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三年（986）时，李觉与右补阙李若拙出使交州。交州此前有乱象，侯仁宝征讨当地叛乱者黎桓，失利；黎桓坐大，建立黎朝，正在与大宋欲战不敢，欲降不甘中，多次遣使修贡，但又多次背命。李觉二人到达交州后，李若拙就对左右说：“虽然黎桓称帝，但我们不能跟他称臣！”太宗曾封黎桓为节度使，见面后，黎桓还算尽礼，但没有下拜，说是患有脚疾，不方便。欢迎宴会时，黎桓在大厅里摆满了南方所产奇货异物，很有眩人耳目的意思，但大宋使臣一眼也不看。黎桓试图送给各位礼物，也被拒绝，只要求黎桓将此前失陷于交州的一个使臣带回汴梁。黎桓答应了，然后又安排休息，对二人说：“我们这里风土如此险峻，你们中朝之人乍来此地，能不疲倦吗？”这话显然有刺，意思是交州不容易攻取，如果攻取，会很“疲倦”。李觉回答道：“国家提封万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险固，此一方何足云也。”咱们国家版图总共不下万里，排列州郡四百多。各地有开阔平原一马平川，也有险固山岭重岩叠嶂，这一块地方何足道哉。据说黎桓闻听此言“默然色沮”，无话可答，神色沮丧。
现在听说李觉在这里讲学，太宗忽然来了兴致，就让人召李觉御前讲学。李觉来到车驾前，看到坐在御辇上的君王，未免不爽，就对皇上说：
“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坐？”陛下您乘坐六匹马拉的御辇，臣子怎么敢就来升座讲学？
太宗惭愧，于是从六匹马拉的御辇上下来，命有关部门另外张架帘幕，为李觉另设一座，开讲。从臣都有座位，列席听讲，赵普也在座。
讲什么呢？陛下您出题。太宗于是让李觉讲《周易》的《泰卦》。
泰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属于第十一卦。卦象是坤卦居于上，乾卦居于下。按照寻常理解，乾在上，坤在下，但这一卦恰恰相反。但李觉很高兴，就顺势讲述了“天地感通，君臣相应”的道理。他这个讲述，取法于《周易》的《彖辞》，而《彖辞》是讲述六十四卦主旨的文字。乾坤倒置，等于天地相交，是吉相。“小往大来”“其志同”“内阳外阴”“内健外顺”“内君子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等等，都是泰卦的主题词。循此类主题词展开，是一篇大文章。熟悉《周易》的人，会约略理解李觉讲了什么道理，大意是天道与人道的对应关系，君臣相会相交，“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道理。古来大儒，往往不失时机地“点化”君主，在“帝王之师”的荣誉下乐此不疲，且往往收获政治效益，是事实。
传统士大夫，就这样用圣贤精神、儒学义理作为思想资源，一点一滴地矫正着帝王的致思方向，在不自觉地作着隐秘的“价值制衡”。
太宗听他一番讲座很高兴，特赐帛百匹，第二天还在跟赵普的一次谈话中说这个事：“昨日听李觉讲‘泰卦’，文义深奥，但足以作为帝王鉴戒，朕当与爱卿等共遵守这个卦中所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羁縻文人论”
有一种说法，意思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大宋建国已经二十年，原来的割据政权首领们，如李煜、孟昶之流，一个个都已经死了，但还有些旧臣，往往会对新朝有不满，太宗“疑其怀故国、蓄异志”，于是有了高招，将这些人全部“收用”，安排到各个馆阁之中，让他们去修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之类，而且要尽可能地做到卷帙浩瀚，然后给这些人比较优厚的待遇，“姑以是縻之，录其长，柔其志”，姑且以此来“羁縻”这些文人，用他们的长处，消磨他们恢复故国的意志，役使他们可能不安分的心。如此一来，这些人就老死于文字之间，不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了，云云。
可以将这种“政治深刻”的讲述概言为“羁縻文人论”。
率先讲述这种论调的，是南宋诗人朱希真，南宋学者王明清《挥麈后录》则记载了这个说法。
此类“政治深刻”从古至今并不鲜见，基本上可以归类到“阴谋论”大范畴。“阴谋论”除了奉旨操作之外，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二三流文人对自家“政治深刻”的一种炫耀。但这种“政治深刻”古今套路一致，模式统一，只要熟悉这种套路和模式，可以很轻松炮制无数“阴谋论”。这个套路或模式就是：
以诛心也即猜测动机为手段，视权威人物光明正大的安排或讲述，为障眼法，在障眼法背后，是权威人物的根本利益。
如此，“封建统治阶级”为小民伸张冤情、赈灾、恤老、轻傜薄赋等一切符合庶民利益光明正大的安排，不过是一种“让步”，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长治久安，云云。这是“阴谋论”中的“封建统治阶级让步论”。
如此，“资产阶级”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施行民主宪政等一切符合庶民利益的光明正大的安排，其实都是“虚假”的，是为了“资产阶级”更根本的利益，云云。这是“阴谋论”中的“资产阶级虚伪论”。
如此，儒学光明正大讲述“仁、义、礼、智、信”，讲述“温、良、恭、俭、让”，讲述“四维八德”等圣贤理念，事实是为了“维护或迎合统治阶级等级制度”，是为了“自己有一天也能爬到统治阶级位置上去”，云云。这是“阴谋论”中的“儒学专制论”。
诸如此类。因此，古今“阴谋论”一般没有思想含金量。不仅仅因为它太简单、太粗糙、太过于程式化，属于“精致的坊间思维”，基本上不提供证据链，更重要的是：它所有的讲述，罕有真实判断。但最主要的是：几乎所有的“阴谋论”，都是对人类正价值的一种攻讦。“阴谋论”不仅仅是“反智”的，也是“反道德”的。从现在可以看到的“阴谋论”考察，几乎没有例外。
王夫之《宋论》专章说到大宋太平兴国年间的“羁縻文人论”。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这种说法：“忮人之善而为之辞以擿之，以细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奚足信哉？”忌恨他人的善行，而编造诛心的言辞，去批判人家的言行，这种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阴谋论”，哪里值得相信！
按王夫之先生意见，大宋一朝因为五代藩镇造成乱世，所以对武将比较提防，“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但尽管这样，太原降将杨业，父子握兵，麾下都是“死士”，为杨氏父子所用，而且威震于契丹。这样的人，比那些文人，对大宋的“威胁”大多了，但太宗仍然对他不猜不忌。而那些偶尔会发牢骚的文人，如张洎、徐铉、句中正等人，不过是“浮华一夫”，虽然他们自诩“不为之用”，也即没有得到“大用”，但这些人根本用不着担心，“已灰之烬，不可复炊”。张洎算是这些文人中智慧比较“敏给”的，太宗也用了他，正经政治活动，国家大事，他都参与，太宗并没有提防他。其他的人，就可以推知了。过去连李煜那样的人，俘虏之后，连曹彬都知道，不必再提防，几个弄笔杆子的文人，实在不值得为之重重防御。
王夫之的深刻还不仅在这里。他看到了太宗更深远的用心。
为什么要授给这些“降臣”做纂修大书的事呢？
从唐末以来，后梁篡夺大位，也需要文人装点门面，但他那种凶戾，那种对文人的无情杀伐，让富有唐代遗风的文人战战兢兢。大诗人杜荀鹤，被后梁聘任，几乎要吓死。所以“文藻风流”成为文人的大忌，谁也不想因此而受到“重用”。到了后唐、后晋、后汉，这些篡位的武夫执掌国柄，那种“犷悍”一代又一代，互相之间比的是弓箭刀枪。所以文人被武夫瞧不起，也根本谈不上文明之治。等到契丹进入中原，蹂躏得中原大地“千里为墟”，人与人之间，“救死”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沉吟于文藻？谁还有心思整理中国典章？到了周世宗时代，很想有所作为，但中原故老大多已经凋零，年轻的读书人还没有被起用。有几个文人，如王朴、窦仪，都从北方燕赵之地起身，都有“简质”，也即简易质朴的特点，与古来涵咏于典章的文人还有距离。几十年、百余年来，中原文明就这样在战乱中呈现为凋敝之相。
但在江东、西蜀，则因为画疆自守，较少战乱，保存了汉唐以来的文化文明。那里的文人得以在相对和平中，“以其从容之岁月，咀文苑之英华”，这样，就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一批读书种子。大宋统一中原，要想求得“博雅之儒”，在各种文明推演中，能够有成果，除了后蜀、南唐保存下来的人物，没有其他人。太宗可以说是“善取材矣”。
光武帝中兴大汉，要复兴中原道德文艺，雅乐礼仪，是从偏安巴蜀已久的公孙述那里得到人才。“四战之地，不足以留文治”，那么偏处于边鄙之地才可能会保留中原文明。士大夫生于礼崩乐坏之世，如果处于偏僻之乡，珍重古来遗文，必有承传，如果承平之世来得早，他可以自身重振文明；如果来得太晚，他的弟子必能重振。考乱世到承平的古来历史，几乎没有例外，都是这种规律。
在太宗一朝修书，那可不是简单的悠悠岁月，人才羁縻！那是士大夫“得道”。“道胜者，道行而志已得；文成者，文著而心以亨”，以“道”而人生胜出者，道能行，而志向已经实现；以“文”而成就人生者，书已著，而内心已经通达。这样对文人而言，做官与否，封侯与否，都不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荣誉在“立言”不朽。现在想想汉代复兴，很多功臣都已经隐没不彰，但过去儒学的托命之人申培、伏胜等，他们整理古籍的“遗泽”却至今被人享用。
太宗一朝，纂修“文事”，完成那么多重要文献整理，如果不比大明纂修《永乐大典》、大清纂修《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还要重要，至少一点也不次于它们。如果没有大宋太宗一朝纂修的文化典籍，中国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就如此意义上说，大宋馆阁中的这些文人，是可以恒久享有中国文化光荣的文化英雄。而太宗赵炅，是他们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