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之战后周大获全胜，举国相庆。
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高中课本上的必修课，相信大家应该还知道里面的有句名言：“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自古圣明的君主不会因为小小的胜利而沾沾自喜，而是懂得居安思危。
柴荣高平之战时御驾亲征，并且危难时刻还亲自上了战场。樊爱能、何徽临阵脱逃是他亲眼目睹的，这给柴荣留下深刻的印象。战场上主将逃跑让皇帝顶上去这不是笑话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实。还有就是军人的素质低下，去剽劫北汉老百姓也是柴荣亲眼所见的，眼看北汉的老百姓从夹道相迎转为刀枪相向也是柴荣的亲身经历。经过高平之战柴荣知道了这些严重的积弊。
这些都深深的刺痛了柴荣，志向远大的柴荣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军制改革势在必行。
朝廷的禁军官兵大都是前几个政权所沿袭下来的，比如赵匡胤父亲就是个好例子，赵弘殷侍奉的第一个皇帝是后唐庄宗李存勖，之后分别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闵帝李从厚、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少帝石重贵、后汉高祖刘知远、后汉隐帝刘承佑、后周太祖郭威、后周世宗柴荣。你看到这里可能都眼花了吧，我还要告诉你赵匡胤的父亲还算不上牛的，比如之前高平之战前劝柴荣不要御驾亲征的宰相冯道更是从五代的第一个朝代后梁开始，而且不停的改朝换代都位极人臣。
这样的结果就是官员也好、士卒也好，统统都结党营私，腐败不堪。打起仗来那些老弱残兵骄傲懒散，不是溃散逃跑就是卸甲投降。所以五代之间改朝换代频频发生。
要改革军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历任皇帝只求相安无事，得过且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很多权势的将领其实是动不得的，以前不信邪的皇帝就把如石敬瑭、郭威这样人逼反了结果皇帝下台了。
既然不改革又不行，改革又可能引发事端，那该如何改呢？
柴荣的确是个聪明的皇帝，最好的办法是对士卒进行整改。
柴荣算了一笔账，总体来看不论老与幼、强与弱、勇敢与怯懦的在待遇上几乎没什么差别，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出来了能力强的人跟能力弱的待遇一样那么他们又有什么理由那么卖命呢？现在部队人多，但是精锐的部队人少，国家在军事上的财政开支巨大，为何要搜刮众多民间的财务去养活一帮废物呢。
柴荣下令各军对部队进行缩编，健壮的提升待遇，老弱的一律淘汰。同时各个战区的骁勇的将士往中央禁军调动，加强中央集权。这样通过改革，后周的禁军成了威震邻国无比强大的军队。
对于城市治理柴荣也做到了卓越贡献。柴荣刚即位时，开封城违章建筑横行，道路逼仄，有些地方连皇帝的车辇都过不去，改造势在必行。旧城改造最大的问题跟现代社会也很类似，因为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百姓们不配合，又不敢强拆，形成了很多“钉子户”。古代的政府更是暴力机构，遇到这种情况只有老百姓吃亏的，但是那个时代对于旧城拆迁的阻力依旧是很大，而且老百姓不满也会影响统治，甚至有官员因为拆迁不力而掉了脑袋。
柴荣对于此事也表现出了过人的智慧，柴荣知道这件事情早晚都要做而且强拆确实不现实，老百姓始终得有地方居住，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设“开封新城”。
关于修建开封新城还流传了一个“跑马圈城”的故事。故事讲到柴荣命大将赵匡胤骑马飞奔，马能跑多远这城就建多大，直到马力倾尽跑出五十里。我们可以大致算一下这个开封城的面积，首先我们要明确古代修城市不是类似现代如北京市那种环状的结构，我国古代的城市讲究的是方方正正。所以我们可以把开封城大致看做一个正方形，那么以五十里作为周长除以四得出边长为12.5里。我查阅了古代的度量衡得知，当时的一里约为415米，即0.415公里。开封城的面积约为12.5乘以0.415的积再取平方，最后得出结果约为26.92平方公里。我查询了网上推算北宋时的开封城面积为27.37平方公里非常接近。估计这跟开封城的造型是不规则的正方形所致。开封城在当时绝对是个supercity。
修建新城是有很大阻力的，因为开封城的居民众多，涉及的人口数量庞大，利益冲突显著。开封城的违章建筑实在太多，因为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见缝插针的修房子，城市拥挤不堪，另外为了家人坟墓不受侵犯老百姓不敢把坟修在城外这样的结果就是往城内修墓地，结果可想而知。将城内的坟墓全部迁往城外重新安葬，这种让“死人给活人腾地方”的做法虽然高瞻远瞩，却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因为迁坟从古至今都让人很难接受，老百姓会认为会影响家族的风水和气运，所以迁坟也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和唾骂。柴荣明知会遭来怨言，却依然故我，丝毫没有退缩。他对身边的大臣说：“这样的事情总得有人来做，这样做的好处你们会在几十年以后看到。”
同时我要说的是，我们古代祖先对城市规划的水平其实还算很高的，宋代的首都开封也是在此基础进行改造的，北宋时期开封人口超过了一百万是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城市。当时柴荣还对道路宽度和绿化、建筑退线都列出了要求，此外，柴荣还对汴京的水系景观进行了营造，允许市民在河边种植绿树，建设标志性建筑，用如今的话来说，用以展现大都会的独特魅力。规划建设后的新开封分了内城、外城和皇城，新开封城的规模是就旧开封城的三到四倍。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的十大名画，应该众周所周知，画中开封的繁荣的风光都是从柴荣改造开封开始的。
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流域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但是黄河的另一面确实凶残的。
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改道有多么离谱呢？改道最北的经海河，出天津大沽口入海；最南时曾改道经淮河，入大海。虽然古代有大禹治水的故事传为美谈，但是黄河的问题一直都是古代社会无法根治的大问题。
历代都要面对治理黄河的问题，后周也不例外。后周时期连续几年决口的黄河，黄河被分成了两条河，淹没了一百多里农田，形成广袤的沼泽地，大量的农田被淹没，很多老百姓失去了耕地，这引起了柴荣的高度重视。中央几次派人堵塞决口都失败了，黄河决口成了影响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问题。柴荣就亲自前往实地考察，督促施工。据说柴荣还亲自学治理方法并提出黄河治理的具体措施，这个柴荣好像真的是什么都会我简直怀疑他是不是从现代社会穿越回去的。柴荣派人从各地征来了六万农伕，为期一个月才成功堵塞了决堤的黄河。
那么为何当时选择在开封建都，要知道开封可是四战之地，四面八方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在开封建都风险系数相当的高。当时的皇帝自然也清楚，但为何他们还是要坚持在开封建都？因为他们算过一笔账，一笔风险极高的买卖。
建都开封有劣势也有优势。那么优势是什么呢？
是交通，现在的人非常清楚交通的重要***通跟经济关联度极高，交通发达的地方经济也会非常发达，同样经济发达的地方交通也会非常的发达。我国古代的先人是非常高瞻远瞩的，他们也知道交通的重要性对经济的影响有多么的大。
古代社会的运输方式不如现代社会丰富，只有陆运和水运。陆运上开封处在全国的中心地带，四周道路平坦开阔非常易于运输。水运就更是得天独厚了，开封素有“北方水城”之称。中国有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与辛勤劳动的成果，而开封就是大运河的交通枢纽。
在古代，陆运的交通工具最好就是马，所以马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运输靠马，打仗更需要马。
在古代，水路的交通工具就是船，河流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古代的城市尤其是四川这种蜀道难的地方的所有州县全都坐落在江河边。
有人说过只有小孩子的世界才只有对错之分，世界上的普遍的事情更多是全权衡利弊，取舍得失。皇帝们都仔细的去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反复算了这笔账发现了一个秘密。不建都开封经济收入会减少，虽然有地理上的军事优势还会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钱少了兵也就少了，兵少了打战就难打了。要是建都开封的话，可以先盘活经济再反过来养兵。
而且这么一来还有个好处就是，交通的优势不只是物资的运输，更是人力的运输，可以把大规模的军队驻扎在开封，凭借开封的交通优势又可以调动到需要的地方去打战。水路交通枢纽地位的恢复，使开封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经济最繁荣的城市，从而决定了北宋定都于此，对于后来赵匡胤的统一战争意义重大。
对于人才选拔柴荣也非常重视。五代以来，战乱不休，这几朝的君主毕竟都不是大有为之君，他们缺乏深谋远虑，无法实现长治久安，一切制度基本上都是机械地沿袭唐制，包括科举，而缺乏新的创造与突破。科举考试录取率本来就很低，加上参考人数也少平均每榜5.47人，平均下来那一年差不多才录用2个人。进士出身者在当时的官僚队伍里所占比例极小。五代状元在待遇上还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很多状元的姓名都未能流传下来。考上进士当了官其实地位也很低，一般都是从九品上，这是三十级官阶的倒数第二。当时做官并不需要一定是进士出身，做官的路子有很多，整个社会对科举的公正性和严肃性的期望都不高。对此柴荣开始重视科举选才，柴荣下诏鼓励考生参加科举考试，柴荣还亲自阅览新举进士的诗赋、论文与策文。
既然科举考试还不是当官的必要途径，那么当时依靠什么选官员呢？是靠举荐。
举荐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推荐的一般都是“关系户”，当然他当皇帝是继承的。就拿柴荣自己来说，最初跟父亲郭威投身官场就没走科举的道路，完全是“野路子”平步青云的。
柴荣很清楚这其中的问题，一般的举荐都口头上说是举贤不避亲，但是往往都是全都举荐亲朋好友就是不见举荐贤德的人。所以柴荣想出了一个办法，柴荣下令大家实行“实名制”荐官员，如果是个好官就没问题，但是是个贪官污吏那么举荐者全都被连坐处罚，所以任免官员时谁都不敢轻易举荐无才德的人了，除非拿脑袋去冒死一试。
对于发展经济，柴荣出台很多征税改革，但是这不是我要讲的。当时最著名的是一场灭佛运动，那么这个灭佛运动跟经济有什么关系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个方面，由于战乱很多人跑去当和尚了。当和尚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不缴税、可以不服役、犯罪者还可以躲避刑罚。这些人不为国家发展生产也不交税和服役，从未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了。
第二个方面，修建佛寺和佛像花费国家和民间很多金钱，同时大量的铜钱被重炼用于了制造佛像导致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减少了。关于铜钱这里我多说一句，我国古代不是一个盛产金银的国家，中国古代白银大量是向日本交易取得的，作为世界通用金银的稀缺政府是以铜钱作为白银的替代品，一贯铜钱就等同于一两白银，而一贯铜钱的数量由于各朝各代有很大变化波动较大，甚至铜钱的厚薄差异都很大。
所以柴荣决定对佛教开刀了。中国历史上有四次大规模的“禁佛”事件，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禁佛、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唐武宗李炎以及后周周世宗柴荣禁佛，被后人统称为“三武一宗”四次“灭佛”。柴荣这次是五代中的唯一一次。
只留下前朝帝王有赐与匾额的重点佛寺，其余寺院一律毁去。比如少林寺、相国寺这样的名寺就必须保存。
又对僧侣条件严格限制，必须要会背诵一定卷数以上的佛经并取得尊长同意，才能出家，否则犯罪。
当和尚不专业还没有上岗资格而且还是犯罪的。
柴荣下令禁私度僧尼，禁僧俗舍身，并下诏毁铜佛像以铸钱，只要家藏五斤以上的铜佛而不缴纳，则判死刑。一时天下佛像几灭。这样可以增加市场上的流通货币，繁荣经济的意义重大。
这里我说明一下什么是舍生。舍生在现在的意思主要是用于为国家、人民和正义事业而牺牲自己，但是这里的舍生是指佛教徒牺牲自己的肉体，以表示佛法的大慈大悲的精神。另外还有断手足（即砍断手和脚）、炼指（束香于指，以火烧灼，为僧徒修炼苦行之一）、挂灯（挂灯者裸体，以小铁钩徧钩其肤，凡钩皆挂小灯，圈灯盏，贮油而燃之，俗称燃肉身灯）、带钳（戴手铐、脚链锁住自己）之类幻惑流俗者。这些居然是当时的佛教徒的修行方式，简直骇人听闻。
最后全国寺院仅余两千所。
当然，这样民间的反对声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人民对佛教的信仰由来已久，甚至官员都纷纷议论。我推测柴荣是个无神论者，也就是唯物主义者，他不认为毁灭佛像有什么罪过，但是在民间老百姓的角度来看这是毁掉了老百姓的信仰，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柴荣还亲自出来给大家辟谣解释：“各位不要对我毁去佛像这件事有疑虑。佛啊，是以善道度化世人的，如果有心向善，就是供奉佛了，那铜像难道是真的佛祖吗？而且我听说过，佛旨在造福他人，纵使是头颅、眼睛都可以布施给别人。如果我的身体可用来救济民众，我也在所不惜啊。”听到这句我都有点感动，舍生取义的无畏思想，这让我想起了地藏菩萨那句经典：“我不下地狱谁入地狱。”
《资治通鉴》写到这里连作者司马光也不吝惜赞美之词来肯定柴荣，司马光说：“像柴荣一样，可称仁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去爱惜老百姓；像柴荣一样，可称圣明！不让无益的事情去妨害有益的事情。”
柴荣做了这么多大事，后周国力日益强盛，那么柴荣有什么梦想呢，或者说是因为什么梦想驱使柴荣这么做呢？
因为柴荣的梦想是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统一的伟大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