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笑了，甚至发出有克制的“咯咯”声。他拍了一下沙发扶手，大声说：“好！其实这件事我已考虑很久了。你既然受此重任，我还算信得过你，也就不让你空手而去，但你一定要细细地记，再让我看一遍，然后你去如实汇报，好吗？”
“好！”我总算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黄维沉重而缓慢地开讲：“从二月中旬至今，梁漱溟先生已几次发言，我每一次都认真地听和记。
“梁先生讲的“人治和法治”，其要害有两点：一是毛主席几十年来没有认真搞法治，主要搞的是人治，新中国有过两部宪法（指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７５年制定的——笔者注），都成了一纸空文；二是毛主席搞人治的本钱是运用了他本人曾经缔造了党、国家、军队的他人无法比拟的空前的权威，其结果是造成了十年“文革”的大灾难，直至他本人去世，“四人帮”被粉碎才告结束。
梁漱溟强调，“文革”必须彻底否定，人治必须结束，法治是中国的前途所在，现在已经到了由人治转向法治的大变革的时候了。梁漱溟是位学者，他广征博引，讲了一大套，但重要的结论是上述两点。
“使我迷惑不解的是，小组各位同人一哄而上的批判并未直接针对梁漱溟发言的实质和事实，而是讲梁某人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因此所说“毛主席搞人治”是“恶毒攻击毛主席”，要彻底否定“文革”，恢复法治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我觉得这种做法本身就不符合毛主席关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教导，这是一。再一点，对毛主席本人的评价暂且不说，一般人都忌讳直接议论毛主席本人，但对于“文化大革命”却是大家差不多异口同声地会上会下都说过，“文革”死了许多人，伤害了许多人，人斗人，派斗派，破坏了国民经济，总之是祸国殃民的大灾难。既然如此，“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肯定的，梁漱溟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又错在何处呢？
“我不是梁漱溟先生的老朋友，直接认识他才几个月，我当然读过《毛选》第五卷的那篇文章，有可能他过去反对过毛主席，甚至反对过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但我以为，却不能如此简单地判断，因为他过去反对过，所以今天讲这些话也是坚持反动立场，继续反对下去。判断他是不是继续反对，首先要看他今天讲这些话的内容，而不是只看他的过去。如果只以过去来判断今天，那么我们这些特赦人员怎么办？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怎么办？许多前些年当过右派、犯过错误的人怎么办？我思索再三，很难理解也回答不了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种种问题，因此还是一言不发好。
“我心里的想法，大致就是这些，我仍不准备在会上讲这些不合时宜的话。如果组长领导还想问我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我就再说一句话：不要因人废言！就是说，不管讲话的人是谁，先分析一下讲话本身是不是有道理，有没有可取之处，而不是因为他过去如何如何，就把他讲的话，哪怕是有道理的话，也一概废止，甚至冠以“坏话”的帽子。如果不这样，凡是历史上有不清白处的人，都只好闭上嘴，只听而不说了！”
这次约谈后不久，因形势发展，对梁漱溟的批判不了了之。
笔者留意到，在后来中共中央彻底否定“文革”之后，黄维始终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白过自己在这之前的看法就如何如何——像不少人常常有意或无意地所做的那样。这也是黄维秉性“固执”存在着另一面特点的注解。
黄维以一种近乎顽固的不同凡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研究“永动机”。
大科学家钱伟长等当面劝说、讲解，他不能接受如果说黄维的秉性“固执”反映在他对若干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上，折射出来的是其正直、刚毅的个性，那么，表现在他直至１９８９年病逝前仍然一如既往地研究他的无需燃料做动力的机械重力机——亦即“永动机”的设计上，则是一种近乎顽固的不同凡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了。
平川先生在《同舟共进》上发表过《“没有去爱过，怎知他错？”》一文，对世界上一百多年来一直有不少人前仆后继而不顾一切地在研究“永动机”的精神深表赞赏。倘若黄维在世，看到这篇文章，他一定会与文章的作者联系，甚至不远千里去同作者见面聚谈的。因为据我所知，几十年来，没有人真正支持黄维的这项研究，几乎都无例外地规劝他：此路不通。平川先生在文中说，这些研究者在“文革”中被称为“资产阶级没落的表现”，“幸好这些研究者和试验者都是外国人”。这最后一句有失偏颇了，中国也有一些研究者和试验者，黄维就是其中固执己见最顽强的一个。
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至１９７５年特赦，经历前后２７年的改造生涯。他从５０年代开始沉迷于“永动机”的研究，曾多次受批判，说他借此逃避思想改造，但黄维始终不服。
如果说当初的研究真的是为了“逃避思想改造”，那么到了后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已经卸掉了“思想改造”的重负，他的“研究”自然应该收摊了吧，然而他却更加专注地从事这项研究。为了节省开支，少交房租水电，国家分配给他四居室高级住宅，他婉谢，只住三居室的普通民房。他多方寻求支援，十次几十次地写提案，写报告，写信，北京不成，就到外地，到他的家乡江西省求助。他不承认他从事的是一般意义的“永动机”，而是利用重力而不需燃料的“永动机”。
大科学家如钱伟长等当面同他讲解、分析，说他研究的虽然兜了弯子，却仍然是一般意义的“永动机”。但他不能接受，坚信自己从事的研究是一项新技术，新发明，是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即便自己终其一生不得实现而后人一定会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取得成功。
笔者曾几度听他详细介绍原理设想、技术设计和试验方案，虽然不敢苟同，却不得不为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激动地说过：“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发明创造不为当时人所理解，发明者甚至遭围攻，丢了脑袋，但真理总是真理，在发明者的身后，乃至几百年，上千年后，实现了，被世人承认了，为人类造福了！我坚信我所从事的这项研究，总有一天会迎来这个成功的时刻！不是说死不瞑目吗？说得对！我赞同“不达目的，死不瞑目”的精神！正是这股韧劲，猛劲，冲劲，才是人类创造一切的力量的源泉！”
身患重病的黄维拒绝西医给自己开刀，改服中药。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病情竟一天天好转，８１岁被评为“健康老人”
１９８９年黄维因心脏病突发而辞世，他生理上虽然瞑目了，但苍白、安详的脸上仍透露着一股常人所不及的刚毅的精神。
黄维的秉性固执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同疾病的顽强斗争上。１９７５年３月获特赦时，他已满７１岁，身患心血管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但他认真对待，精神乐观，注重控制饮食，加强锻炼，健康状况一直比较稳定。不料两年后发现膀胱有肿瘤，很可能癌变，医生认为开刀切除膀胱是上策。黄维历来对西医动不动就开刀的做法持保留态度，轮到自己头上，就更不轻易接受了。
他提出：“很可能癌变”是不是已经癌变？已经癌变了是否只有开刀切除整个膀胱这个办法？医生答复：癌变的可能性基本确定，不开刀切除，扩散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按常规短则半年，长则两三年。黄维一听笑了，说：“西医再科学，也不可能像算命先生一样，连何年何月死都能算出来。你们的意见我现在不能接受。”
医生把情况通知政协机关，机关领导和家属劝说黄维要听从医院的决定。
没想到众人的劝说反而刺激了黄维的固执劲，他干脆不登西医的大门，改看中医，服汤药了。黄维让家属转告：“命是我自己的，我自己负责最好，谢谢你们的关心，不必再劳你们的大驾了！”
出人意料的是，黄维病情竟一天天好转，最后尿样化验一个血球也没有了，进而连糖尿病都有好转，整个身体健康状况超过从前。不止是两年，三年、五年的警戒线也过去了，到１９８５年，８１岁高龄的黄维被国家体委的有关部门授予“健康老人”的称号，奖给一个慈眉善目的瓷制老寿星，黄维把它端端正正地安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对８年前险些被切除膀胱的事，他从不对人提起，但知情者却在背地流传：“好在黄维能固执己见，有主心骨！要换个人，早就吊着尿瓶子成了半残了。”
黄维：为了让台湾的老乡看到他们阔别几十年的故乡，看到我这个国民党老兵还活得很好，我心甘情愿充当这个“演员”
黄维并非在一切方面秉性固执。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他积极参政议政，到全国各地调查考察，倾听各方人士的意见，提出若干重要的提案和建议。
他虽然耗尽积蓄专心致志地设计和试验他的新型“动力机”，但并没有忘记撰写、审看重要的文史资料，坚持每天阅读多种报刊，特别是处理一些老部下、老同乡要求落实政策和反映问题的来信，他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作为一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与台湾军政当局有着历史的渊源，他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为自己肩上的一项重任。他在一次回故乡探亲访友返京后对笔者作过一次长谈。他对我说：“贵溪你有亲戚，你是去过的，全县不过几十万人口，但现在在台湾的贵溪籍官兵有三千人之多，若包括他们的家属，就有一万多人了。他们的根在贵溪，就像许多国民党人的根在大陆一样。国共的分裂和对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大陆和台湾隔海而治之后，大陆的对台政策也屡经波折，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完全对头了，很得民心，只不过中央的政策要真正落实，还得费不少时日。但大方向对了，不会变了，现在海内外的炎黄子孙眼睛都看着台湾当局，看他们如何举措。
中国必须统一，只有统一才能显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有更高的地位。新中国仍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大，岂能与旧中国同日而语？如果大陆、台湾实现了和平统一，那前景又会怎样呢？应该说凡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盼望这美好一天的早日到来。”
黄维还喜形于色地向我出示一本由台湾贵溪同乡会主办的向海外发行的杂志，说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在台乡亲们浓厚的思乡之情，“亲不亲，故乡人”，真是一点不假呀！黄维还对笔者说：“你知道，我这人非不得已是不愿上镜头的。这次回家乡，破例了。家乡人以我为主线，拍摄了一部电视录像片，借此介绍贵溪面貌的巨变和湖光山色，向海外发行。为了让在台湾的老乡能看到他们阔别几十年的故乡，看到我这个国民党老兵还活得很好，我心甘情愿充当了这个“演员”。”黄维边说边发出爽朗的笑声，这在我和他十多年的接触中，是不常有的事。
是的，他秉性固执，但并不古怪，在他固执的个性中，蕴藏着对祖国和家乡深情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