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弘的退位是一个谜团，而且没有人会知道这位事业处于上升期的魏国皇帝为什么会突然之间产生了退位想法。唯一让史学界可以接受的说法是拓跋弘以佛教和道教治国，权力和皇位对他来说只是“身外之物”。
那么一个疑问产生了：既然在拓跋弘的心里权力皇位都是身外之物，那么他又为什么在担任“太上皇帝”期间死抓着权力不放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拓跋弘担任太上皇帝时期的五年执政生涯，看一看这位已经退居幕后的太上皇帝的心路历程。
作为太上皇帝，并在延兴元年（471年）八月二十三日迁居设备简陋的崇光宫的拓跋弘，并没有放弃对权力的掌控，国家大事仍然是有群臣告知拓跋弘，由拓跋弘裁可之后才得以实行。
可是因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以北方柔然部队听说皇帝退位且新帝年幼，所以悍然发动了对魏国的南征。魏国虽然已经接受了汉化改革，但是他并没有忘掉自己本质的东西。延兴二年二月，北方柔然军队的进攻被魏国的军队击退，领兵击退柔然军队的是太上皇帝拓跋弘。
可是经过这一战之后，拓跋弘仍然不能停止对柔然的进攻，这一次的进攻是从延兴二年的十一月开始的，这一战足以让拓跋弘的声名远播北方，这一仗一直把柔然打到了漠南地区，柔然后撤几千里，柔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面不敢再南下入侵。
除此之外，拓跋弘还颁布命令：“重农抑商，让所有的工农杂技一律务农，禁止滥杀一切牲畜，保护农业生产；奖罚分明，对于克己奉公的牧守加以提拔，对于那些贪婪暴虐的官员则严惩不贷。”
这样的“仁治”可以说是每个王朝的明君都应该做到的，可是中国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封建社会说到底还是“人治”，因为“人治”的关键在于思想上面的束缚和行动上面的不思进取。
思想上，统治者崇拜信仰儒家，而儒家思想则是“法先王”的一种思想，应该说这是一种倒退的思想，总是一位前人比今人要好，今人比后人要好。这是一种“因循守旧”的思想，当然也是那时候的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之一。现在虽然这种因循守旧的思想慢慢的消亡了，但是又兴起了另一种思想——拜金主义，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企业带来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新和平演变”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企业上面。
文化上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早也是最精准的概念实际上是为了对付那些“纵横家”，纵横家是导致战国乱世和秦末乱世的罪魁祸首。汉武帝刘彻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想要禁绝百家之言，因为他也不是儒家的卫道士，只是他想要打造一个稳定的国家，可是若想稳定必须要把那些活泛的思想全部打击或者演变，这些思想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纵横家或者说是“谋士”。
拓跋弘可以说是一位颇有“人治精神”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之下，奖惩制度变成了收买一些改革精神的人士的方法。但是他的改革归根结底还是在为“一人而治”找借口，几乎任何时代的东方统治者，都有一种“人治因子”在体内，这也就构成了真正的“中央集权制度”。
当时在位的虽然是拓跋弘的儿子，但是由于年纪幼小，所以拓跋弘要替他管理江山，但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小皇帝也学会了“人治”这一套。他慢慢地就感觉到了权力的甜头，变得不想放手，直到他驾崩为止。
延兴四年（474年）六月，拓跋弘再一次下令：“处理一切案件都要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以事实为依据，用刑要慎重！”这其实是一纸空文，即使是在平城这一亩三分地的范围内有效，也无法推行全国。因为魏国的制度中还有一条是“宗主都护制”。
宗主都护制在前面的讲解之中已经提到过，可以说是一个肥差，担任宗主督护之后，可以隐瞒一些治下的户口数目，等到朝廷下来收税的时候，顺势隐瞒一些收到的税赋，这就是宗主都护制的“良好作用”。可是宗主都护制肥了地方苦了中央，这就必然导致地方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些对中央制度的抵触情绪。
拓跋弘的命令即使是以诏书的形式发下去，也会石沉大海，因为魏国这个时候实行的还是“联邦制”，地方有权反抗中央，但是反抗的理由必须正当，反抗的方式可以不合法（比如暗杀），但是你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拓跋弘虽然在政治军事上面建树颇大，但是仍然没有动摇根基，因此他的改革很难说是成功的。随着延兴四年的结束，拓跋弘在政治上面慢慢地居于守势，甚至可以说最后的一年半，他是毫无建树的。
延兴六年（476年）六月初一，太上皇帝拓跋弘改元“承明”，同年六月辛未日，公历476年的7月20日，本有能力改变历史的太上皇帝拓跋弘离奇驾崩，享年二十二岁。
拓跋弘的死和他的让位一样，始终是一个大大的谜团。对于这样一个谜团，我们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后宫阴谋。太后因为拓跋弘杀死了自己的“男闺蜜”李弈，所以怀恨在心，携私报复。而后又在历史记载之中抹去了这位太上皇帝的“五年之功”，转而记载为自己的功绩。因为在后面的讲述中，我们会提到“冯太后改革”的事件是在476年——490年这样一段时间范围内。不过准确来说冯太后改革的范围还应该缩小，毕竟游牧民族十五岁成年已经成为“习惯法”，即使这位太皇太后再怎么贪恋手中的权力，也不会晚于二十岁才还政，因为那样会被后世的史官骂死的。所以时间更严格来讲是在476——485年之间。
2.正常病死。这个可以说是最为贴切的说法，因为回顾魏国的几代国王，最大的不过四十五岁，最小的也只有二十岁，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再加上魏国的汉化未完全完成，所以“吃烤羊肉、喝奶茶”的风俗仍然没有禁止，这样高热量的东西在胃肠里面不可能不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
3.政治阴谋。在拓跋弘退位之后，魏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这个朝廷里面出现了“两个政府、两个中心、两个首脑”，一时之间群臣不知道该效忠谁了。再加上当时的魏国实行的是“联邦制类型”（许多的“诸侯国”联合成为一个国家），而不是“邦联制类型”（政治独联体），所以出现了问题真的不知道是靠拢哪一方。所以必须干掉一个政府，才能保证“政令出一”。
下面我们来一一破解这些说法：
关于第一种说法，本质是后世儒家向那位冯太后泼的脏水，李弈到底是不是“面首”还另一说，这些儒家学者即便能够从正常的逻辑推理出来李弈是面首而不是蓝颜，那也没有办法说明太后的心里的恨在那时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那么这样的恨和国家的政治前途相比，孰轻孰重。相信那位太皇太后应该分得清楚！
第二种说法是最贴切的，因为现在都讲求“科学”。魏国的每代皇帝都寿命不长，所以这也就说明魏国皇帝基因的问题。再加上拓跋弘以前的每代皇帝都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所以运动基因上面是强者的他们，必然会患上一种“心血管疾病”。正是这种心血管疾病，导致了他们的寿命并不长久。
政治阴谋，也许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当时皇帝想复辟其实也有很多的办法，没必要立一个小皇帝在台前。当时是“中央集权”快要形成的时候，大臣们的权力在慢慢的下降，如果说他们想要夺权的话，这办法有点愚蠢！
拓跋弘死后，小皇帝年才十岁，所以作为祖母的冯太后继续听政，这一次的听政最终导致了魏国的“汉化”正式完成，但是当这个听政完结之后，魏国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么这样的改革是如何一步步地开展的呢？
请看下一讲：移风易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