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１９０４-１９８９），江西贵溪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国民党中将，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滇缅会战等战役。曾任国民党军队十二兵团司令，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１９７５年被赦。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黄维和杜聿明、宋希濂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都是在蒋介石手下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同一时期台阶式升迁的；后半生，他们又都因为在中国两种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中，站在人民阵营的对立面而先后做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进了战犯改造所，差不多同时开始接受教育改造。
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将领
同杜、宋二位比较起来，黄维这个人比较“怪”，说轻点是“秉性固执”，说重点是“顽固不化”。杜聿明、宋希濂是１９５９年１２月第一批获特赦的，而黄维却直到１９７５年最后一批才被特赦。
在战犯改造所，当别人都在学习政治，讨论问题，反省自己时，黄维却一头栽进无需燃料做动力的机械重力设计的研究——实际是让许多研究者碰壁而不可能实现的“永动机”里；别人写自传，上交认罪材料，他却交出了一张精心设计的“永动机”图纸和原理简介，并要求战犯改造所领导提供条件，支持他的“创造发明”。
黄维的行动，使战犯改造所负责人挠头。其他战犯批判他是借研究“永动机”逃避思想改造，只会误了自己改过自新的机会。黄维却反唇相讥：“你怎么知道我的创造发明是做梦？你自己懂得多少？搞清楚了没有？人类有哪一项重大发明不是经历种种磨难，甚至献出生命由后人去完成……”因为黄维坚持己见，战犯改造所无奈，便将他的设计图纸、文字资料一并送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审查鉴定。中科院答复：黄维的设计说到底仍是“永动机”，这是违背现代物理学原理的，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
战犯管理所的同志把中科院的鉴定意见告诉黄维，但他仍不肯放弃己见，只是沉默不语，收起图纸。在学习改造活动中，仍然不积极，很少发言，反省材料写得不细不详，认罪交代更比别人差一截。待这半年三个月的“低潮”
一过，黄维的脑子又在转他的“永动机”了……
１９７５年黄维最后一批被特赦，他由一名战争罪犯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又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进了政协机关的大门。
那时特赦人员安排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待遇已分为两类：一是诸如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人已于１９６５年１月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生活费由１００元增至２００元；一是诸如沈醉、郑庭笈、罗历戎、董益三、杨伯涛、周振强等人，还未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生活费为１００元或１２０元不等。
黄维这一批特赦人员到政协后，因已在“文革”后期，不可能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但唯独黄维一人生活费每月２００元。
１９７８年２月召开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黄维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常委。他连任三届，直至１９８９年病故。这是后话。
政协机关里旁若无人的文史专员黄维的名气较大，凡读过《毛泽东选集》的，大体都知道黄维率领的国民党机械化兵团，在增援陷入重围的杜聿明时被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的事实。
１０６黄维：从国民党战犯到政协文史专员 ＭＩＮＺＨＵＲＥＮＳＨＩ因此黄维进政协机关，比别的特赦人员更引人注意。
在笔者见到黄维之前，就听机关里见过他的同志说，他与别的“战犯”
不同，走路昂首挺胸，旁若无人，神气得好像还在国民党将军的任上，实在不可思议。
因为当时“左”气正盛，由特赦人员而任命为文史专员，尽管身份变了，但大多数文史专员对机关干部都客客气气，甚至可以说颇为“礼敬”的，何以独黄维这样“目中无人”呢？笔者向沈醉、宋希濂打听，他们说，黄维这人从来就有股“傲气”，当年除对蒋介石和顶头上司陈诚外，对别人几乎都是爱理不理的。
沈醉认为黄维这个人就是“怪人”，在战犯改造所也与众不同，以固执或曰“顽固”着称。但他补充说，黄维为人正直、清廉，律己严格，解放前谢绝请客吃饭这类应酬，把主要精力放在治学治军上，蒋介石对此颇为赞赏，故一直重用他。沈醉讲完这些，特别关照我：只是同我这个熟朋友说，不可传言他人也！
不久，我在政协机关大门口见到了黄维。他身着蓝卡其布的旧中山装，但洗熨得干净挺直，浓眉，右上唇有颗明显的黑痣，在向警卫正儿八经地交验证件之后，昂首挺胸，旁若无人地进了大门，向他当时无公可办的专员办公室走去！
我一直等着同他交谈的机会。按说，同在一个机关，去拜访他一下，聊上几句也不为过，他总不至于把人推在门外吧。但既然耳闻目见的黄维如此这般，我就不想去自找没趣了。
那时候，黄维同其他文史专员一样，到机关上班只有一项任务：参加一周两三次的政治学习小组讨论。其他时间不过是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读读政治书籍而已。
当时黄维开始参加专员组的学习，后来才转到政协直属组学习。笔者不在专员组工作，但每次学习的简报都能读到。时间一长，我发现黄维每会必到，却从未看到他有过一次像样的发言。自１９７５年底至１９７８年初，我印象深的只有这么几件事：
黄维参加学习组后，长时间一言不发。但有人反映，他又在鼓捣他的“永动机”了，晚上在家里弄，白天人到机关，脑子里仍在转“创造发明”，还是逃避政治学习，故伎重演也！但我记得，由于黄维在这一阶段的确从未公开提出研究“永动机”一事，因此政协机关领导也没有找他谈过。
黄维经多次动员，拿着别人捉刀代笔的稿子批邓。粉碎“四人帮”后他吐出了这口闷气
１９７６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高潮，当时有位主管领导出了一个“高招”，让黄维登台作大会发言，用以证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但要黄维担此“重任”，困难自然较大。首先是黄本人不愿登台——他连小组会都不张口，又怎么可能上台作大会发言？无奈这是上头交办的政治任务，经多次动员，黄维推辞不了，最后声明他写不出够水平的发言稿，如有现成的稿子，他可上台念一念。于是，捉刀代笔，上纲上线，很快起草出高调门的发言稿。“秉性固执”的黄维也终于抵挡不住压力而登上了大会批判的传声台。由于新华社报道政协此次大会的消息时提到黄维登台发言，政协很快收到匿名信和匿名电话，责问：黄维是顽固的战争罪犯，且在淮海战役中败于邓大人（邓小平——笔者注）手下，他有什么资格“批邓”；统战部、政协的负责人干什么的，新华社何以这样有眼无珠，脑子发昏到这种程度！
云云。此事一开始虽尽量保密，但终于无效，很快传开了。最后传到黄维耳里，他开始还沉默不语，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才说：“这件事使我内疚，本不想为而又不得不为，如果许我检讨，我可撰文登报声明。”这在当时当然是不可能的，偏偏还有人做他的工作，说黄没有错，要“坚定”，不要理“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几个苍蝇嗡嗡叫”。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黄维才有吐出这口闷气的机会，但他的话很简单：“坏了我黄维的名声事小，坏了共产党的名声事大，“四人帮”做了共产党的敌人做不到的事！”
１９７８年２月黄维当上政协委员并被选为常委后，转为参加笔者担任小组秘书的直属组学习。他依然发言甚少。当时的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四人帮”，虽还不让彻底否定“文革”，但实际上已有所批评了。几乎所有到会者均发言热烈，有时声泪俱下。因黄维总是沉默不语，召集人几次动员他“随便说说”，“有什么说什么”，他才操着浓重的江西贵溪口音开腔说：“文革”
十年，我有八年尚在狱中。现在看来，那时坐牢的比不坐牢的强，起码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挨打受骂，更没有丢了性命，而且吃穿都有保障，我们真称得上是幸运儿了。至于“四人帮”是怎么上台的，“文革”这样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为什么会发生？我这个尚在狱中的人未能亲身经历，实在是说不清楚。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有了这个沉痛的教训，我想共产党和全国老百姓都会长见识，长记性。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老百姓都为此付出眼泪和鲜血，这个代价将会大大地促使人们觉醒，认清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样，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了。我个人微不足道，“文革”赶上个尾巴还铸成过一件终生的大错，错得不可原谅！但我同各位一样，愿意引以为训，以自己的残年薄力，为重振中华努力。”这段话，是我记忆中黄维在小组学习会上最像样的一次发言。
黄维：我反对特务手段，只要知道是军统的人，一律不交往，但蒋介石喜欢他们，我也没有办法
我个人首次与黄维直接交谈，得缘于一个未曾想到的机会。
大概是１９７６年二三月间，政协传达室忽然告诉我，说大门口有老家的亲戚找我。一问是来自江西贵溪的。我的家乡是在浙江江山，紧挨江西省边境与贵溪相距一百多里。来人不等我张口，就带着恳求的眼光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是我的一位在贵溪火车站工作的亲戚写的。信上说，来人黄××，是他的朋友，是黄维的晚辈，他出差北京，想见见这位有名气的长辈，自黄维被特赦见报后曾写过信，但未收到回音。听说黄维分配在政协工作，希望我助一臂之力，让来人同黄维见上一面。我望着眼前这位３０来岁的贵溪人的目光，不好意思拒绝，便说可以试一试，见或不见要看黄维自己了，因为我担心，脾气古怪的黄维未必能轻易见客。但出乎意料，黄维不仅立即答应，而且精神一振——一种明显的忽闻“故乡来故人”的兴奋的神情。见面时，黄维要我留下一块谈，并说江山是江西玉山的邻县，我们也可算是同乡人了。接着黄维就同他的这位不相识的家乡晚辈交谈起来，讲的是贵溪土话，我只能听懂一部分，主要是黄维不厌其烦地询问家乡人事的变故，城乡的发展，百姓的生活……来人最后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黄维连连点头说：“那一定，那一定。”
长谈结束时，黄维大概觉得把我晾在一边太久，便主动与我谈话，说：
“我不知道你是江山人。江山我去过，地方不错，国民党时代出特务，戴笠、毛人凤、毛森、毛万里都是你们江山人。我是军人，前半生为国民党效忠，也算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了，但我从前就反对这种特务手段，贵同乡戴笠红得发紫时敝人就离得远远的，只要我知道是军统的人，一律不交往，但蒋介石喜欢他们，我也没有办法。江山地方不大，你的家庭长辈中有没有吃军统这碗饭的？”我答没有，但老师、熟人、远亲中有，他们或者跑到台湾去了，或者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镇压了。他听罢一笑，说：“我要是共产党，也要先杀一批军统分子，他们杀人太多了，不但杀共产党，而且还要杀亲近共产党的人，包括国民党的异己分子。我们这些军人也杀人，但那是在战场上，明刀明枪，同他们不一样的。”
这首次见面的印象，改变了我过去以为黄维高傲自负因而也不善谈的看法。自此，彼此见面也点头打招呼了。
黄维说，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他坚持要重游“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全国政协组团到上海、苏州等地视察，黄维以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参加了这个团，是团里唯一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我是这个团的工作人员之一，对他照顾较多，彼此多次长谈。
值得回顾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坚持要重游１９３７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一是他向我盛赞他的北伐时期的老上级、原国民革命军独立二十一师师长严重。
政协视察团到上海的第二天，黄维就私下向我提出，能不能请示团长，让他重游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因为他知道，这次视察团是集体行动，任务是考察上海企业经济管理和调查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
我报告了团长，但团长只答复要研究研究，理由一是在京时宣布过不组织个人视察活动；二是“八一三”旧址是国民党抗战的战场，以黄维现在的身份，公开地在旧址出现，当地的干部和老百姓会怎么看？这话我自然不能直接转告黄维，我只转达团长说要研究一下，看组织这次活动地方上是否方便再定。没想到我的话声刚落，他竟冲着我说：“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八一三”淞沪血战是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在那里负伤流血，我指挥的一个师伤亡过半，我忘不掉那些长眠在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官兵，常常做梦重现那些壮烈的场景。我不赞同抗战是共产党一家领导取得胜利的说法，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特别是抗战爆发之初的“八一三”淞沪之战，曾震动国内外，应该在抗战史上写上一笔。你向团长反映，我只要求在视察团休息的那一天，给我派一辆车，有一个领路人，我一个人单独前往。”
对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的作用，我们过去宣传甚少，直至１９８５年抗日战争胜利４０周年，才以较大的篇章在报刊上宣传介绍。像黄维这样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就作如是说，并坚持要重游旧址，又一次使我领教了秉性固执的黄维将军，是多么与众不同！我当即将黄维的意见反映给团长和有关负责人，于是再一次进行研究，终于同意了黄维的要求。
黄维旧址重游回来的那天晚上，我推开他的房门，不等我开口，他就兴致勃勃地说：“上海的郊区，变化太大了，一座座新房子拔地而起，男女老幼衣着整齐，生活温饱，茅草屋没有了，衣衫褴褛的饥民没有了。更使我高兴的是，老百姓并没有忘记历史。我拜访了好多位６０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还陪我重游旧地，都对“八一三”淞沪抗战记忆犹新。他们说，那时的国民党军队真是与日本鬼子拼得血流成河，我们老百姓也支持他们，参与战事，几乎家家有人伤亡。后来失败了，日本鬼子终于占领了上海，那是旧中国国力太弱，国民党上头领导不坚决，那不是他们在前线拼命的官兵的责任呵！我听他们这样说，禁不住热泪盈眶。是呀，中国的老百姓有多好，国民党最终失败，那是它自身的腐败无能，丢了老百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千真万确啊！”
次日黄维说，“昨晚服了两次安眠药才入睡。”
在上海视察了半个月，全团驱车去苏州。
黄维给我沏杯茶，轻声细语地谈起“怪人圣杰”严重师长到苏州后时间尚早，又未安排活动，黄维便要我带他上街逛逛，说他至少有４０年没有到过苏州了。我欣然从命，引他在苏州大街小巷穿行。他若有所思地问我：“你知道国民党有个叫严重即严立三的北伐名将吗？他是湖北人，凡是正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没有不敬重他的。”我想了一下后回答：
“是不是湖北“三怪”之一的严立三？我还是过去听湖北元老李书城老先生在小组会上讲的，说湖北有“三怪”——李瑛、严重、熊十力。李老讲得很多，但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他们的名字。”黄维打开话匣子，边走边说：“你年轻了一些，对这些老人有所不知可以理解。往前倒流四五十年，严重可是社会各界都知道的名人。他是我的老上级，又是黄埔军校的老师，对我这一辈国民党军人，影响颇大。你有兴趣，晚上可到我房间里聊聊。关于严重的言行，是值得后人研究的一个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