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身心操劳过度，王睿在四十八岁时生了重病，冯太后和孝文帝亲自去他府上探望，不停地派侍官和御医去服侍和诊治，但王睿最终还是不治身亡了。
在《魏书》“恩幸传”里有关于王睿的记载。综观王睿的一生，除了因为出卖色相受到大量赏赐，使得国库财物都转移到他的府中这一点多，并没有大的恶行。而且，他还有好的一面。比如：在和尚法秀谋逆案中，他大胆进谏，以忠言使得一千多人免死。他临死，又上疏给太后，提出施政五要略：一慎刑罚；二任贤能；三亲忠信；四远谗佞，五行黜陟。他还算是尽了臣子之义。
王睿死后，冯太后与孝文帝亲自临丧，哀恸不已。后来，王睿的女儿出嫁时，太后特许她使用嫁公主的礼仪和仪仗，当时的百姓看见婚礼的排场，还以为是皇家嫁真正的公主呢。
李冲，字思顺，是陇西人，他的父亲李宝曾获封敦煌公。李冲从小就沉稳俊雅，善长与交往，有很好的声誉。他任内秘书令时，上疏首创三长制，使平民的隐冒问题得到了有效防止。文明太后读了他上的表章后非常欣赏。见到他后更是心生爱念。他从此成为太后的幕内之宾。
很快，李冲就升任中尚令，封为顺阳候，接着又被封为陇西公。冯太后从此私下里送给他无数御物珍宝。好在大魏王朝当时国力雄厚，四方连年进贡。冯太后的私赠行为对于国库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而且，李冲是个器量不凡、学而广博的年轻人。在得到莫大贵宠之时，能够保持谦逊，并且广散家财，把太后赠与的财物都分给了有才能的贫寒之士。所以，他的声誉并未因和冯太后有暧昧而受损，反而更为人称道。
李冲还有一样好处，就是不避前嫌，爱护仇人的儿子，照顾远亲的孤儿。与孝文帝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是亲密莫二。魏朝按照旧制，皇帝对王公重臣都直接叫名字，但孝文帝见李冲从不直呼姓名，而叫他“李中书”。可见他很尊重李冲。现在看来这是小事一桩，但在封建王朝这可就是了不得的大事。
冯太后死后，李冲负责议定礼仪律令，以及润色修饰诏书挽辞等，他尽心竭力，做得没有一点问题。连当时的旧臣宗亲都很敬服。
孝文帝真正掌权后，曾组织了几次南伐，还曾迁都洛阳，李冲都善言劝谏，多方考虑，为朝廷殚精竭虑。他还设计了魏朝北都平城的明堂、太庙、圆丘以及洛阳新都。据史书记载，李冲“勤志强力，孜孜无怠，且理文薄，兼营匠制，几案盈积，终不劳厌也”。他病死时才四十九岁，孝文帝亲自为他举哀，嚎啕大哭，伤心得不能自已。
做为冯太后的“男宠”，王睿和李冲两人始终都对皇室忠心不二，而且还是治国能臣，比起吕后身边的审食其，武后身边的张易之兄弟、和尚面首强了百倍。可见冯太后确有过人之处！史书中对冯太后的宫闱私事也没有过多渲染，更无刻意指摘。
冯太后对孙子孝文帝一直很慈爱，自从孝文帝一出生她就亲自抚育。然而，在看到少年孝文帝越来越聪明的时候，她因为害怕自己死后，孙子孝文帝会对自己的娘家不利，而要加害他，但最终在李冲等人的劝谏下没有加害，而且还是对孙子孝文帝非常好，将孝文帝培养成了一代明君。
当然，冯太后毕竟妇道有亏，所以很害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只要她怀疑臣子或是左右侍奉的人，马上就杀。一直到冯太后去世，孝文帝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可见冯太后是何等的威严残酷！
承明十四年，冯太后四十九岁时生病而死。孝文帝守在她身边五天五夜滴水不沾，痛不欲生，上谥号为“文明太皇太后”，史称文明冯太后。
文明太后的哥哥太师冯熙有两个女儿。文明太后先把冯熙的小女儿安排到孝文帝身边，
太和十七年被册封为皇后。后来，这位皇后的异母姐姐也进了宫，被册封为昭仪，开始与妹妹冯皇后争宠。冯皇后并不是一个嫉妒的人，但也时常流露出后悔不该让姐姐进宫的意思。冯昭仪便在孝文帝面前百般让冯皇后的坏话，使冯皇后被废为庶人，罚去寺庙做尼姑，后来又被赐死，史称废皇后冯氏。
冯昭仪因为母亲出身微贱，所以比同父异母的妹妹入宫要略晚。史书记载：“后有姿媚，偏见宠幸。”孝文帝曾经几次南伐，期间，冯皇后不甘寂寞，竟与中官高菩萨通奸（这位大太监不知是什么原因，竟然能和皇后私通）。知听孝文帝在汝南得了重病后，冯皇后更加毫不避讳地与高菩萨通奸。后来被人告发。
孝文帝听说这件事后后，骇愕至极，不敢相信。回到洛阳后，孝文帝把相关当事人分另关押审问。审问冯皇后时，孝文帝只让一个卫士守在旁边，并用棉絮塞住了卫士的耳朵，所以，冯后到底说了什么，成了千古之谜。接着，孝文帝又唤彭城王、北海王入座，说：“她以前是你们的皇嫂，现在是陌路人，不用再回避！”
天性极孝的孝文帝因为感念祖母文明太后的恩德，没有忍心立即废掉冯皇后，只在自己临终时，才赐死冯后。谥为幽皇后。
（4）改革政治，惩治贪官
说文明太后对北魏政权有着杰出的贡献，主要指她能够改革政治，惩治贪官方面。
北魏是鲜卑人的政权。鲜卑族入主中原之后，还带有许多落后的、不能适应统治中原的习俗和制度。
文明太后作为一名汉族女子，对宫中许多陋习是看不惯的。在她没有权力的时候，她懂得忍耐，而一旦手中有了权力，立即就萌发了改革的念头。
毒死献文帝再度执政后，文明太后立即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予以实施。承明元年（公元476年）二月，有官员要求对管理太庙内献文帝神主的执事官赐给爵位。按照惯例，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可文明太后不这样认为。她说：“以后研究任何事情，都应当依照‘古典正言’，不能够遵循什么先例。”
大臣们敢怒而不敢言，竟然没有一名大臣力争。文明太后看到了权力的力量。她知道，搞任何改革如何没有铁腕，就不可能获得成功。而她在宫廷纵横驰骋多年，目前已经时机成熟了，她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革。
当时，北魏几乎各级官吏都截留国家的税收，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更有甚者，不仅截留，还利用权力在征税等方面勒索百姓。因为北魏的官员并不发放工资，他们的经济来源只能靠勒索或“技巧”等手段取得。这是制度上的严重弊病，文明太后非常清楚这一点。
于是，文明太后冯氏主张给官员发放俸禄，以解决他们的生计。同时严格杜绝勒索金钱、截留税收现象！
当然，实施过程是痛苦的，因为一些人已经习惯了靠勒索取得金钱，一些百姓也似乎“习惯”了被勒索。文明太后多次指示加强宣传力度，使社会广泛知晓。公元484年，北魏开始实行班禄制时，为了保证政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杀了四十多名贪赃枉法者。
作为皇帝，拓拔宏积极支持和配合奶奶所采取的措施，而且亲自审问一些贪污犯。应当讲，这项制度的改革，为北魏政权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社会效果方面看，也是比较好的。
文明太后还主持和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先例的。
在北魏时期，豪强对土地的兼并非常严重，以致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给社会的安定埋下了祸根。
北魏只是一个半壁江山的朝廷，耕地本来就少，这种兼并就显得非常危险。国家在征用人的时候征不到，另一方面却有大批人在社会闲散。同时一些豪强或与国家争夺劳动力，或干脆把这批人组织起来，形成了军阀割据的雏形，这对北魏政权是一个严重的隐患。
文明太后在稳定了政权后，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她推行均田制，建立三长制以保证均田制的实施。这个时期，配合太后实施这个计划的主要是李冲，他提出了改变“宗主督护”制度，建立“三长制”的具体方案。
“三长制”建立后，国家可以有组织地查清遗漏的户口，扩大编户齐民，顺利推行均田制。文明太后考虑到当时普遍实行的休耕法，有的土地需要两年或三年轮种，因而受田数量相应增加了一倍或两倍。受田的良民到了不能劳动或者死亡时，要把土地交还给国家；如果失去奴婢和牛，也要交还其所受土地。因为奴婢也可以按规定得到一定数量的桑田，这些桑田必须在三年之内种完，如果到期种不完，国家则要索回。对于那些残老少寡，都不同程度地给予了特殊规定。应当说，文明太后实行的均田制，从历史的长河看，是明显带有积极意义的。
自文明太后临朝听政以来，她一直对皇家宗室子弟严格要求，虽然北魏仍然延续了藩王分封制度，但是在文明太后的督导下，在分封地都建立了学馆，以便促进这些宗室子弟学习文化。
大多数宗室子弟是能够接受文明太后先进的思想理念的。当然也有一些不轨者，这客观上考验了文明太后的心理底线。
汝阴王拓拔天赐和南安惠王拓拔桢，都是文明太后已故丈夫文成皇帝的兄弟，在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他们以老资格自居，对太后的话或阳奉阴违，或置若罔闻，仍旧贪赃枉法。
文明太后经过权衡利弊，把他们捉拿归案，要将他们斩首。消息一出，很多大臣及宗亲找到太后说情，都被太后挡了回去。文明太后问他们：我要是赦免了他们，国家推行的法律怎么能够实现？大臣们仍然坚持说，他们是文成皇帝的兄弟，不应当受此罪过，仍旧坚持赦免的意见。文明太后置之不理。
实际上，在退朝后，文明太后的思想斗争是极其激烈的。她知道，在推行改革的问题上，对保守势力不能宽容。但是，涉及到皇亲国戚，问题显然就复杂化了。如果不听大臣们的意见，想必既得罪了宗室成员，又为改革问题增添了阻力，给政权造成不安定的因素。文明太后决定先采取折衷的办法，然后静观其变。
之后，朝廷由孝文帝的名义颁布诏书，表明了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诏书大意是：“二王虽然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但太皇太后（文明太后）念他们是文成皇帝的兄弟，况且南安王又是远近闻名的孝子，决定免他们一死，只罢免爵位，关押终身。”这样算是对皇亲国戚们有了交代。
几天后，文明太后突然得到消息：中骑常侍闾文祖在奉太后之命到长安调查时，曾经接受过当事人的贿赂，试图为他们掩盖罪行。
文明太后非常生气。她对朝臣们说：“我一向觉得闾文祖是比较清廉的，所以才派他去了解情况，没想到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太后命令罢免了闾文祖所有的官职。之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太后对前去调查的官员就不那么信任了，甚至前后派去好几批，以求得到真实、公平的情况。
文明太后对皇亲国戚的严厉态度，的确震慑了这些人的神经。他们对身边的人也加强了督导。当然，对一般的贪污官吏就更加严厉了。
事隔不久，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和长安镇将陈提等人的贪污行为也暴露了出来。这对文明太后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这些官吏相当于现在的省长，镇守一方，算是朝廷的重臣。尤其在北魏的时代，搞不好就会发生兵变或者其他问题。
但是，性格倔强的文明太后决心不手软，她秘密派人调查后，再次派人以朝廷命官的名义“明访”，结果了解到的情况一样。
文明太后出手了，下令处决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发配长安镇将陈提。这一措施对诸侯们的警示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对贪污官吏进行严厉处罚的同时，文明太后还对那些抓贪污犯不利或者敷衍了事的官员进行大换血。她通过孝文帝皇帝诏书的方式，前后撤换了几千名官员。应当说，在惩治贪污腐败问题上，文明太后是坚决而且有办法的。这些措施实施后，北魏政权的基石牢固了，政治面貌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当然，惩治腐败是一把双刃剑。文明太后在采取严厉措施惩治贪污官吏的同时，不免对下人态度也过于严厉，很多在她身边服侍她的人，往往大气不敢出，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太后是一个凡事要求尽善尽美的人，她不希望她身边的人每天活得胆战心惊。在了解到下人的敬畏之后，她非常注意对下人的态度，往往和颜悦色。这些人对太后感恩不尽。
文明太后是汉族女子，而且在幼年时曾经颠沛流离，亲眼看到百姓生活的凄惨。在她听政的过程中，非常关注百姓的生活。公元487年，北魏大部分地区没有雨水，严重的干旱导致瘟疫的发生，很多百姓或因饥饿、或因得病而死，更多的人不得不流离失所。
从国家稳定的高度说，各种玄机经常会暗藏于大灾大疫之中，社会不安定因素一触即发。文明太后主持救灾工作，制定了赈济灾民的措施，使逃荒的灾民返回家乡，进而加入到抗震救灾工作中。同时，文明太后从国库中取出大量财宝救灾。为了增强大臣们的执政意识，还号召他们捐赠细软。朝廷对灾荒的态度，深深感动了百姓，巩固了北魏的政权。
公元490年（孝文帝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终于病倒。她自知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对守侯在她身边的孝文帝说道：“我这一生始终为国家、为百姓着想，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情。我死了也要对得起国家、百姓，我的丧事务必一切从简。”九月，文明太后告别人世，时年四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