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简称同盟会。由孙中山倡导，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及中国留日学生，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伴随着留学热潮的兴起，西方民主自由意识纷纷输入中国，使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空前广泛地传播开来。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又促进许多小的革命团体先后出现。在这些革命小团体中，除了孙中山的兴中会于1894年早就成立之外，在1904年间成立的最主要的有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日知会、浙江的光复会。此外，还有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自强会、贵州的科学会等。这些革命小团体虽然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但在如何推翻以及成功之后如何建设政权等问题上，彼此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在这些革命小团体所活动的地区，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范围比较狭小，大都不出本省，其活动受诸多限制，远远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大联合的需要。正如冯自由指出：华兴会的长沙起事失败以后，“各派首领多避地日本，共谋卷土重来之计。顾以各派势均力敌，未能集中力量，合组一大团体，以与清政府抗衡，识者憾焉”。因此，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当务之急。
在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和日益增长的民族觉醒的促使之下，许多知识分子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就已经逐步走上了联合的道路，并且对组织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的必要性有了明确的认识。《 江苏 》第1期曾指出，要合小群为大群，认为如果“各省竞以爱其省者爱中国，驯致齐心一致，以集注于爱国之一点”，中国问题就容易解决。《 浙江潮 》第3期载文指出“省界”危害性巨大，呼吁成立“中国本部统一会，集留东各省人，以共除省界为目的”。《 湖北学生界 》第5期在封底刊登了“大湖南北同盟会”的书刊广告。在1903年至1905年6月间，邹容在上海发起“中国学生同盟会”，打算首先在学生中组织一个“绝大合法团体”；安徽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会，计划进一步创建“国民同盟会”，作为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以宋教仁为首的一部分留日学生，在东京出版发行《 二十世纪之支那 》杂志，已经在打破地域界限和建立全国性革命中心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些情况表明，联合斗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建立一个作为革命中心的资产阶级政党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一向重视革命团体联合斗争的孙中山，自1894年创立兴中会之后，一直为建立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奔走联络。1905年初，他渡过大西洋到达欧洲，在各地组织革命团体，吸收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等地60多人参加。6月，全国性反清斗争和反美爱国运动的高涨，吸引着孙中山加快了组织统一大政党的步伐。7月，他重返革命志士聚集地日本。他的伟大人格、学识和在革命势力中的影响、地位，使得他早已成为革命志士公认的领袖。从而，孙中山到日本的消息，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进步青年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盼望革命政党早日建立。
7月19日，经日本友人宫崎滔天介绍，孙中山与黄兴结识，共商组织革命大团体的必要性和具体方案。黄兴极力表示赞同。随后，孙中山又在《 二十世纪之支那 》杂志社会见了宋教仁和陈天华等华兴会重要骨干，再次阐述组织全国性革命大团体的重要性。然而，当时华兴会领导集团中成员之间对于是否参加新的革命团体的问题，意见并不一致。经过黄兴等人的多方疏通，全国有17个省的留日学生代表70余人，于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内田良平住所举行建立同盟会的筹备会议。会议商定了会名、纲领、誓词、入会仪式和推定会章起草员等事宜，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由黄兴和宋教仁发起，于8月13日在东京曲町区富士见楼召开了中国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的大会，参加者达1300余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有关中国革命前途、方式、方法等问题的演说，与会者深受鼓舞，革命热情迅速高涨。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赤坂区坂本珍弥宅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与会代表约100人。大会首先由黄兴宣读章程草案30条，经过讨论修改后通过。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并且规定，凡其他革命团体宗旨相同而又“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这就表明，中国同盟会不仅鲜明地树立起了民主革命的旗帜，而且还自觉地担当起了作为全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历史使命。大会由黄兴提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同盟会设本部于东京。根据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执行部分设庶务、内务、外交、书记、会计、调查6科，直接由总理管辖，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和组织革命的实际活动，成为本部中重要权力机关。评议部又称议事部，设有评议员与评议长；司法部设有判事长、判事和检查长。章程还规定，在国内外设立9个支部，均直接接受东京本部的统辖。大会最后由黄兴提议，将《 二十世纪之支那 》杂志提交与会者决议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因日本政府的阻挠，改由《 民报 》作为机关报。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 民报 》发刊词中，第一次把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此后，同盟会以《 民报 》为阵地，同以《 新民丛报 》为喉舌的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内容，涉及范围很广，但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是“保皇”还是革命？是维护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推翻它，创立民主共和国？是维护还是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革命派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在政治革命胜利以后，进行改造封建土地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革命”。改良派则千方百计要保住光绪皇帝，想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实行君主立宪，并极力反对任何“社会革命”。经过长时间的辩论，革命派压倒了保皇派，并宣传了革命主张，使许多知识分子摆脱了改良主义的影响，站到了革命立场上来。
同时，还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清武装起义。如1906年的萍乡、浏阳、醴陵的矿工、会党和士兵大起义；1907年到1910年的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州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以及广州新军之役等。
1911年4月27日，更爆发了英勇壮烈的黄花岗之役。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革命人民以动员和鼓舞，为颠覆清朝统治创造了条件。
1911年夏天，为反对清政府把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四川等省人民掀起了保路运动。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这是在武昌起义之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而保路运动也成了辛亥革命的前奏曲。
总之，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不仅有了统一的组织领导，而且有了完整深刻的革命理论作为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朝着日益深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阶段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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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的影响
同盟会的建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路线、思想战线和军事战线等方面的斗争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团结和发展了革命力量，不仅有力地增强了革命领导人的必胜信念，而且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但同盟会又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人们的思想也不尽一致，这又为以后同盟会的分化、分裂投下了阴影。
武昌起义
1911年1月，湖北革命党人组织的文学社宣告成立，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领导，他们以“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作为活动的宗旨。这一组织，得到广大新军士兵的拥护，很多士兵加入了文学社。
这时候，湖北还有另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两个组织不久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起来成立起义总指挥部，由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为参谋长。他们和黄兴等人取得联系，准备在中秋节（10月6日）举行武装起义。
就在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南湖炮兵营的士兵汪锡九、梅青福等人在喝酒的时候，大谈起义，大骂清廷，被排长刘步云听到，前来干涉，还动手打了他们。这一下子激怒了进步士兵，他们将刘步云痛打了一顿，并从炮房中拖出大炮，要炮轰反动军官们的营地。无奈炮中没有撞针未能打响。这一事件引起了湖广总督瑞澂的警觉，下令全城戒严，加强城防力量。革命党人不得不推迟起义，将时间改在10月11日。
可是到了10月9日，又发生了一件意外。这天中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革命总机关赶制炸弹。革命党人刘公的弟弟刘同找孙武谈完话后，就站在一边看孙武拌火药，装炸弹，嘴里还叼着香烟。一不小心，火星落在炸药上，一声巨响，黑烟弥漫，孙武的手和脸被烧伤，血肉模糊。在场的人赶快把孙武送到附近的同仁医院抢救，其余同志马上离开，并向起义总指挥部告急。他们前脚刚走，俄国巡捕后脚就到了，把革命党人准备起义时用的文告、旗帜、印信、钞票和宣传品全部抄走，并抓走了刘同等人。
俄国人如获至宝，立即打电话通知瑞澂，并把这些“战利品”和刘同引渡给清朝地方官。刘同当时只有十四五岁，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屈服了，供出了有关起义的情况。瑞澂得知革命党人马上就要起义的消息，不禁打了个冷战。他一面命令楚豫号兵舰停泊在总督衙门附近的江边，准备随时登船逃走，一面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
在这场大搜捕中，革命领导人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人惨遭杀害，蒋翊武等人逃亡，革命失去了统一指挥。
10月10日上午，工程八营的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正在和其他同志等待起义的通知。这时战友李泽乾进来了，向他报告说：“城里到处戒严，人们传说官府昨晚侦破了谋反机关，抓走了好多人，还要按名单到处抓人呢！”又说有人还看到了官府杀害彭、刘、杨三人的告示。熊秉坤见情况危急，就利用吃早饭的机会低声对各队代表徐少斌、金兆龙等人说：“我们防守军械库，应当首先起义。因为各营起义后，都必须到这里领取弹药，我们不动手，别营怎敢先动！”于是就约定下午三点钟上完操以后起义，并通知了在楚望台执勤的革命党人接应。可这时候，营里突然接到上级的紧急命令：停止下操。熊秉坤只好改为晚上七点以后起义。
快到七点的时候，排长陶启胜见士兵程正瀛手里拿着上了子弹的枪，金兆龙也在擦枪，就问：“你们干什么？”金兆龙回答说：“以防不测！”陶启胜大声说：“你们想造反吗？”金兆龙急不择言，说：“造反就造反，你能把老子怎的！”陶启胜上前跟金兆龙扭打起来，要把他抓起来惩处。程正瀛见情势危急，向陶启胜开了一枪。陶启胜受了轻伤，连滚带爬地出门逃命，迎面正碰上了熊秉坤。熊秉坤知道陶启胜是清廷的走狗，怕他去报告，也向他开了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全营革命党人听到枪声，大喊“反吧！”立即行动起来，顿时枪声大作。就这样，几个新军革命士兵的行动，揭开了武昌起义的序幕。
起义的士兵们打死了阮荣发等三个反动军官，其他军官见势不妙，有的翻墙逃跑，有的躲进了厕所。各队士兵见官长死的死，逃的逃，胆子就更大了。他们蜂拥而出，集中到熊秉坤周围。熊秉坤见大家都动起来了，就鸣笛集合，并且先带领四十多个战士奔向楚望台，和那里接应的同志会合起来，占据了军械库。其他战士也跟着往那里集中。熊秉坤以总代表的身份，向大家宣布说：“从现在起，我们的军队叫湖北革命军。今天晚上的作战目标是攻占总督衙门，以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口令是‘同心协力’。”
宣布命令后，熊秉坤感到自己只是个小小的正目，缺乏领导起义的威望和指挥经验，难以控制局势，就去找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吴兆麟进过参谋学堂，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都比较丰富，被人们称为“智多星”。熊秉坤和士兵们都推举他为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要求士兵们绝对服从命令，并对起义部队作了部署。
这时候，蔡济民等人又带领别营的起义士兵和学生来到楚望台。南湖炮队也把火炮拉了出来，架设在中和门城楼、楚望台和蛇山等制高点。约有二千人的革命军开始了围攻总督衙门的战斗。
总督瑞澂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叫人在衙门后墙挖了个洞，爬出去逃到事先停在长江的楚豫号兵舰上去了。第八镇统制张彪凭借有利地形和先进武器，带领清兵在望山门拼死顽抗。但革命军十分英勇，经过整整一夜的激战，终于占领了总督衙门和武昌全城。数百名革命士兵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用鲜血换来了胜利。10月11日上午，武昌城头飘起了革命军的大旗，革命党人胜利了。
武昌起义的胜利，就像一个惊雷，掀起了全国革命风暴，劈碎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枷锁，腐朽的清王朝很快土崩瓦解。由于这一年是旧历辛亥年，所以这场伟大的革命又叫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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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的“三武”
在武昌起义的风云人物中，有著名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人们常称他们为“首义三武”。
武昌起义前后，共同的志向曾将“三武”汇集一起。他们携手组织革命团体，并肩为革命奔走呼唤，为武昌起义的爆发立下不朽功勋。但随着首义的成功，“三武”由于道不同而不相为谋，开始互相倾轧，闹得水火难容，以致被反对派所利用，演出一幕幕悲剧。
孙武在主持军务部期间，权力欲膨胀，专横骄妄之气更盛，渐渐失去革命同志的支持，颇感处境孤立。于是他倒向黎元洪一边，希望拥黎自重。这样，围绕着反黎与拥黎，“三武”之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孙武被迫去职。后来做了袁世凯政府的高等顾问。
1912年8月，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在北京处死了张振武。
蒋翊武1913年参与“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在桂林被捕遭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