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和小安格拉开了一个美丽的小玩笑。他们和小安格拉开了一个美丽的小玩笑。当时她刚出生才几个星期，而她的父母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就是举家迁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者说当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之乡。离开美丽的汉堡市，到勃兰登堡一个连名字都很难发音的偏僻小镇——奎州。而此时成百上千的人都走了一条与他相反的路，因为人们更偏向于选择所谓西方的舒适和安逸，而不是民主德国无产阶级的简朴和可靠。可以说，这是一个勇敢的选择。
安格拉的父亲，霍斯特？卡斯纳，是教会的一名神职人员，他的想法是：在“另一个德国”更加需要灵魂的牧师，而“另一个德国”，不太客气地说就是二战后划分全球时交给苏维埃世界的部分。1954年，小安格拉？多罗特娅降临人世，在之后的很多年，世界都被分裂成两部分。历史学家们说那时民主德国处在斯大林化的顶端，尽管斯大林已经逝世一年了。从1949年到1961年（这年柏林墙突然出现），大约270万德国人决定离开那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转而选择联邦德国。然而，修道院的院长们让这个年轻的神甫相信，“在另一边”，那里需要他。另一方面，他，霍斯特？卡斯纳，原本就是来自那边的。他是潘科的一个普鲁士人。他的妻子——荷玲，时年26岁，是一名老师，但是后来再也不做老师了。她曾教过英语和拉丁语，然而，作为一个新教牧师的妻子，在民主德国继续自己的职业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需要试着去设想，在那黑白交错的年代，民主德国最内部省份深处的情况。民主德国充斥着苏联式的灰暗和阴郁。公众的思想意识一点一点地养成，用迁居到伯克利的俄罗斯历史学家马丁？马利亚的话可以很好地描述这种思想，这句话我们从艾曼纽？卡瑞致“讨厌的诗人”爱德华？利莫诺夫的书中借用来：
完整的社会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一些缺陷的抨击，而是对现实本身的抨击。它是一种镇压现实世界的企图，一种长期看来注定要失败的尝试，但在一定的时期内它能够创造一个超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这样的悖论之上：低效能、贫穷和暴力作为至高无上的好事呈现。
奎州，卡斯纳一家在1954年所生活的小乡村，大约有400人。那里有一座漂亮的乡村教堂，一片农村的土地。1954年时，那儿离两德边界只有不到30公里。这个区域住户很少，连一个学校都没有，因此孩子们必须到另一个村子上学。这里的一切都小小的，包括这个新教牧师的家。他肩负着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即维系这个被历史的命运完全打乱的集体。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过去不到十年，德国被一分为二，而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里的生活条件，如果不说是贫困不幸，那至少也是不稳定的。这里跟纳粹德国雕塑的宏伟壮丽没有一点关系，也完全看不到一点当时德国乡村的浪漫自然主义色彩。为了避免过分依赖于国家的供给，这里大部分的人都依靠菜园里产出的食物生活，甚至教会堂区也有自己的羊群、母鸡，或者一只乳牛。当卡斯纳决定到民主德国定居时，就清楚地知道教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日子一点都不好过——在那最初的几年里，他常常要去挤山羊奶。无辜但有斗争精神的荷玲则要准备大量水煮荨麻。她不敢向丈夫坦言她怀念并且惋惜过去给孩子们上课的日子，那时她的角色可不仅仅只是家庭主妇，而现在，她唯一的前景就是侍候一个上帝的仆人，以及在艰苦的条件下抚养他的孩子们。
对于仍然公开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镇压是肯定的，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东西，宗教就是人民大众的精神鸦片，等等。如今我们所说的基督教团体的基本活动在当时常常被严令禁止，有时甚至以一些人的坐牢而告终。但是卡斯纳这个硬汉，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西德完成了神学学业然后决定跳到民主德国的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中的一部分人不仅坚信基督教和社会主义有共存的可能性，他们甚至还认为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就像两个彼此归属的事物一样，应该“共同成长”。而另一些人，他们更倾向于批判乌布利希政权，也许他们是把自己视为这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的传教士。
很难说在那些年里卡斯纳属于哪一种人。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牧师更倾向于支持当时的政权，而不是反对。瞻前顾后，保持平衡，这是一种妥协，是为了幸存还是信念？
实际上，卡斯纳一家没有待在原地不动。1954年秋后不到三年时间，这位牧师迁居到了乌克马克的滕普林，还是在勃兰登堡，但距离波兰只有几步之遥。这里的居民有14万人，这对牧师来说是一次晋升。他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的教员”，向当局充分展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在滕普林，并不涉及“放牧灵魂”。卡斯纳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基督教会人员。在民主德国，这显然是一个更加棘手的工作，事关创办一个为教会服务的神学院，一个真正的牧师协会。在滕普林（默克尔说，现在她仍然将这个小城视为“我的家”）城墙外一公里处，就是瓦尔德霍夫，它处在田野、草原、树林和不同的湖泊之间。安格拉？默克尔将会在这里度过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
自1852年建立以来，瓦尔德霍夫就作为教育被遗弃的孩子的联合协会，就像工业革命之后很多类似的事实一样。瓦尔德霍夫同时也变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心理残障者的学校（在东柏林他们没有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他们转向于教会的人），在瓦尔德霍夫的那些年里，有几百名年轻的神甫和神学院的学生在这里，受到卡斯纳显著人格的启发和开导。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通常被描述为一个超人而不是教条主义者，他对任何向他寻求建议的人都非常善解人意，但是对自己的孩子则非常严格。卡斯纳与长女虽然从来没有发生公开冲突，但关系并不是很融洽。有事为证：
2000年，在滕普林全新的自然温泉浴所落成典礼上，最有权威的发言者正是安格拉？默克尔，当时她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书记，而基民盟曾经是科尔所在的政党。当这个滕普林最有名望的女儿讲话的时候，人群中活跃着一位年纪大约60岁、举止十分绅士的先生。他转向听众中各种不同的人，评论着这位未来的总理所说的一切内容，而所有人都带着崇敬表示赞同。可知那位先生在当地被视为权威，享有声望。他说：“好吧，安格拉肯定不是随意地胡说八道，她不会说那些第一时间出现在她脑子里的事情，她是一个严肃说理的人，不是么？”但是之后，当这个德国最大政党的头儿抛出一些令人疑惑不解的比喻时，他在那儿明显地摇头，有些生气的样子。那位先生就是霍斯特？卡斯纳。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1992年，当时默克尔已经成为政府的一员。在一次为柏林和勃兰登堡的福音派新教会的发言中，卡斯纳从政治角度用远离基民盟基本思想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现在我们观摩着这些政党如何把国家变成它们的战利品，以及国家如何变成了政客们的自助服务。”他还不满意，于是补充说：“多个政党的国家，也就是联邦德国，它最大的两个人民政党只从它们各自的内容就能互相区别开来。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不同，只在于前者是多党制度，而后者是一党专政。在这种便利的成比例的民主中，派系集团就变成了体制，而利益就在其间传递。”说这话要谨慎，他的女儿如果读到这几行一定不会高兴的。
但这就是霍斯特？卡斯纳，人们也称他为“赤色卡斯纳”。一个在那些年里有一些特权的男人，而那些特权在民主德国绝不是普普通通的。他有两辆车（一辆用作“公务”，一辆家用），在一些情况下有去民主德国境外旅行的机会：他曾多次去联邦德国（另外还在汉堡和巴伐利亚）度假，在1974年和1975年到过意大利，并且在那次意大利之旅结束的时候声明说：“只有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一起，才可能将这个国家从不幸中解救出来。”而他的妻子荷玲（柏林墙倒塌后她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市政顾问），甚至也被允许去了一趟美国。霍斯特？卡斯纳出生于1926年，是柏林潘科行政区一个警察的儿子，二战之后，他在海德堡和汉堡学习神学。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什么不得而知，他本人从来不愿意就此事透露任何信息。但最近浮现出来的是（这也给默尔克投去了一道不同的光），有揭露说卡斯纳出生时可能是波兰人。根据传记作家史蒂芬？科内柳斯的调查，默克尔的父亲出生时名叫霍斯特？卡兹米尔科扎克。她的爷爷是路德维希？卡兹米尔科扎克，他在1930年将自己的姓改成了卡斯纳，那一年他带着全家人从波兹南迁到了德国。路德维希是安娜？卡兹米尔科扎克和路德维希？沃捷乔沃斯基的私生子，于是他就取了母亲的姓，并且据信他用了继父的名。他的继父是另一个叫路德维希的人，但继父的姓是利赫里奇（默尔克已经证实了这个消息。根据2012年的一次民意测验，默克尔在波兰是最受称赞的外国政界人物）。
在家里，卡斯纳常常会在晚餐的时候谈论政治。很多时候，在德国总理默克尔不同的传记中，瓦尔德霍夫的生活都被描述成田园诗一般，就像是“一国境内的外国领土”，在这里能够屏蔽掉民主德国的政权入侵和逻辑渗透。每个月在瓦尔德霍夫都有“家人圈”，在这个“圈子”里朋友和熟人互相对比观点，广泛讨论时事问题。据当年认识卡斯纳的人说，这个牧师的外表及其他表达自我的方式，都是“普鲁士官员”的风格。他熟知纪律并且知道怎样将其传给他人。卡斯纳身上散发着一种极大的影响力和威信，并且他的生活方式和信奉的宗教无疑是非常理性的。默尔克经常说她在滕普林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民主德国的生活不仅仅只有政治。”请想象一下那个乡村。那是一片广袤的绿地，位于浸泡在灰暗里的民主德国尽头。几乎整年，夜晚来得很早，然后就是黑暗。这里简朴而肃静。很明显，民主德国不是一个能公开表达所思所想的地方。或者，至少人们会学着选择性地说话，并在应该沉默的事情上保持沉默。在民主德国出现变化了的新教徒，卡斯纳很快就“找到了他清闲舒适的工作，他知道如果不想和政府冲突，有些界限就是不能逾越的”，一个曾经常去牧师协会的人说。安格拉很早就学会了说话（3岁那年，她去汉堡探望姥姥，回到家时已经学会了一些简单粗糙的汉萨方言），但她不擅长行走。传记作家格尔德？朗古特说，她用了几年时间才终于能够比较顺利地向楼下走。由于独自行走对她来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她经常让弟弟（马库斯，1957年出生，安格拉的妹妹艾琳则出生于1964年）帮她拿一些玩具或别的东西，如果拿这些东西意味着要上楼或者下楼的话。小时候，小安格拉并没有上幼儿园或者托儿所，她害怕马，并且在那看起来离柏林如此遥远的滕普林（现在开车最多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在湖泊、河流、广阔的天空下和当地的传统氛围中，她似乎并没有在很大的压力下生活。但是，在滕普林附近，驻扎着福格尔桑的红军守卫部队，那绝对是苏联之外最大的苏维埃基地。
如今这个欧洲最强权的女人对于家庭生活的种种回忆，还令人想起那个被一种极端的两难处境所迫的小女孩。当她的父亲外出时（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可能是为了宗教事务），她想去迎接他，但每次都在刚离开瓦尔德霍夫入口的几米处就停下脚步：她害怕那片始于家门前小树林的土地，对她来说那完全是一无所知的。不管怎样，父亲一直都是一个遥远的形象，没有覆盖一层薄薄的慈爱的温热。安格拉对传记作者说：
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一切都必须是井井有条的，完美的。他对其他任何人都能做到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犯了什么错，他的反应则完全不同。
然而，默克尔小时候的记忆主要还是关于乡村的田园生活。“瓦尔德霍夫这个名字”，科内柳斯还写道，不知道是否是带着讽刺，“已经像是一个童话了，让人想到很多古老的美好时光。”
默克尔尤其回忆了一位在瓦尔德霍夫工作的神秘园丁，但是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对她来说，在与时间、他人、义务和规矩的关系方面，他就是一个榜样。默克尔在多年后说：
他是一位身体硬朗强壮的老人，逐渐给我灌输了信任和沉着的观念意识。他总是有时间，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因为我母亲并不总是有时间，而我父亲的时间更少，甚至从来没有时间。其实这位园丁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他无论如何也会为我腾出一些时间来。就这样，我在他那儿学到了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东西。我学会了怎样同残障孩子说话交流。那种气氛充满热情和信任，我可以吃脏的胡萝卜，有时候甚至可以喝到一点红茶。
默克尔的另一个传记作者福尔克尔？蕾邢认为这位没有名字的园丁形象是安格拉父亲的镜像对立。如果说她的父亲是一个“神学家和教会政客，严厉的新教徒和有纪律性的普鲁士人”，那么这位园丁则代表了一种“逃离父亲世界的可能性”。“你们应该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优秀”，父亲卡斯纳对他的三个孩子说，“否则他们就不会让你们学到任何东西”。成为世界著名女政治家之后，默克尔几乎从来不谈自己的父亲。朗古特明确地说，这是因为“把卡斯纳曾在民主德国发挥过的有效作用明朗化，她对此毫无兴趣”。教会与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德国的唯一政党）的政权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复杂的。那些明显表现出反对当时体制的神职人员都遭到了残酷镇压。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寻找与东柏林保持一致的牧师人数增加了。尽管当时有一系列极其明确的限制，并且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也一如既往地注意和留心，但教会代表们仍然有特权，至少他们准备好跟政府机构合作。当时这种体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使“教士们”远离普通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