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大概会以为，尊敬的先生，”老人继续说，“那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切人中最不幸的了吧？一开始也正是如此。可当我走出店来，回过头去望芭尔芭拉肯定经常站在后面向外张望的那几扇小窗时，心头却产生了一种幸福之感。是啊，她如今脱离了一切愁闷，成了自己家中的主妇，不必依赖一个本身就衣食无着、无家可归的人，一辈子受穷受苦了。这样的想法给我的心以莫大的安慰，我为她和她的未来祝福。
“我自己则每况愈下，不得不靠音乐为生。起初，在剩下的钱尚足以度日时，我努力练习并记熟大师们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我亲手抄写的大师们的作品。后来，我花光了最后一点儿积蓄，便开始以自己的本领赚钱。一开始，是在室内给人演奏，一次我女房东家里请客，便提供了我初试身手的机会。然而，我的演奏在这种场合不受欢迎，我便转移到了大院中，相信在那众多的听者里头，总会找到几个知音的。是的，我后来终于走上街头，并且获得了真正的满足。行人三三两两地停下来，向我提出问题，离开时都不无同情的表示。他们给我钱，我并不因此难为情。要知道，这正是我的目的啊。后来，我还看出，古往今来多少我不可企及的大师，他们哪个又不是以自己的成就换取报酬，而且常常是很高的报酬呢？我便这样一直活到了今天，穷困虽是穷困，可却诚实无欺呀。
“过了几年，我还获得一个额外的幸福：芭尔芭拉回来啦，她丈夫赚了钱，在城外买下了一家肉铺子。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叫雅各布，跟我一样。我眼前的营生和往事的回忆，都不允许我冒昧；可后来却被他们自己请了去，教他们的大儿子拉提琴。他虽然天资甚浅，又仅仅只能在礼拜天练练，其他日子全得在父亲肉铺里帮忙，却也已经拉得相当不错。有时候我们拉着拉着，他母亲就和着唱了起来。这许多年，她变化尽管很大，人也长胖了，很少能再想到音乐，但这会儿唱起来仍像当年一样的优美，一样的甜蜜。”讲到此处，老人便取出提琴，拉起那首他心爱的歌来，一个劲地拉得如醉如痴，根本忘记了我。我终于听腻了，便站起身，搁了几枚银币在他桌上，走出门去。老人却仍旧狂热地拉着，拉着。
不久我便去外地旅行，直到初冬才回到维也纳。时过境迁，老乐师的事也渐渐淡忘了。第二年开春，浮冰壅塞河床，引起洪水泛滥，城外的低洼地带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才又使我想起他来。园丁街虽也淹了，但对老人的生命似乎不必担忧，他住处紧挨着屋顶，被死神选中的多半是住底层的居民。然而，洪水断绝了他的生计，他的处境该是何等困难啊！可在大水消退之前，我也无计可施，再说政府已尽力派船送去了赈济粮食和营救人员。等洪水一退，街上又可行走了，我便决定把已开始征集的数额相当可观的捐款中我那一份，亲自送到我十分关心的这个人家里去。
利奥波德镇一片惨景。街上到处是破船烂家具，一部分屋子里还积着水，水上漂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避开拥挤的人群，走到一所房子的大门边，虚掩着的门被我不小心一碰便开了，呈现在我眼前的是过道上的一排排尸体，显然是防疫人员集中运到这儿来的。可不是，有几所房子里，遇难者的尸体还直挺挺地立在窗前，有的还双手紧抓着窗栏杆哪。时间和人员都不够，来不及对这么多死者作司法鉴定。
我继续朝前走。四面八方都传来悲恸之声，有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有流浪街头的孤儿。终于，我走到了园丁街。这里也排好了穿黑衣的送葬的队伍，不过看来离我去的那所房子还远。可当我走近以后，才发现在送葬队伍和园丁的家之间人来人往，肯定与那里有着关系。在大门口，站着一个干练强壮的男子，已上了相当年纪，高筒靴，黄皮裤，上衣拖得很长，一眼就可看出是个乡间的屠户。他指东派西，不时地和旁边的人交谈几句，态度显得颇为随便。我经他身旁进入院内，正碰上园丁的老婆迎面走来。她当即认出了我，便眼泪汪汪地对我表示欢迎。
“劳驾您也赏光！”她说，“是啊，我们的老先生也真是可怜！他现在和可爱的天使们一块儿奏乐去了。可天使们也不及他好，不及他在世时好。这个诚实的好人本来安安稳稳地坐在他上面的小屋里，大水一来，他听见孩子们的喊叫，便冲下楼来救人，又是背，又是牵，把孩子们全带到了安全的地方，累得他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是啊，人不能总把什么都照顾到，我男人临到最后，才想起把税簿和相当多的钞票忘在壁橱里了。老人一听便提起一把斧头，走进已经齐胸的水里。他砍破壁橱，原封不动地拿来了一切。他自己却着了凉，一开始又请不到医生，便烧得说起胡话来啦。以后病情越来越重，我们尽量治他，心里比他本人还难受。要知道他还在一个劲儿地奏乐，用他的嘴巴奏，还打拍子，还指点别人。后来，水退了一点儿，我们便接来大夫和牧师，他却突然从床上翻身坐起来，转过脑袋，侧耳听着，仿佛听见远方在奏非常非常好听的音乐，然后脸上带着微笑，倒下去，死了。您上楼去吧，他生前常常谈到您，太太也在上面。我们原本想自己出钱安葬他，可屠户太太不同意。”
在她的催促下，我爬上陡斜的楼梯，到了小屋前，房门大开着，屋子已经腾空，只在中间停放着一口棺木。棺木已经钉上，单等杠夫们到来。在棺木首端的边上，坐着个相当丰满的女人，已经过了中年，穿着印花布裙，系着条黑色围巾，帽子上缠着黑缎带。她的样子看上去似乎从来也不美。她面前站着两个相当大的孩子，一儿一女，显然她在教他们送殡时应注意的礼节。我进屋的时候，她正把傻愣愣地将身子倚在棺木上的男孩推开，然后仔仔细细地抚平被弄得起了皱的送丧服。园丁的老婆领我上前。这时楼下却吹起了喇叭，并且从街上传来了屠户的喊声：
“芭尔芭拉，时辰到啦！”
杠夫们出现了，我退让到一边。棺木被抬到了楼下，送葬的队伍也就出发了。头里走的是擎着十字架和圣幡的学童、牧师以及教堂的工役。灵柩后紧跟着屠户的一对儿女，以及他们夫妇本人。男的不停地翕动嘴唇，样子像在祈祷，同时又在东张西望。女的热诚地念着经文，只有两个孩子使她分心，不得不一会儿推他们快走，一会儿又拉住他们，似乎很重视保持队形的整齐。送殡队伍终于到了墓地。墓坑已经掘好了。首先是孩子们往里面撒一把土，男人也做了同样的事。他的妻子却跪了下去，用经书遮住眼睛。掘墓人掩了墓坑，送殡的队伍也就散了。在墓地门口还发生了几句争执，原因是屠户太太觉得殡仪承办人要的钱太多。随后，送殡的人各奔东西，老乐师就这样给葬掉了。
又过了几天——那是个礼拜日——我为好奇心所驱使，去了屠户家中，托词想买下老人的小提琴留作纪念。屠户全家都在，我并未发现他们受到丧事的特别影响。只有老人的那把提琴挂在墙上的镜子旁边，与正对面挂着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恰好对称。我说明来意，出了一个相当高的价钱，丈夫看样子已经颇为动心，妻子却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
“这是为什么呢？提琴是咱雅各布的，咱们可不在乎多这几个钱还是少这几个钱！”
说着便从墙上取下琴来翻来覆去地看，吹掉上面的灰尘，装进抽屉里，急急忙忙锁上，就像生怕谁去抢似的。她背转身去，避开我的视线。就在这时，女仆端着汤走了进来，屠户便开始旁若无人地大声做餐前祷告，两个孩子也跟着尖声尖气地念起来。我于是一边祝他们吃得满意，一边往门外退去。临出门，我瞥了一眼已经转过身来的女人，只见在她的两颊上不断地流着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