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不是。即使是，那它也是一种古老的税种了。有专家称，儒家经典古籍《周礼》中所载的“廛布”，即为最初的房产税。如果此言当真，也就是说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房产税的雏形了，不可谓不古老。
不过有学者指出，《周礼》的“廛布”实为商税，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要迟至晚唐时期的“间架税”，其中的“间”是一间两间的意思，“架”则指一间房中的前后两根柱子，两架即一间。也就是说，间架税是按照百姓拥有的房屋的数量征收的。哪怕你是茅草屋，也照收不误，只是按照规定可以少收些。史书上记载，当时的上等房子征税额度为每间每年2000文，中等房子为每间每年1000文，下等房子每间每年征收500文。依当时唐朝的购买力计算，其间架税的税额不算太高，换算成人民币也就是10~40元左右，但即使如此，间架税出台后老百姓也是怨声载道，同时试图通过少报房产数量逃税，但当权者哪是那么好糊弄的？在大棒和罚款的双重压力下，广大人民很快就屈服了。
欧洲的房产税历史也很久远。早在中世纪时，房产税就成为了封建君主们敛财的重要手段，且名目繁多，如“窗户税”、“灶税”、“烟囱税”等。可以说，不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欧洲，房产税都是一种苛税。
那么今天的第二套房交易税呢？应该说，它还是与上述苟税有本质区别的。首先，它只针对第二套房，而且仅针对出售的二套房。换言之，即便你拥有两套房，只要你不出售，也征不到你的税。当然这只是说当下，至于以后，谁也说不准。其次，它的出台是为了房产投机，至于那些拥有两套房甚至三套房、多套房的房叔房姐房妹们硬把它说成是政府为了敛财，那也只能怪他们自己太有钱且太专注于炒房了。
我这么说，可能很多像我一样这辈子可能连一套房都买不起的人会感到高兴，但我们又不能简单地讨好读者。事实上，仓促出台的二套房出售税也有其不合理或者说是不尽完善的地方。
首先，我们前面说过，它的出台是为了遏制炒房团，进而遏制疯涨的房价，最终让房价不再虚高，让广大老百姓的买房梦变成现实，在缓和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的同时，阻止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促进宏观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然而，仅仅征收房产税就能使房价下跌吗？即使能跌，又能跌多少呢？房价不下跌或跌得少，老百姓照样买不起。而我们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抑制投机与房价下跌中间有什么必然逻辑。
要想让房价下跌还不容易？赵丽蓉等人表演的小品中菜价、酒价过高都有物价局管，房价是不是也应该订个最高限度，并且限期整改？保必放着虚高的房价不打压而去征什么房产税呢？这一点上，政策制订者颇有些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嫌疑。
其次，征收房产税法理上说不通。长期研究中国房地产经济的青年经济学家董藩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房产税是违法的。在中国，房地产增值主要来自哪部分？主要来自于土地，但土地仍然是国家所有的，我们是承租而来的，按照法律规定，70年后连房子带土地一块儿收归国家，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拥有这笔财产，这期间却还让你交财产税，怎么说得过去呢？法地不通。西方是土地私有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买了房那就是你的私有财产，英国也有999年的产权，相当于私有，才收这种税，而且也只是一部分国家收。”
董教授同时指出：“很多老百姓对征收房产税比较支持，但他们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他们首先错在认为通过征收房产税会惩罚富人，认为富人的房子吐出来后不会到穷人的手里，这是错的。再次，他们觉得通过征税可以使穷人获得补贴，政府的钱多了就会给穷人，这就牵涉到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有没有很强的约束机制的问题。从过去的经验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不一定税收收入增加就很快表现为地方开支上会给老百姓增加补贴。”
总而言之，作为新国五条的制订者和房地产业的终极管理者，所有的压力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压向了政府，期待政府更加有所作为。当然，我们也应该阳光地看待相关政策，相信它即使不尽完美，至少也代表了政府的一种态度，只是这种态度还需要在今后糅以必要的力度和恰当的角度。
6．税收：取之于民，也应该用之于民
很多部门、很多机构、很多人员虽然财政上没有钱，但是你可以干事，你到老姓减小、企业头上、个体户头上去收钱，这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一种体制。你看我们许多城市的城管就是这样。政府有钱，就把它养起来，没有钱，就不要设它。现在就是政府没有钱，但是城管还得管理交通、管理市容，你们可以罚款、收费，这样最后就和老百姓发生冲突。
——周天勇（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曾在北大发表演讲）
前几年，北京出台了一项新政：凡是准备在北京买房的外地人，买房时必须提供五年的纳税证明。一时间，说该政策歧视外地人者有之，说该政策直接破灭了无数外地人的梦想者有之，在网上呼吁广大外地人离开无情的北京者亦有之。总之一句话：这样一来，外地人想在北京买房难上加难。
其实，我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我们拿不出纳税证明，每一个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也都是实实在在的纳税人，其区别无非是那些开公司的老板们是直接纳税，而我们是间接纳税。古语有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身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的决策者们，想来不会把“人民”的范畴缩小到只有那些能够提供纳税证明的人身上。
我们必须要承认，北京这些年来在城市建设方面的投入非常巨大，所有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人都享受到了这种福利：比如全国最便宜的地铁票价（2元）、全国最便宜的公交车票价（4角），等等。
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了，比如2011年红透全国的地处安徽省的贫困县望江县，该县以相当8.5个白宫，也即43600平方米的超级在建办公楼，打破了世界纪录，也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据亲至现场的记者描述，该办公楼不仅面积惊人，装潢也极尽奢华。除了构成主体的6栋大楼外，旁边还有一个占地90亩的广场，广场上还有音乐喷泉、临水广场、露天茶座、露天舞台、钓鱼台等景观，俨然一个集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超大型富人别墅区的顶级配置。毫无疑问，修建这些设施的钱，全都来自当地的纳税人，甚至可能包括上级政府的扶贫款；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设施建成后必将大量消耗纳税人的钱。
一方面，蛀虫和硕鼠在肆意挥霍纳税人的钱财，另一方面则是纳税人肩上沉重的税务负担。在2009年《福布斯》杂志发布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名列第二。另据传说，浙江某地有成千上万家制作童装的小作坊，当地政府为方便计税，便按作坊主有几台缝纫机收税，称为“机头税”，2009年时，一份机头税仅仅160元，第二年便涨到了343元，今年则涨到了626元。照这样涨下去，这些作坊主估计到最后只能关门大吉。而这不仅会影响就业，也直接影响着政府的税收。
最近正在忙着开两会的中国首富宗庆后，曾在会上建言政府取消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其出发点是，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只是主体税收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对国家的财政税收影响较小。而免掉这一小部分税收，老百姓手头有钱了，就能拉动消费，企业生产就会滚动起来，企业经营效益好，国家税收自然也就上去了。
经济学家张曙光教授也在书中指出：“时下老百姓的税负，也就是政府的收入已经相当高。既然政府的收入很高，那就应该减税，至少也应做到不再加税，或者在增加新税种的同时做到减税。更重要的一点儿，税收实际上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格，是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一种交易。你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老百姓给你纳税。纳多少税，取决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好坏和多少。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税收拿得很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足，甚至直接侵权，各地发生的强制拆迁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作为政府，不光是要想办法来算不算那些逃税行为，还应想办法来完善自己的公共服务。”
另一位经济学家、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则把矛头直指中国庞大的公务员支出：“现在是这样的，政府党政公务以及行政行业和养人的支出，占政府全部支出的44%，主要是工资、社保、办公费用，此外还有公招、公出、公车等等一系列费用。相比较而言，日本的行政公务开支只占2.4%，可以说它是最便宜最廉价的政府。比较昂贵的政府可能是意大利，大概是19%，也只是我们的一小半。这么高的支出比例，我认为肯定不合适。就像历史上讲的黄宗羲定律：更多的人吃更多的税，更多的税养更多的人，最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老百姓受不了了。”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上述几位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说话，就认定政府一定应该也必须取消向工薪阶层征收个税云云，至少在新税法出台之前，照章纳税还是我们的义务。纳税也是公民的光荣，没有建国以来亿万中国老百姓的纳税，中国不可能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现阶段的中国虽然早已是今非昔比，但不论是为国防、民生、发展考虑，都决定了她还不能对现有税收进行大幅调整。至于那些潜在的蛀虫们，不必担心，更不必憋屈，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强大的现代媒体如网络等，监督我们的纳税去向并在必要的时候及时揭露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