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结合，我不知道今后如何生活下去。但妈妈不同意我的婚事，非常坚决。除了其他原因，最主要的理由是妈妈要我嫁给一个中国人，因为我是中国人，父亲、母亲都是中国人。我不理解也不赞同母亲的理由，我们发生了多次争吵。我很难过，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千辛万苦带我和妹妹回到日本，多年来母亲在我身上费尽心血。但我已经长大了，如今的日本青年人，应该有决定自己终身大事的权利。母亲一切都恪守旧规矩，她的不同意正是以旧规矩为准则，因此她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我同母亲的分歧和矛盾，眼下谁也解决不了。最后的办法是现在给您写这封信，希望父亲表示意见，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支持我，还是支持母亲……
溥杰把这封信反复读了几遍，只觉得手和心都在沉下去，沉下去……他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他想得很多很多，深感自己不仅祸害国家、民族，也祸及了自己的家人。女儿口口声声称自己为父亲，可自己有资格做父亲吗？
尽过做父亲的职责和义务吗？没有，完全没有，有的只是失职，罪过，以致造成她们母女十多年的痛苦生活。既然在她们母女面前也是罪人，那还有什么资格侈谈女儿的婚事呢！又怎能贸然判断女儿和妻子间的是非呢！溥杰想到这些，心如刀割。但他却没有想到，他在自己的破碎家庭里，依然还具有一家之长的权威。这一点，并没有随着他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变化而变化。
一年后溥杰曾为此后悔莫及，但在当时他的确没有想到这一点。
在度过不眠之夜以后，溥杰提笔给妻子和女儿复信。他说，关于你（慧生）的婚事，你听自己和你母亲的意愿处理，他无权说任何话。
在这封不置可否的信寄到日本后，女儿大失所望，浩女士也不收回自己的决定。母女间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
慧生是一个忠于情爱的烈性女子，在接读父亲的复信以后，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她和她的恋人不久便走上了双双自杀的道路。
多少眼泪也解除不了浩女士的后悔和苦痛。她抱着次女生痛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她不愿把这个噩耗告诉溥杰，她体恤丈夫的处境，情愿自己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苦难。
好在这段痛苦的日子不很长，不久从中国传来喜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令，爱新觉罗·溥杰获赦出狱，开始新生，时为１９６１年。
周总理见到溥杰一家时，把嵯峨浩比做京戏里的王宝钏。他允许孩子有中国日本两个家，溥杰家中难题也顺当解决了
爱新觉罗·溥杰从抚顺来到北京，喜悦之情还未平静下来，浩女士就已带着次女生从日本飞到中国。１６年后的重聚，这在溥杰一家是何等不平常的事情呵！欢乐的泪水潸流着，不渝的夫妻情爱迎来了幸福日子的开端。
溥杰被任命为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专员，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浩女士的生活也受到政府的照顾。他们夫妇俩作为中国公民，在北京西城的一座宁静小巧的四合院里安居下来。但是，欢乐中却出现了新的问题。浩女士决心长住北京，陪伴丈夫到老。可是次女生呢，因为自幼生长在日本，无论是语言习惯还是生活环境，她都感到在日本更适应些。特别是这一年她已经２０岁了，婚事又提上了日程。做父母的溥杰夫妇，自然是很希望这唯一的女儿能留在身边的，但女儿自己不愿意，在日本的一些近亲也认为生最好是返回日本。大女儿的事提醒着溥杰夫妇，他们不强加阻挠，也舍不得轻易放她走，就这么拖着。这件事不久就传到周恩来总理耳中去了。有一天，周总理见到了溥杰一家，他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然后亲切地对他们夫妇说：“中国京戏里有个王宝钏，她含辛茹苦在家等待了１８年，终于等到了她衣锦还乡的丈夫。浩女士也等了１６年，差两年，不容易呵。而且等回来的丈夫不是什么达官贵人，而是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新旧之别，意义不同呵！”
周总理随后把话题转到生的去留问题上，他特别指着生，和蔼地说：“要考虑孩子自己的意愿。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的友谊必将万古长青。孩子中国有个家，日本有个家，常来又常往，不照样是亲如一家嘛。”
溥杰家出现的难题，就这样顺顺当当地解决了。不久，生返回日本，结婚安家后成了５个孩子的母亲。２０多年来，她曾多次到中国探亲（有时带着孩子），溥杰夫妇也经常到日本去。
重病中的周恩来嘱咐：鲜花收下表心意，屏风送回留自用。
谢谢！
但在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７５年之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浩女士与生常来常往，溥杰本人却没有去过日本。还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溥杰才于１９７５年与夫人同行，首次去日本探亲。在这次探亲回国时，溥杰夫人出于感激之情，一定要带点礼品送给周总理以表心意。溥杰再三劝阻，告诉夫人说，周总理是历来不肯收礼品的，但还是没能说服她。他们最后商定，礼品减少到：
一扇日本小屏风，一束新鲜的玉兰花。夫妇俩担心鲜花枯了，在北京一下飞机就立即赶到全国政协机关，委托人将鲜花同小屏风直接送到周总理处。几天后，周总理办公室派人退回小屏风，并转达了正在重病中的周总理的嘱咐：
鲜花收下表心意，屏风送回留自用。谢谢！
溥杰夫妇捧着小屏风，热泪顺颊而下。他们怎么也没料到，转年的１月８日，敬爱的周总理竟会离开人间！噩耗传来，溥杰夫妇抱头痛哭，许多日子饮食不思，心神恍惚。他们夫妇在家里设了小灵堂，又把日本小屏风取出，放在一侧，以寄托无限的哀思。
如今，１１年过去了。爱新觉罗·浩已离开了人世，那座殊具意义的日本小屏风还摆在溥杰老人的书房里。
在她进入昏迷状态之前，拉着溥杰的手断断续续地用日语说：我要永远……离开您……了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进入古稀之年的爱新觉罗·溥杰的担子更重了。他继续在政协兼职，撰写和审看文史资料稿件，不间断地参加政协组织的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同时，登门拜访的单位和个人也越来越多，要他应承种种的工作和活动。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他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各种会议，参加各种文件、法律、法规的讨论，认真提出自己的意见。他深感自己职责在身，这是党和人民寄予的重任，也是自己十多年前所不敢想像的事情。他在繁忙中感到十分欣慰。
在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的五六年时间内，溥杰忙完公务迈进家门，身上的疲劳就顿时消失。院子里鲜花吐露芬芳，屋子里的音乐轻柔动听。可口的饭菜，妻子亲切的话语……这一切都使溥杰沉浸在温暖幸福之中。然而，人世间也会降临不幸。爱新觉罗·浩病倒了，而且病情日重。虽经精心医治，也只是时好时坏，以至最终卧床达三年之久。最好的医生请到了，最好的药用过了，一瓶又一瓶的血浆才使得她的生命又维持了五六年时间。在她进入昏迷状态之前，她按着溥杰的手，断断续续地反复用日语说：“溥……我的病……不会好了……我要永远……离开您……了。”
严重的肾功能衰竭终于掐断了她对新生活的留恋、她对溥杰深情的爱。
自浩女士病重之后，溥杰除了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样的重要会议，便完全放下各项工作（包括写自传），日夜守在她的身边。三年里，他宽慰她、照料她，吃、喝、洗、涮，他都亲自动手。他觉得，比起她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他所受的苦和累，他所做的简直微不足道。他们的心就是这样紧紧相贴在一起的。
溥杰说：在我今后所剩不多的日子里，要做好两桩事生离死别是人生所难避免的。尽管浩女士是在重病几年后仙逝的，但对于金婚５０年、从“亲善”联姻到恩爱夫妻的爱新觉罗·溥杰先生，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他受到包括邓颖超大姐在内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老前辈，老同事们对他的宽慰，他接受了包括来自日本的国内外亲友对他的慰问，他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当我从外地出差回京，踏进这座我所熟悉的院落时，正是浩女士仙逝一个月的日子。溥杰先生告诉我，许多领导和亲友都劝他出去休息一些日子，他明天就要去承德“避暑山庄”，准备在那里重新提笔继续撰写他的自传。
撰写自传是他多年的心愿。“文革”前，他协助爱新觉罗·溥仪完成了影响深广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之后，便在政协有关领导鼓励下，准备开始撰写自己的传记。但还未提笔，“文革”就爆发了。溥杰也就打消了写自传的念头。“文革”后，他在繁忙中找资料编年谱，写回忆，手稿日多，自传完成有望。无奈浩女士生病卧床，他只得将写自传的事暂放一边。现在，他要完成未竟的自传，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情。
他没有立刻答复，习惯地摘下眼镜，细细地擦了擦镜片，再戴上，又递给我一支香烟，然后才说：“我虽然已经８０岁了，但身体还好，而且现在已无后顾之忧。凡是过去计划完成的事，我都要集中精力，尽快去兑现。”
“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担任的工作。”
他提高嗓音说：“是党和人民对我的最大的信任。现在人大常委会会议多，任务重，国家重大的法律、法令、人事任免等等，都要经过人大常委会认真、反复地讨论、修改和批准。常委会委员们在内部讨论时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时常有不同意见，经过争论达到统一。表决时也不是百分之百投赞成票，有反对票，弃权票，按民主集中少数服从多数，集体作出决定，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我今后要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去做好。
说到我的自传，我是一定要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完成。我始终记着周总理对我的勉励。像我这样的人何以会有今天？这可是一两句说不清楚的。打个比方，我自己的前半生，可以说是一身脏水，差点没有被太阳晒干，变成一撮脏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被十亿人民的一池清水所溶化，自己也成为了清水中的一滴。我要把自己的这一量变、质变的过程，实事求是地、有血有肉地写出来，让后人一看，心悦诚服地相信，中国共产党教育人、改造人的政策是多么伟大！”
说到此，溥杰先生加重语气对我说：“在我今后所剩不多的日子里，能做好上边所说的两桩事，我便心满意足了。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今后我打算谢绝一切无关紧要的社会应酬和活动。
比如，向我索字，为某公司、某团体、某商行写招牌；鉴定、品尝什么“宫廷补药”“宫廷点心”等等，过去耗去我很多时间，今后我决定谢绝，恕不作答了。这一点请您写上，借以广为宣传，恳请有关人士多加原谅吧！”
我深深体会到他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主要工作的一片苦心，于是说道：“溥老，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更何况您现在是一位八十老翁。您早该这样做了，通情达理的人是不会责怪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