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中正曾经用大篆、小篆、八分体三种字体书写《孝经》，刻石，到了真宗时进献给国家。真宗在便殿召见他，问他这块《孝经碑》写了多久。句中正回答：“臣写此书，十五年方成。”真宗嘉叹很久，赏赐甚厚。命人将《孝经碑》藏在秘阁——此地太宗时就有意要刻《孝经碑》，而且自己书写了《孝经》给当时的大臣李至，也曾刻碑。句中正的则是三体碑。
当时乾州（今属陕西咸阳）献古铜鼎，四方形，有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没有人能解读。句中正与另一位文字学家杜镐，详细查验，引用典籍一个个解读了字义，有根有据，为人所信服。
句中正、王著，还有著作佐郎吴铉、大理寺丞杨文举等人，共同开始撰定《雍熙广韵》。句中正第一步先分出了字韵的门类，等于完成了结构性工作。太宗给了他很优厚的赏赐。《雍熙广韵》书成，凡一百卷。
这是一部韵书。韵书是将汉字中相同音韵的字编排在一起的字典。韵书需要注音，“反切”法为韵书所常用。传统文化中，字书、字典，是基础性建设，但需要极高文化素养才有能力修撰。字书字典，属于“小学”一类，筚路蓝缕的工作，从最早的《尔雅》开始，到《说文解字》，是一个高峰；到了《雍熙广韵》是又一个高峰。这是中国文化中至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很多学问，如历史、文学、经学乃至于诸子学，都需要有“小学”的功底，才有可能升堂入室。王著、句中正、徐铉、张洎等人，以及更多的学问家，在太宗朝，一直延伸到真宗朝，所做的工作，都可以被称之为“中原文化重建”。五代乱世之后，有了这样一批人，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不坠。他们生平事迹都很简单，除了学问，似乎没有更多业绩可以谈。“杜门守道，以文翰为乐”，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他们是承续传统文化，使“中国所以成为中国”的文化守望者。
顺便说，《雍熙广韵》是对隋唐之际陆法言的《切韵》的一个补充、修订；也是真宗朝定名为《大宋重修广韵》的前期形态。或者也应该说，《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是太宗、真宗两朝的修订成果。
《广韵》为何重要？
它第一次将26194个汉字整理分属于206个韵部。而这些韵部，又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布。每个韵部都有一个代表字作为名目，史称“韵目”，这就成为韵部的排列顺序。而这个顺序，如“一东、二冬”之类，就成为记忆汉字，进入韵书的钥匙。之后，到了金朝、南宋，又有了著名的《平水韵》。《平水韵》将《广韵》一书中允许互通使用的韵部合并，另外合并了不能互通使用的几个韵部，成为106韵。于是，此书成为世人写作近体诗不可离手的工具书。它基本反映了中原诗人从隋唐以来作诗的音韵规则。因此，宋人乃至于今人创作近体诗，要有赖于《平水韵》，理解唐诗，也离不开《平水韵》。由这部韵书，可以上溯中原唐音，复盘千年前中国人发声用语的语音形态。而由此为依据，可以考据、解决的学术问题多不胜数。没有《广韵》可能就没有《平水韵》，那就像今人理解《诗经》一样，困难重重。
《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之外，太宗朝主持修订的《广韵》，以及《说文解字》《淳化阁帖》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这是比“平北汉”以及和平收复吴越国与清源军，更久远也更深沉的“文治”功勋。
“十六字教”
国子监总管李至推荐了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孙奭、崔颐正等人之后，这些大儒都对帝国的文明推演贡献了学问、智慧和道义方向。太宗录用这批人物，一直嘉惠后人，若干年后，有一天，真宗皇帝对李至说：“朕宫中无事，乐闻讲诵。”我在宫中没有事的时候，愿意听听学者们讲诵经典。于是召崔颐正到后苑，讲《尚书·大禹谟》。
《尚书·大禹谟》，在学界被一部分人认定是“伪书”，但即使是“伪书”，从“制造”这部“伪书”的东晋梅赜算起，也在中国流行了一千六百年以上。其中很多思想已经进入传统，传播有效，成为中国记忆的一部分。《大禹谟》中最重要的意见是被人称为“十六字教”的四句话：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我在本书第一部《赵匡胤时间》中简略介绍了“十六字教”。现在重复来说它，实在是因为它太重要了。“十六字教”直指传统政治管理，它直接叩问：政治，如何才是合理的、合法的、正当的？人性恶，不可测，意味着政治充满风险。而如何治理，其道隐而不彰，并不是那么明白显示，让人轻松掌握。但一定存在一种唯一的精准之路可走，这条路是什么，也不知道，但“中道”也即“中庸之道”是必须考量的总体战略。“中庸”，不是“中间”；“中道”，也不是“中间”；不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而是“平衡”。政治治理的“平衡”状态，是一种从“实然”起步，走入“应然”的过程。而“应然”，是一种价值诉求。文明邦国，必须以价值诉求为导向，而不是以利益诉求为导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人性恶的普遍环境中，在士庶对利益的普遍追求中，如何推演价值文明？这之中的“平衡”之路，就是优秀政治家的从政之路。一味顺从人性恶，引导本来就是“经济动物”的人类去瞩目于经济方向运转，等于“教猱升木”，教本来就会爬树的猴子去爬树，等于省略了价值诉求，天下攘攘，乃成一无义动物世界——文明规则的破毁，丛林法则的流行，原因在此。一味演唱灭绝私欲，推演纯洁利他世界，等于背离人情，天下嚣嚣，乃成一虚假天使世界——在虚假圣洁中自我高潮，在自我旌表中廉耻流失，最后演绎为一个犬儒主义天下，原因在此。
背离“允执厥中”的圣贤意见，不祥。
太祖、太宗明白这个道理，真宗也明白这个道理。在他们无数的治理经验中，这个理念指导下的政治经验，至为珍贵。
太祖“允执厥中”，以一种赎买而不是预先杀戮功臣，或无所作为的方式，解决了可能的“阴谋拥戴”问题。
太宗“允执厥中”，以一种政策性向“文治”倾斜的姿态，省略了多种“以暴易暴”的模式，尽量减少对武臣的各类制裁或轻蔑，引导大宋慢慢消弭五代以来，甚至秦汉以来的藩镇尚武的骄悍之气，收敛天地之间的杀气、戾气，以一代人的时间，推演了一个强盛的文明之邦。
真宗“允执厥中”，以一种“商谈”而不是“硬拼”的模式，与契丹平等对话，解决了多年对峙、流血的连绵战争问题，为大宋赢来了百年和平。
到了宋仁宗时代，晚期，开始渐渐偏离“允执厥中”的平衡路线，国家开始在祥和气象中隐约潜伏了不祥之兆。三百年帝国，有了危机。
“家法”与“家学”
宋代史论家吕中有专著《宋大事记讲义》，内中说大宋“家法”，有言道：“宋朝以家学为家法，故子孙之守家法自家学始，此范祖禹《帝学》一书极言宋朝承平百三十年，异于汉、唐，由祖宗无不好学也。然人君之学，尤在于所共学之人，故在太祖时则有若王昭素，在太宗时则有若孙奭、邢昺，在真宗时则有若崔颐正、冯元辈，皆极一时之选也。”这意思是说，为人所称赏的大宋“家法”，其实是来源于“家学”的！后代帝王之所以“守家法”，其实是从“家学”开始的。而这种“家学”，在于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共学”之师，这些人物都是当时顶尖级的儒学大家。
宋代的“家法”是一个绝大话题，千年以来，议论不休，近人也有专著、专文反复讨论。理解大宋“家法”可以有几个方向，吕中先生这一番话让我思考这个问题，有了几个节点——
第一，大宋“家法”，与“家学”有关，并来源于“家学”；而“家学”乃是以圣贤说法、儒家义理为核心的经典传承过程。
第二，并不存在“成文”“家法”，所有“家法”皆以“家学”为思想资源，因此，“家学”有多么复杂，“家法”就有多么复杂；但一以贯之的大道是“公道”与“仁德”——因为这是儒学价值的核心。
第三，“家法”事实上乃是一种诉诸“价值应然系统”的政治伦理规则。这种“规则”，由太祖、太宗开始，包括真宗的言行，成为后代帝王效法、援引的前代经验，但这种经验，具有“习惯法”而不是“成文法”的性质。
理解这三个节点，可以理解“大宋家法”大意。
太祖、太宗、真宗，作为十世纪后期、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领袖，合格。
崔颐正的《大禹谟》讲述甚为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真宗不断召他来禁中讲《尚书》，一直讲到十卷之多。因为他讲得好，赐给他五品服。
太宗一朝听儒士说圣贤义理，成为一种传统。后来演化为“经筵”。
所谓“经筵”，就是延聘时贤，为帝王讲授儒学经典，令帝王接受儒学教育的小课堂。“经筵”制度化，是要帝王接受教育有连续性，不但这一代帝王日常要连续学习，以后一代代都要连续学习。这种教育的持续，成就为一种宫廷文明，在规则化的管理下，推演为有效引进圣贤理念的政治机制。是否接受圣贤理念，成为君主光荣与耻辱的尺度。在荣誉感召之下，君主的尊严也有了理性方向。因此，“经筵”之实质，是对君主行为奇妙的“价值制衡”。
李觉讲《泰卦》
端拱元年（988）的一个夏天，太宗车驾到国子监礼敬孔子。礼毕，升辇，准备回驾，临出西门时，看见一间经堂内正有讲座。
左右告知：“博士李觉正在聚众讲学。”
太宗知道此人。
太平兴国五年（980）时，因为通“九经”，李觉起家成为将作监丞，后来到建州（今属广东罗定市）做通判，任期将满时，当地人舍不得他走，一力挽留。郡县治，天下治。太宗喜欢治理地方有德有能的“循吏”，就下诏褒奖他，迁为左赞善大夫，知泗州（今江苏盱眙县），转秘书丞。后来又刊定唐代大儒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被同僚举荐，做了《礼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