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在铺子上接的几个小案子最近纷纷要开庭，我自然没有跟着韩亚去看任建那与其说是给人家闺蜜看病、倒不如说是趁机揩油的闹剧，而是整理证据、写代理词等等，正经而严肃。
一番弄罢，已是夜色笼罩。
这时电话响起，我以为是柳静宜打来的，不禁一阵窃喜；拿起手机一看，显示的却是毛梅梅。
毛梅梅是当初和我们一起进上行所的实习律师，二十七八岁，已婚人士。除了最开初的一个月有点接触外，后来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按时间算下来，她现在应该也拿到律师执业证，只是没听说她现在业务做得好与不好。
但是，没听说只是不知道而已，并不能说明毛梅梅业务做得不好；既然不能说明业务做得不好，那便说明她有做得很好的可能……
想着毛梅梅也有找我来合作案子的可能，我清清嗓子接通电话，笑道：“哎！毛姐你好。”
毛梅梅道：“何律师，忙吗？
我知道合作案子的前提是我能有时间，于是笑道：“不忙，毛姐有何吩咐？”
毛梅梅道：“听说你和任律师现在混得很不错啊，案源挺多。”
我心下微喜，谦虚道：“哪里的话，全是些蚊子案子，又累又挣不了钱。”
毛梅梅道：“别谦虚了，听王丽丽说你们领合同、所函的数量都超过那些老律师了。安之啊，以后发达了，可别瞧不起毛姐。”
我听毛梅梅最后一句话将她自己位置摆得很低，似乎并非我想像的那般，便探道：“毛姐可别这样说，这真是折煞小弟。你现在咋样？还做律师吗？”
毛梅梅道：“当然是做律师啊，废那么大的劲才考过司考，难道还能放弃？”
我嘿嘿笑道：“那是那是……”
毛梅梅道：“安之啊，哪天有空我请你和任建喝茶，不会不给面子吧？”
我略想了下，肯定道：“没问题。不过这几天要开几个庭，下周四五吧。”
毛梅梅道：“行，到时我再给你们电话。今天就不打扰你了。再见啊。”
放下电话我心里一阵思索，始终想不明白毛梅梅今天为什么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听她话里话外的意思，找我合作案子的可能性实在太低。但我和她之间并没有过多的交情，那她请我和任建喝茶则一定会有其他动机和目的。
而这个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呢？
…………
牛市口，潭月茶楼。
截止昨天，包括单立在内的几个小案子全部开完庭，我感觉一身轻松。而更让我和任建惊喜的是张福全的案子竟也胜诉，那可是一万元的大案子啊。尤其是想到张四平那老狐狸最终被我们掀翻在地，那心情真不是一般的舒坦。
所以，今天接到毛梅梅的电话，我便愉快地和任建一同到了益州，接受她的茶请。
毛梅梅一头短发，穿条麻黄色的吊带裙子，脚下一双人字拖。
说实话，由于和毛梅梅本来就不熟，又加上太长时间没见面，我对她都有了一种陌生感。但这种陌生感架不住她的热情，一会我们便热聊开来。
我没有以貌取人的毛病，但左看右看都觉得毛梅梅真不像一名律师，而更像是一个家庭主妇。
但毛梅梅显然不这么认为。她花了五分钟和我们一起聊了当初实习的窘境，便谈起在国外律师和医生一样，都是倍受尊重并且收入丰厚的职业。最后又说她现在专门研究公司法律事务，因为只有公司法务才可能做并购重组、证券上市这类的有含金量的大案。
我暗暗惭愧，想着我和任建曾经也有大把的梦想，但这一年多以来整日忙着找饭钱、挣房租，竟然悄无声息地将当年的豪情壮志一点一点地遗忘在三轮车、面包车、公交车上。
即便如此，如果真有像样的案子那倒也罢了，但我们这一天天忙得不可开交，但钱包却像漏气的篮球一样始终鼓不起来。真是既捡不起芝麻，又丢掉了西瓜。
任建一边听毛梅梅畅谈，一边频频点头，满脸感概的样子；只是不知道他是想起了仁至义，还是想起了邓念刚。
不想毛梅梅话锋突然一转，说道：“听说你们在崇州法院搞了一个咨询室？”
我一愣，问道：“毛姐怎么知道？”
毛梅梅神秘地一笑，说道：“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生意好不好？”
我说道：“还行吧。不过都是小案子，当事人大部分都是农村的，律师费收个千儿八百的就算不错。”
毛梅梅脸一侧，斜着眼看着我，说道：“你还不满足啊，只要案子多，收费低点怕什么？”
我嘿嘿讪笑，心想这毛梅梅一心只想做公司大业务，哪里能够体会我们做这些小案子的辛酸与无奈？
我正自唏嘘，却听毛梅梅笑道：“要不我们合伙吧。”
我闻言而愣，直接怀疑自己耳朵出现了幻听，但看到任建那嘴巴张得足可以塞进他自己的整个拳头，我又知道我并没有听错
前几天毛梅梅给我打电话，起初我还以为她会找我合作案子，后来听到她的语气中似乎缺少些大律师的高调，便抛下了这份念想。今日一见，她用并购重组、证券上市等等高端业务又把我那念想勾起；我正在策谋找个什么理由与她好好地、深入地谈上一谈，不想她却来这么一句……
我颇有些尴尬，但更多的是失落，讪笑道：“毛姐，你别拿这事来开玩笑。”
毛梅梅很认真地说道：“我没开玩笑啊。”
我欲言又止。
任建摸摸头，迟疑道：“毛姐，你是研究公司法务的，我们那地方全是些鸡毛蒜皮的小纠纷，是不是……”
毛梅梅摆摆手，摇摇头，叹道：“光是研究有什么用啊，我得生活啊。不瞒你们，到上行所以来，只有程主任给我合作过两个案子，一共收了一千二百元钱。拿到执业证以后更是一个案子都没有。两位老弟，我老公一个月就两千多块钱的工资，我们还带小孩子呢。”
我和任建互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
毛梅梅面现喜色，说道：“我今天约你们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合作方案。我可以投一点钱，承担一部分房租，但是我钱不多。至于案子怎么分配，我想听听你们意见。”
毛梅梅说完就一直笑着盯着我和任建。
任建看似一脸茫然；我心下则起伏翻转。
虽然说蚊子再小也是肉，但要多少只蚊子才勉强算得上一口肉？这蚊子肉还能够再分小一点吗？何况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毛梅梅口中那咨询室并不是我和任建的，我们都是贴着邓念刚吃喝啊。
毛梅梅确实给我和任建出了一道难题。
我迟疑了一下，为难道：“毛姐，你可能不清楚，那咨询室是我们和别人合伙的。钱都是别人出，我和任建只是出力。”
毛梅梅一脸意外，问道：“谁？崇州的律师？”
我解释道：“不是律师，是崇州公安局的一个退休人员。”
毛梅梅哦了一声，像是自言自语道：“中国的法律市场太乱了。本来就有那么多的法律工作者，现在又有这么多的公民代理，我们律师可怎么办啊。”
我和任建无语对视，不知道如何接毛梅梅的话题。
记得当年领取法律职业资格证时，市司法局的一位女性领导说过，中国律师只有十二万多，相对于中国庞大的法律需求来说犹如杯水车薪。
所以那位女性领导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律师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好职业，并相信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一定会在法律服务这片天空下愉快地展翅翱翔。
可我和任建这一年多来的实践经历分明只是艰难爬行；而毛梅梅、程依德，包括准备再一次冲刺司考的王丽丽，甚至都还没有开始爬行。就算是姚飞、黄林飞，乃至于程守平、李福、唐大波，或许他们称得上翱翔，但绝对算不上是愉快。
毛梅梅说完便咬着菊花茶杯的吸管发呆，不知在想什么。
我默默地思索着，无意发现任建正看着我，便轻轻点了点头。
任建开口说道：“毛姐，要不这样吧，我们回去给人家商量一下，得看看人家愿不愿意。不过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我微微点头。
对邓念刚来说，他反正只是按律师费提成，不管律师是谁都不会少了他那一份，所以按我的理解他应该不会反对——只要我和任建坚持。
毛梅梅抬起头来，喜道：“那太谢谢了。两位小老弟，毛姐记你们这个人情。”
我和任建摇头而笑，客气几句。
哈姆雷特说女人是弱者。我认为可见犹怜的弱女子倒还算是一种柔美；不承认或不甘心做弱者，但其能力或机遇又让她不得不承认或不得不甘心成为弱者的女人，则只会是一种悲哀。
毛梅梅应当就属于后者，她让我今天一大早的好心情荡然无存，甚至有些与之同病相怜的抑郁。
简单地说，这种抑郁就是丰满理想和骨感现实之间不可调和而无可奈何的矛盾。
我和任建曾多次地探讨，目前我们月收入算下来也是三四千元左右，按理说比那些每月领一千多元工资的普通公司员工要好得多，但为什么还是这般捉襟见肘、举步维艰？
因为律师职业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我们呆在家里就肯定没收入，而出门抬腿就会有开销。衣食住行自然不必说，为拓展业务而不得不用钞票去打广告、扩人脉，我们的支出并不是以现实的需要为前提，而是以理论的需要为条件。
无奈，却又无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