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居住洹上的那段时间，和他友善的兄长袁世廉也恰解职在家，袁世凯整天陪着袁世廉，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是和妻妾子女共享天伦之乐；或是与几个文人骚客，吟诗斗酒，风花雪月……和当时晚清人的娱乐喜好一样，袁世凯最喜的，就是把戏班子请到家里唱堂会，一大家子人家，把院落塞得满满当当，呷着茶，听着高亢的梆子戏。听到入迷处，袁世凯会不由自主地用河南腔大叫“中”。等到戏散了，袁世凯还会像接见演职人员一样，把戏班子的班主叫到跟前，关心几句，嘘寒问暖，拿出几封包银作为赏钱。袁世凯虽是粗人，毕竟随张謇学习过几天经史子集，于是也就忙里偷闲以诗言志，在洹上，袁世凯诗兴大发，倒涂抹了不少诗，还编辑出版了诗集。昔日权重位高的袁项城，一下子转身成为蓑衣斗笠、超尘脱俗、吟风弄月的隐士，这样的两极变化和落差，在当时如火药桶的中国，引起了窃窃的议论。
事实上，“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与世无争，流连于山水之间，但仍然鹰扬虎视时刻注视着天下的风云动向。在袁居室的不远处，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便是当时宅院中最现代也最为核心的一个所在：电报处。在离开京城时，袁特意带回一个小电台，通过这个渠道，袁世凯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震荡尽在掌握。
安阳的友人指点说：洹上村西北二里处就是小屯村，也就是闻名于世的殷墟，在袁世凯开始洹上垂钓的时候，人们开始寻找药店神秘龙骨出土的地方，但费尽辛劳还没有找到这片地方，其实那震惊天下的甲骨文的出土地就在袁世凯隐居地旁边一二里处。在袁世凯归隐前的十年前，即公历一八九九年的深秋，北京街头药店里作为药用的龙骨被一个叫王懿荣的山东人发现了，王懿荣是当时国内顶级的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王对古代彝器上的铭文有过深入的研究，偶然的一次熬药时候，就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的古文字，那钩钩画画、如图如符的造型，就一下子惊醒了他早已敏感的神经，他不仅立刻收购了达仁堂里的全部“龙骨”，而且还让人四处搜集。由于王收购“龙骨”时出手大方，且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重的文物，不少人为了钱财也纷纷到处寻找有字的甲骨龟板了。
在王懿荣之前，就有人听说河南出土过有字骨板，以为是“古简”。王懿荣见到了龙骨实物，就下意识地判断出眼前的这些所谓的有字“龙骨”，与《史记》中记载“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五帝三王”史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缺少实证，属于传说的范围，而眼前摆着的却是那个时候先民们问天占卜用的卜辞，而且不是一片两片的吉光片羽，而是汪洋恣肆的成千上万！
占卜，即使现在还在我们身边活着，是人对命运的敬畏与茫然，通过占卜来询问天意，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特别是在初民时代，大事问小事问，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吉、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仗，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并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结果刻上。
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问卜中华》的大气磅礴、充满忧思的文字，是他对古代文化和文明在现代的命运的回应，他在文章中曾发问：
为什么三千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深秋？为什么在地下沉默了那么久的华夏先人，会在这个时候咣当一声掷出自己当年的问卜甲骨，而且哗啦啦地流泻出这么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华夏先人强烈地感知到了，他们的后代正面临着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危难。
他们显然有点生气，掷出甲骨提醒后代：这是多少年的家业了，怎么会让外人糟蹋成这样？
他们甚至恼怒了，掷出甲骨责斥后代：为何这么垂头丧气？至少也要问卜几次，最后探询一下凶吉！
于是王懿荣听懂了，刘鹗听懂了，罗振玉听懂了，王国维听懂了，那些人感到中华文化的召唤，他们要做贞人，在民族危亡、自信力委顿的时候，来唤醒这个民族。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来说，实在是黑暗期兼冰河期。那么多的血泪，那么多的白骨流离，那么多的煎熬，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一直自认为“天朝上国”子民的中国人大吃一惊，悲愤交加。然而，让他们最感绝望的不是自身生命危在旦夕，而是中华文明面临沦亡。生命只属一己，而文明关及祖宗。十九世纪，已让很多中国人对于维系群体生存尊严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根本的动摇。
这个时候，有文化担当的王懿荣站了出来，这个时候刘鹗站了出来，罗振玉站了出来，王国维站了出来；这个时候，康有为站了出来，梁启超站了出来，谭嗣同站了出来，孙中山站了出来，也是这个时候，不知袁世凯是否感到了肩上的使命，但只有他走到离殷墟一二里的地方来接地气来了。
我们知道一九〇八年，一位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使罗振玉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一个村落，叫小屯，那里有“甲骨”出土。
于是罗振玉派弟弟到小屯去打探消息，谁知到了目的地，那场景实在令人吃惊。当地村民知道“甲骨”能卖大钱，成十成百的村民都像发疯般的大掘大挖。一家之内的兄弟老幼也各挖各的，互不通气，等到古董商一来，大伙成筐成箩地抬来，一片喧闹。为了争夺甲骨，村民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连村里的小孩子也知道在大人已经捡拾过的泥土堆里去翻找，罗振玉的弟弟一天之内就可以收购到一千多片。
罗振玉凭着到手的大量“甲骨”进行仔细研究，很快得出结论，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稳定、最长久的都城遗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辞就是殷王室之物，从此，一直像神话般缥缈，因而一直被史学界“疑古派”频频摇头的夏、商、周三代，开始从传说走向“信史”。
那个时候袁世凯就在离殷墟不远的洹上村，人们说，当黄昏的时候，袁世凯常步出洹上村到洹河散步，到附近的田野散步，那时不知他看到过那些挖甲骨的农民否，是否能触动他神秘的感应。袁世凯是十分迷信的，甲骨文中有一种“贞人”，他们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历史曾多次记载那些贞人因为泄露了天机，自身遭遇往往不佳。
袁世凯是中原土地上长大的子民，他的身上有浓重的宿命的色彩，传说他请了殷墟附近一个有名的瞎子，也像殷商时代的贞人一样给他算命，瞎子告诉他说，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果然，辛亥武昌的那声枪响就是农历八月十九，那声枪响后，果然机会真的来了。
武昌义旗一举，恰如登高一呼，山西、湖南等省便纷纷响应，其他各省督抚的警报也如同鹅羽般直飞朝廷，要求增派军队，以防不测。惯于吟诗作赋的摄政王载沣接到那些警报后，一下子就变得手足无措，只得慌忙召集内阁的一班大臣前来商议。
皇族内阁的人，多的是袖手谈心性的主；一到动真格的，就你看我，我观你，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本是问计于大家，看到如此场面，真是脊骨寒彻直到五脏。
打破沉默的是奕劻开始保荐一个人可以把革命党搞定，即是袁世凯。载沣听了奕劻的话后，沉默良久，默然不答。
奕劻说：“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
三天后，奕劻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洹上村，请袁世凯出山出任湖广总督。曾经沧海，小小的湖广总督能有什么诱惑？袁世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于是，袁世凯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并以最近“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开价。
袁世凯的理由正当且使载沣有苦说不出：当年不是你以“足疾”将我赶出京城吗？那么现在就还你个足疾未大愈，报应不爽。
袁世凯是以缓拖延，但清廷不能不急，正是迫在眉睫之时，摄政王载沣环顾左右，朝中无可用之人——皇族内阁里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是不谙世事，做个承平的王爷可，哪有气魄胆识手腕收拾当前的星火燎原之势？受命前去平叛的陆军大臣荫昌，虽曾留学德国，算是懂点军事，但他却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没经历过枪炮的对垒、战场的历练。
人说，荫昌领旨率军前往湖北时，竟然是身穿长袍马褂，脚上蹬着军用长靴，上半身散淡，下半身丘八行武。这时，旁边有人向他恭贺大任，荫昌眉头一皱，道：“嗐！庆贺个啥，我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朝廷让我去湖北督师作战，您说我这倒是用拳打啊，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真是说对了，北洋军大都是袁世凯一手带大的，荫昌是一兵一卒也说不动：统领冯国璋就不用说了，下辖第六镇的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的第八协协统陈光远，一个个都不肯用命，荫昌就成了光杆司令。就是这位荫昌，乘火车到了河南信阳就把车停下。那里离武昌还有很远，根本没有进入湖北地界，这位大人不敢下车，而且车前车后各挂一个火车头。为什么？要南进也便当，要北退也便当。后来看到有一队人过来了，立刻：撤！有个胆大的参谋下去一看，原是一群摘棉花的妇女。
军情急如星火，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往洹上村力促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当下提出了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指挥水陆各军的兵权等六点要求，价码不答应绝不步出洹上村半步。
清廷无奈，只能全盘接受六点要求，袁世凯才勉勉强强地从河南彰德出发，前往湖北督师。
袁世凯出山，北洋军拼死效命，很快便攻下汉口。随后，袁世凯又返回北京，组建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新内阁，正当清廷盼望着袁世凯能尽快剿灭武汉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
在袁世凯看来，当时的局势已不仅仅是局限于武汉一地的事，而是各省早成分崩离析之势；即使能剿灭了武汉，但其他省份的革命党又如何对付？何况，袁世凯心里也清楚，清廷对他并不信任，一旦过了这座桥，难免不过河拆桥，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还是未知。
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是百炼钢成了绕指柔，没有了慈禧太后，他绝不会轻易听从清廷使唤，对无枪无人的革命党起舞附合也不是他的意愿。他要做的，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凭借手里的枪杆子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连哄带吓，既打又拉，将革命军和清廷玩弄于袍袖之间、股掌之上。
袁世凯是中原深处黄土里起来的，虽不是村夫，但也知道一些乡间的事，当时袁世凯曾给他的幕僚们说过乡间拔树的故事，袁世凯说：“各位，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二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的，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真是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满清这棵“树”，被删繁就简的秋风，不，被无数如秋风一样的“手”左摇摇右摇摇，在摇撼中，最后轰然倒下，袁世凯关于树的话，虽然直白，但真是满清的一篇《枯树赋》，人说毛泽东晚年微弱而费力地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着庾信的《枯树赋》“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满清这棵树也是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在汉口被攻下之后，袁世凯就派出亲信前往武昌与革命党人接触进行试探，但因为双方价码差异太大，谈判久拖未决，袁世凯决定再用军事行动，以挫败革命军的士气。随后，北洋军向汉阳发起猛攻，并很快攻下。正当前军指挥冯国璋打算乘胜将武昌风卷残云一举拿下时，袁世凯却命令暂时停战。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武昌唾手可得、机不可失”，一边又下令继续炮击武昌，并无放弃进攻的模样。
冯国璋只懂军事不动政治，袁世凯得知后勃然火起，随后连发七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刻停止进攻。为了防止冯国璋坏了自己的好事，袁世凯随后将其调回北京，委派另一亲信段祺瑞为前敌指挥。冯国璋毕竟只是个军人，他不懂得政治上深层的权变，更不懂得袁世凯其实是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进行平衡和博弈。
果不其然，袁世凯最终用高超娴熟的政治技巧，不费一兵一卒便将那些皇族亲贵包括摄政王载沣在内一并扫地出门，赶出朝廷，最后又诱迫隆裕太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最终把清朝统治中原二百多年的皇权还给了历史。
三
公正地说，袁世凯是一典型的机会主义的信奉者，他有才，但德不胜才，但他仗义疏财，笃好交游，上自骚人侠客，下至屠沽者流，他机关算尽。你可以说他不高尚，但他很真实，要做就做真小人，有一副好肝胆。
官场有自己的潜规则，在满清的官场，没有人不愿追逐名声和地位的，这从小处说可满足个人的欲望，封妻荫子，从大处说也是所谓的体恤国家，为国尽忠，但是一旦道德有了瑕疵有了亏空，也就往往会成为衡量一个人的利器。人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告密者，这样的人自己先就在道德主义的高坡上立足，有一种所谓人格的优越感，然后以道德的评价为火器，进行一场道德的审判和扫射人们说袁世凯是戊戌变法中的告密者，传统的说法是谭嗣同在1898年9月18日带着光绪的两道诏书深夜密访袁世凯，“说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袁当时满口答应，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未料9月20日袁一回天津，就向荣禄告知所有维新派的计划；荣禄急忙闯颐和园向慈禧告变；9月21日慈禧回宫，囚禁光绪，宣布“亲政”，捕杀“六君子”，戊戌政变成功。现在的史料研究表明，慈禧9月19日就已经回宫，“使旧说失去时间与空间的凭借”，袁世凯的主动告密说也就立不住脚了。我在乡村高中读书的时候，在高中课本上，曾读到梁启超写的谭嗣同秘密会见袁世凯的文字，印象很深，那场面如同电影蒙太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不是“雪夜访戴”的诗意，也非雪中送炭的高古，那是捕杀慈禧的一次冒险动员，不论是谭嗣同还是袁世凯，在心里都不能不掂量这件事情的分量和后果，以光绪的名义捕杀母后，在道义上也是立不住脚的，虽然历史上不乏“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和“烛影斧声”的宋高祖兄弟的相残，但弑母的想法，我以为从小就被慈禧养在宫中的懦弱的光绪，怕是没有这个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