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几次憋足了劲，想痛痛快快地大闹一场，但最后都咽了下去。她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如果此时顶撞起来，吃亏的肯定是她。她终于克制住自己，表了一个态：“这次的事件，我是有责任。”
“录音带一律不准向下发了。”随着毛泽东喷出的一股浓烟，结论也有了：
“要作检查！”
李德生也是江青一伙排挤的对象。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在1986年回忆说：“江青一伙终于借‘批林批孔’，掀起了反对周、叶的恶浪。我在工作中，大事都是请示总理、叶帅，他们便称我为‘大军阀’，进行批判斗争。”
过了些日子，江青又想找毛泽东当面汇报，说说她的心里话。但毛泽东给她回信说：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批林批孔”进行到1974年夏天，毛泽东一方面对江、姚、张、王等人继续信任，另一方面似乎也意识到江青一伙在党内外“积怨甚多”，在利用“批林批孔”以营私，他对江青的批评多了起来，有些还很严厉。
1974年7月17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一开会，江青又是带头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是妨碍运动的“大儒”，王、张、姚就一齐上阵，这个说“绊脚石，一路上总是跟不上”，那个说“他的积极性和顽强性是千方百计破坏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开始只是听，听到后来，几次拿眼瞪江青，江青不理会。毛泽东脸色变了，动怒了：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毛泽东一说话，江青不敢顶撞，气氛便缓和下来。
毛泽东继续批评，但口气已经软些：“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答道。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内部是钢铁公司”，这个人硬得很，从来不买她的账，她也借这句话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懑。
“当众说的！”毛泽东挺认真。
“说了算！”江青不嘴软。
“孔老二说的，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说到这里，把脸转向在座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不大好就改。”
“你也是难改呢。”
“我现在的钢铁工厂不开了。”
“不开就好。”
说着说着，江青又挑起事端：“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
江青撒了个谎。她完全知道拍这部电影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是周恩来批准来华的。她要让毛泽东追查这件事。因为她知道毛泽东是最不喜欢别人揭中国的短处。
可毛泽东并未对此事表态。反而对大家说，并告诫江青：“她算上海帮呢！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江青在毛泽东那里碰了钉子后，锐气大伤，“批林批孔”的劲头也小多了。
周恩来抱病飞长沙
周恩来因病重在1974年6月住院以后，江青一伙更加紧了夺权活动。他们用的还是老办法：先造舆论；有机会到毛泽东面前挑拨是非。
10月1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来为题，影射攻击周恩来和中央有关领导。“风庆轮事件”纯粹是小题大做，别有用心。事情的起因是，“风庆”轮开船后，某些人要船政委李国堂、政治干事顾广文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李、顾予以拒绝，并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但在目前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从国外适当买一批船只也是完全必要的。江青一伙得知此事后，大做文章，王洪文批示将李、顾两人扣在上海批判。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就利用“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起攻击。10月17日晚，“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崇洋媚外”问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要邓小平立即表态。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邓小平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么，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待人。江青等四人一拥而上，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冷眼一扫，拂袖而去。
这天晚上，“四人帮”在钓鱼台17号楼经过紧张密谋，决定派王洪文尽快赶赴长沙，向住在那里的毛泽东报告情况，以争取毛泽东的支持。
第二天，即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的专机在长沙机场降落。毛泽东接见了他。毛泽东是国庆节后离开北京到南方过冬的。他先是到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大夫确诊是“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不复杂，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一辈子都离不开书的毛泽东，不得不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听别人给他读点东西。10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次住的是六号。毛泽东在长沙的一切，都由他信赖的华国锋安排。华虽已调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工作。毛泽东在这里一直住到1975年2月3日才离开，共住了114天。
在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主席，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的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
王洪文继续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
几乎每天都有人去。”
“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哪？”毛泽东问。
“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
“哦。”
“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不做声。
王洪文说出一句鼓动性的话：“主席，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毛泽东反问道：“是吗？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哇？”
王洪文见毛泽东不像是赞成自己的话，声音有些发颤：“是的，主席！总理虽然有病都忙着找人谈话，嗯……”
王洪文“嗯”了好长时间，就把话题转向对张、江、姚的吹捧上。
毛泽东只是听，一声不吭。王洪文自知没趣，便对毛泽东说：“今天我还要赶回去，主席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一脸正色，他告诫王洪文：“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毛泽东最后说了一句：“你在政治上不强，你们这些人的职务也够高了。”
“四人帮”倒台后，王洪文在法庭受审时供认：“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傍晚即赶回北京。
江青一听王洪文的报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通过另一条渠道继续向毛泽东告状。18日那天，江青将王海容、唐闻生两人请到钓鱼台10号。王、唐二人在那个非常时期是名气很大的，她们的形象和名字经常出现在新闻镜头和报纸上。外人有时也不易分清：因为她们衣着打扮很相似，总是一身朴素的衣裳，外加都戴眼镜，留齐耳短发。王海容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的孙女，父亲是烈士，另一位是外交家唐明照的女儿。她们职务上是外交部的翻译，但当时的地位比较特殊。她们不仅为毛泽东接见外宾担任翻译，也是毛泽东家中的常客。毛泽东的晚年，出入毛泽东家中的人员受到限制。毛泽东信任王、唐二人，要这两位年轻人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直接听取她俩的汇报。报送政治局委员传阅的有些文件要列上她俩的名字。于是，王、唐的作用变得异乎寻常。她俩既是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人之间的一座特殊桥梁，又是他的指示传达到各方尤其是政治局或国务院的非常之路。
江青要王、唐二人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王海容、唐闻生感到事态严重，第二天便去三○五医院，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说：“我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问题。我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像江青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小平忍了他们很久。”最后，周恩来告诉王、唐二人：“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
20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唐陪同。接待完外宾，王、唐二人留了下来。她们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她俩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要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处心积虑的两件事，一件也没办成，还挨了批，心里更是七上八下。但她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拗。她又给毛泽东写信，在信中提出要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金祖敏是青岛市的纺织女工，中共十大期间，突然用飞机将她接到北京，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11月12日
一周之后，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检讨一番后，又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回信，更加直截了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毛泽东要她读李固给黄琼书，“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即出自此篇。毛泽东的用心可想而知。
江青再次通过王、唐二人向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
毛泽东一言道破天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1974年12月下旬，北方已是数九寒天。这对于重病在身的老人们，是最难熬的日子。而周恩来却又整装待发，他要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医生很是担心：“总理身体状况很不好，要乘飞机去长沙，怕……”医生没有说完，叶剑英果断地说：“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周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
周恩来和王洪文一道飞往长沙。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坐飞机。本来周恩来约王洪文同坐一架飞机，好给国家节约一点经费，而王洪文心怀鬼胎，独自坐一架飞机去长沙。
他们来到毛泽东的住所，入座后，王洪文又按江青的意思去找毛泽东谈。毛泽东一听这些老调就生气了：“你上次来我是怎样批评你的？我告诉过你多次，不让你和江青搅在一起，你不听，你们几个人拉帮结伙搞在一起，这是错误的。你要作深刻的检讨，不允许再这样下去了。你在这里呆两天，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错误。”
王洪文说：“主席，我是有错误，我一定作深刻的检讨。”他回到住所，写了一个通宵，也没有写出像样的检讨，也没有交给主席。直到“四人帮”被抓，才在他的抽屉里查到那份检讨。
毛泽东摇着手，继续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他已准确地将“上海帮”改成了“四人帮”，成了一个生动的历史名词。
“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脸上挂不住，顿时红了起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
不好回答。毛泽东自己又说：“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
毛泽东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他向在座的周恩来、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说道：“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
大家都沉默。比毛泽东更加病重的周恩来心情惆怅。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脑袋。他说的是邓小平。
“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说。
Politics是英语“政治”的意思。
“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王洪文表情尴尬，也很紧张。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一字一句地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
周恩来看了纸上写的字，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放下笔来说：“是喔是喔。”
周恩来报告副总理名单，念道：“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
毛泽东又打断周恩来的话，说了一个“陈”字，即陈锡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毛泽东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自己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做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周恩来告别毛泽东，走出户外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他的目光也变得晶亮起来。这是他生病以来早已消失的目光。
江青插手“组阁”没有成功。
总理还是总理，而且总理之后又有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