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夕日，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把光绪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袁曰：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住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所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惟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袁世凯的圆滑和回答掷地有声，不能不使人佩服，袁世凯何等的江湖历练，对付书生气的谭嗣同是股掌之间，他知道这是一次以卵击石的买卖，胜算和成本是他首先考虑的，他心里不能不掂量。同样的一件事，而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则是如此记载的：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筹划求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康、梁的文字都写到袁世凯当时的态度慷慨激昂：杀荣禄如杀一只狗一样。但袁世凯提出杀荣禄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皇上必须到自己的营中来亲自下令。
袁世凯《戊戌纪略》中是如此写他和谭嗣同会面：
（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袁世凯随后写道：一段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说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世凯，但都因荣禄阻碍，使得袁世凯的晋升缓慢。之后，谭嗣同话锋一转，出示了在袁世凯看来非常可疑的光绪手谕：让袁世凯在荣禄前宣读皇上的命令后，诛杀荣禄，然后，“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于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对袁世凯这久经沙场和官场的人来说，在没有看到上谕之前，他绝对不会贸然出手的。袁世凯自述道：当时他强调了两点：一是杀荣禄容易，但要奉旨行事；二是立即举事不易，因为营中枪弹均为荣禄控制，必须先设法预贮弹药，然后方能依策行事。并且，在自己的新军周围，董、聂各军有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城内也有旗兵数万人，自己的军队只有六七千人，怎么能办成此事？对于袁世凯提出的第一条，谭嗣同回答说：20日早晨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自然会亲自下达命令。而对袁世凯所说的第二条，谭只好表示同意，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奇男子”。
9月20日这一天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后来在《戊戌纪略》中表明，那一次召见，袁世凯并没有得到谭嗣同所称的密谕，光绪帝也绝口不提兵变的事情。袁世凯利用了这次请训机会，大胆向光绪帝进言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谏。
袁世凯这一番话可以说确切表明了态度。在骨子里，袁世凯是看不上康有为等自命不凡的书生的，也觉察到年轻的光绪皇帝在性格、经验以及能力上的致命弱点，所以就劝光绪稳妥行事。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肺腑之言和真实想法。
宫闱政变向来是成败难料的冒险，当时的袁世凯只是混迹官场几十年的普通汉族官员，只是为仕途奔竞，并没有资格也没有资本进入高层的权力角逐。
袁世凯虽倾向维新，但当时光绪的维新诏令仅仅得到浙江巡抚陈宝箴的响应，维新派势力尚弱，还不足于图大事；赞成维新变法，不等于烈火烹油，甚至不自量力地谋求极端血腥的手段来促成其事，徒逞匹夫之勇耳。
如果设身处地为袁设想，无论他是帮助“帝党”杀戮“后党”还是帮助“后党”剿灭“帝党”，都要承担着道德与良知的折磨。毕竟他只是听到谭嗣同慷慨激昂的一面之词，而光绪帝对维新派布置的政变计划知不知情？也没有证据表明光绪帝在面见袁世凯时对他提出过参加政变的要求；脑袋如果没进水，谁都知道当时国内掌管实际最高统治权的是太后慈禧，即便光绪帝有胆量向袁世凯提出捕杀太后的请求，但任何任何头脑清醒的大臣都绝不会随口允诺，帮助皇帝杀戮或者囚禁母后。
这里牵扯的不仅仅是个人安危的事，而是面对江山社稷，万一失手，那对社稷和国家伤害更大，对民族的伤痛也更大，世事如棋，鹿死谁手？变数未知，后果孰定，更何况是谭嗣同一次夜间的陡然造访，就能让一个人豁出身家性命以卵击石吗？
所谓的扑杀太后的“密诏”，本是康有为伪造的，康有为说他携有光绪皇帝九月十六日通过杨锐带给他的密诏：“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直至宣统元年八月十二日，杨锐的儿子杨应昶将密诏原文呈交都察院，人们才发现，原来密诏不是写给康有为的，而是写给杨锐等四章京的。其原文称：
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末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密诏反映的是光绪激进的改革理念和行动受太后掣肘时的焦虑。并非告急的密诏，“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这一假设，皇帝是虚前席询问良策，而非授权救援行动，况光绪皇帝还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且光绪帝指名“妥速筹商”的，是四位军机章京。康有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诸同志”之中，康有为在当时的光绪皇帝心中，决非可依靠的股肱，康有为伪称密诏内容是：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这就面目全非了。康有为并将自己的名字加入所谓“密诏”，到处招摇和集资，更显示其行事的不择手段。
据康有为《自订年谱》中的说法，18日早上，林旭向康和谭嗣同出示了光绪的密诏，旋召梁启超、康广仁、徐致靖、徐仁铸、徐世昌同读。众人“痛哭不成声”，“经画救上之策”，“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寓所，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又说袁答“杀荣禄乃一狗耳”，建议“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名诛贼臣也”。这是整个戊戌变法时期使形势骤变的最为关节的历史谎言。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主动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后来的被动汇报是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事实上，袁世凯在得到政变消息后，为了保全自己，慌忙向荣禄和盘托出了谭嗣同的密谋。慈禧太后在得知维新派想谋杀她之后，恼怒至极，于是使得原本和平的训政转变成为一场流血的政变。光绪皇帝和珍妃身边的太监也倒了大霉，被杖毙四人，另枷号十人，就连光绪也被软禁在灜台。
其实，如果划分政变的主要责任，应该是康有为的伪造密诏要负主要的责任，而非袁世凯一人被动汇报而独担告密者的责任，康有为被人追捧而袁世凯被人千夫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