面的重要史料。依旧居住在花园洋房里,医务人员走了,服务人员还在,优厚的生活待遇是无可挑剔的。他们还常常举办一些交谊活动,或者出门做客,或者宴请客人。慢慢的,连格里娜也完全相信邓葆光的话了,共产党政权是前所未有的。
就像6月里下大雪,大晴天打响雷那样出乎意外,当潘汉年、杨帆一夜之间变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并且有一个“集团”时,连历尽沧桑的邓葆光也目瞪口呆了。直至一天凌晨,公安机关把邓葆光夫妇戴上手铐,查封了那座花园洋房,邓葆光也没有再说一句话。事情发生时,报纸登出“潘、杨反革命集团”的消息,格里娜曾慌慌张张地一再询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邓葆光只是摇头、叹息,始终一言不发。两天后,夫妇俩便锒铛入狱,分别关押。
“你是国民党军统局上校副主任邓葆光吧?”审问者直截了当地发问。
“是的,不过那是从前,历史上。”邓葆光回答。
“你必须详细交代同潘汉年、杨帆的关系。”
邓葆光早已考虑过几遍,十分详细地交代了他同潘、杨之间的交往、连何年何月何时都一点不差。
“这么交代不成!”审问者发火了,严厉地训斥,“你别忘了自己是什么人,老账新账一起算,你会有什么后果!”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一点没有隐瞒。”
“照你这么说,潘、杨是代表共产党的吗?”
“是的。”邓葆光肯定地回答说,“正因为我把他们当做共产党的代表,我才照他们的话做,走上投奔光明之路。”
“那是假面具,他们同你是一丘之貉!”
“这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他们的历史,不知道他们的全部言论、行动,当然不敢说他们一定不是打进共产党里边去的坏人。但是,如果要从我所接触、所知道的情况看,他们是代表共产党的,真的当真,假的也当真……”邓葆光毫无保留地说。
连审三次,邓葆光讲的都是这些。
提审格里娜,她的回答更简单,总是说:“我是家庭妇女,只管照料丈夫和孩子,不问政治,我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我是美国公民……”
翻来覆去都是这几句话。
邓葆光被判有期徒刑五年,美国妻子只好和他离婚,返回美国去
一年后才宣判:邓葆光“自首不诚”,判有期徒刑五年;格里娜无罪释放,回原籍劳动。
邓葆光迁送劳改农场,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好在他身体复原了,身大力不亏,不过才四十多岁,很快适应了体力劳动。在监狱里,有人说若论邓葆光的历史罪恶,怕有杀头之罪,虽“不诚”却毕竟“自首”,才得以从轻发落,判了有期徒刑;也有人说,邓葆光投诚摸错了庙门,反革命找了反革命,只好一块进监狱了。邓葆光听了苦笑。说实在话,当他听到只判五年徒刑时,心里真的想判得不重。不知道潘汉年、杨帆怎样,不杀头也得无期徒刑吧!
相比之下,无罪释放的格里娜日子不比蹲监狱好过。回原籍劳动——回哪里去呢?她在中国连户口也没有,根本无落脚之地。孩子尚幼,由亲戚扶养,谁能欢迎她这个没有户口的外国人呢?在度过若干个不眠之夜后,她终于作出抉择:与邓葆光离婚,返回美国去。要求得到批准,一对生死不渝的夫妻,就这样分离了。这使她不得不抱憾终生!
中央为潘、杨事件平反昭雪之后,邓葆光被宣布彻底平反,他真有点如在梦中
1980年6月,紧接中共中央为潘、杨事件平反昭雪之后,邓葆光被宣布彻底平反。真有点如在梦中,年逾古稀的人了,原以为就此了却残生,哪能想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自己还能赶上出头之日呢?邓葆光先被增补为江苏省徐州市政协委员,因为他出狱之后无处落脚,便投奔了他在徐州煤矿工作的儿子,落户在徐州。1983年6月,又一跃为全国政协委员。
邓葆光来到北京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他会见到许多几十年不见的老朋友,包括当年借了60两黄金的汤元炳和借了3万元港币的古耕虞以及患难余生的蒋宝祥、何天锡。在庆幸、欢乐之余,旧事重提,邓葆光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要求文化管理部门查实图书下落。文化部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查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所有图书都有据可查,一本不少,仍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于是,文化部开会表彰有关人员,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这条由35年前旧事里生出来的新闻。邓葆光老人在受表彰后说:
“我因研究经济而在旧中国误入歧途。后来我找到了自己为祖国效劳的道路。经历几十年波折的人不止我一个,可庆幸的是现在。我毕竟是搞经济研究的,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我,我认为在四化建设中,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
他说的是肺腑之言。
格里娜呢,她回到美国后,出于当时美国对待从新中国回去的美国公民特定政策,她不得不再次结婚。她虽然不久前同邓葆光有了一次见面的机会,但除了回顾往事共叙友情,已经无法挽回他们被历史改变了的私生活的道路……何天锡长时期在北京新华印刷总厂工作,现已退休,在安度晚年中发挥着余热。不幸的是蒋宝祥,他长时期贫病交困,在受表彰三个月后病情突发,溘然去世。不过他终于等到了35年后才得到表彰的这一天,咽气前还对此深表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