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问题做事情，认真是好事，但是认真不等于刻板；对下属对子女，严厉是好事，但是严厉不等于残忍；评是非论对错，有标准是好事，但是有标准不等于成为标准的奴隶。杨坚走完了他六十四年的人生，六十四年，历史星空中短短的一瞬，但这一瞬，却十分特别。因为，在它光亮的背后，更凸显着黑暗带给我们的警示。）
我们在思考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某个道德或者正义的高地上去评判他或她的一生，但实际上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绝对的道德和正义之说。法国学者伊利波特·丹纳（HippolyteAdolpheTaine）曾提出过文学艺术发展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笔者斗胆仿效先哲，提出评判一个历史人物时应遵循的三个原则，一为目的，二为环境，三为言行。所谓目的，即指某个人物在做某件事情时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他的行为有可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服务，也有可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故意与之相悖。单看其言行便妄加断定，很容易被一些表面的行为所迷惑而失去了对这个人最基本的判断。所谓环境，即指要把这个人物放在特定的环境中，注意这个人所处的时代、时间段、时间点对他的影响，清醒地认识到他的目的是否与环境的外力影响有关。忽略环境这个因素，很有可能陷入一条单方面的思维线索中而导致一个片面的分析结果。所谓言行，是人物对外最基本的表现形式。考察人物的言行，可以直接推测出人物的品质。但须注意的是，笔者所提到的“考察人物的言行”，其基础正是前两个原则——目的和环境，在考究清楚目的和环境之后再把人物的言行置于其中，才能得出更接近真相的结论。如果把这两个因素抛开，那么单单分析人物的言行便会因过于简单化、省略化而变得没有意义，甚至可能“以假乱真”，出现谬误。
笔者并没有从杨坚的出生开始写起，故也正好借用这个判断标准以及此章回来介绍一下杨坚的政治生涯以及评点他一下他做皇帝的是非功过。
隋文帝杨坚一共当了二十四年皇帝。二十四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这二十四年中，隋文帝杨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至于很多西方学者将他和秦始皇比肩，称他和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效率的两位帝王；同时，他也为隋朝埋下了短命的种子，他晚年狂躁、贪婪、安逸、好杀，在立储之事上犯下大错，这些又足以为后世所鉴。
首先，我们必须要谈一谈杨坚对中国版图的改变。在他的努力下，曾经分裂了三个多世纪的中国大地重新获得了统一，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二次大一统。第一次是秦始皇的统一，结束了持续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诸侯争霸。与秦始皇的大一统相比，隋文帝的大一统不仅完成了政权的统一，更大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隋文帝完成第二次大一统之后，中国社会虽然出现过小规模的分裂状态，比如唐末藩镇割据；以及汉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对立的局面，比如北宋、辽、西夏的对峙和南宋、金、西夏的对峙，但在总体上并没有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频繁的、长时间的诸侯国攻伐吞并现象或是南北朝时期小国政权的频繁更迭，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权交替之激烈或许可以达到所谓“大规模分裂”的程度，但其时间毕竟不长（自公元907年唐亡至公元960年宋立）。隋朝以后，单个封建王朝都可以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唐、宋、元、明、清皆是如此。原因在哪里呢？笔者认为这就与隋文帝杨坚第二件比较大的贡献有关了——由隋创立的中央行政体系、地方管理制度、法律系统、土地田赋制度以及兵制已接近成熟。后面的历朝历代继承下来，稍加改变，在隋朝系统的基础上改造出一套适合本朝的系统，这是使得隋以后的许多封建王朝都能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都知道隋朝是承继北周政权而来的，杨坚的帝位，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摄政“摄”来的，所以隋朝创立伊始，中央政府承继的仍然是北周政府那一套旧有的官僚体系。北周政权是少数民族政权，日本有一个学者叫山崎宏，他曾在一篇叫做《隋朝官僚的性质》的文章中做过统计，北周政府高级官员中，大约有95%为鲜卑族或民族混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往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就是汉化，因为古代少数民族旧有的管理体系无法治理一个版图庞大、人口众多、以农业发展为主的封建帝国，他们显然更适合以部落的形式过着游牧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汉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这些少数民族汉化的程度也有深浅之分，对旧有汉民族政权管理体系的领悟，也有先后之别。从这样的标准出发，北周并不是一个完全汉化的政权，由此在其统治集团内部衍生出的是一个近乎于古代西方寡头政治的管理模式——由一个成员之间关系相对比较亲近的团体牢牢掌控着实际的统治权。这个集团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关陇贵族集团。北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导致关陇贵族集团出现、兴起并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汉化的速度过快，贵族式的宫廷生活与游牧式的戎马生活产生了激烈的摩擦——北魏士兵遭受到了来自官僚和贵族们的冷漠与轻视。
当时在北魏的边疆，曾为防御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柔然而设置了所谓的“六镇。”其中势力比较强大的一镇名为武川镇，是孕育关陇贵族集团的摇篮。很快，士兵的不满演变成了激烈的武力争斗，即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六镇之乱”。北魏皇族惮于六镇士兵的威力，依附于山西大族尔朱荣。彼时，北魏宣武帝皇后胡氏毒杀了自己的儿子孝明帝，改立三岁的幼主拓跋钊。尔朱荣抓住这个机会，率军进入洛阳，将胡氏和幼主沉入黄河，又屠杀其党羽两千余人，正式把持北魏朝政，史称“河阴之变”。不过尔朱荣权倾朝野，享一时之欢，很快就死在了自己亲自拥立的孝庄帝手中。笔者读史第一次读到此处时，曾认为尔朱荣这样的做法，与汉末董卓入京颇为相像——皆是抓住政权内讧、朝纲败坏之际，实现对权力的掌控。后来笔者读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先生的著作，有幸与先生所见几近相同，不过宫崎先生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然而，虽然除掉了尔朱荣个人，却没有出现实权回到北魏天子之手的形势。据说孝庄帝事先研究参考了后汉末董卓在宫中被杀得先例，但董卓是没有后援的个人，而尔朱荣却是在背后拥有强大部族的族长，情况完全不同。历史上的先例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够派上用场的。（日本京都大学宫崎市定先生《中国史》）”宫崎先生以尔朱荣之侄尔朱兆率军进攻洛阳并最终俘杀孝庄帝，为尔朱荣报仇为例进行了佐证。诚然，从兵力的规模以及最终的成果上看，尔朱兆的复仇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宫崎先生的目光无疑是锐利而清晰的。但是，笔者并不完全认同宫崎先生的看法。首先需要讲清楚的是，笔者所读的宫崎市定《中国史》是中译本，因此可能存在翻译上的问题，或许宫崎先生本意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排除翻译上的问题，那么笔者认为宫崎先生的说法有些偏于极端。董卓的“后援团”也许的确不如尔朱荣强大，但不能说没有。董卓一死，其旧将李傕、郭汜等立刻用贾诩之谋，攻向长安，击退吕布，杀害王允，挟持献帝，把持了东汉朝政。从李傕、郭汜进兵的规模和取得最终的效果上看，都与尔朱兆非常相像。宫崎先生之言“历史上的先例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够派上用场的”诚然不假，但我们更应看到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自有其普遍规律，当皇权旁落，地方军阀和豪门大族就迎来了崛起的最佳时机，东汉末年如是，南北朝时期亦如是，因此尔朱兆进驻洛阳后发生的事情与李傕、郭汜乱政后发生的事情又是何其相似！尔朱兆的单兵作战能力极强，但是没有大将之风，《北史》评其曰：“兆勇于战斗，而无将领之能”，叔叔尔朱荣也评价他：“兆不过将三千骑，多则乱矣。”果不其然，昏庸无能与专权乱政交织在一起的尔朱兆激起了尔朱荣旧部高欢的不满。高欢拉拢六镇遗民，反攻尔朱兆，大破之，成为中原地区新的主人。尔朱兆兵败自缢身亡。关陇贵族集团正是在这样的乱局中产生的。
在万里秦川的关中地区，宇文泰武川镇军民趁机占据长安，成为一股新的势力。高欢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其为人：
性深密，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制驭军旅，法令严肃。听断明察，不可欺犯。
所以高欢的雄才大略能够为他带来极高的声望，但同时又令他亲自拥立的孝武帝非常恐慌。不久之后，孝武帝借机脱逃，投奔宇文泰。高欢只得另立孝静帝。北魏政权由此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宇文泰所掌控的部下，正是关陇贵族集团。在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后，宇文泰成为了西魏以及接续西魏的北周的实际掌权者，与高欢掌权的东魏及后来高洋建立的北齐分庭抗礼。关陇贵族集团分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武人，他们懂得带兵，懂得行军，这样的特质使得他们在那个经常需要用武力作为谈判筹码的时代如鱼得水。杨坚建立隋朝后，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他试图沿袭汉制，仍设三师和三公，不过这些位置只能说是“位高”，却不能说是“权重”，它们是不折不扣的虚职，空有名誉头衔而已，真正掌握权力的是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内史省，实际上在隋朝的中央官制中除了这三省之外还有其他的省，如秘书省等，但真正掌握行政实权的，还是要首推尚书、中书、内史三省，三省之中，又以尚书省为大，尚书省下设六部，分别是吏部、礼部、工部、都官（唐朝改为刑部）、兵部、度支（隋文帝开皇三年改称民部，唐初为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而改为户部），每部均设有长官，称某部尚书，前面提到的兵部尚书柳述，就是兵部的长官。隋朝的官制改革虽承袭旧制，改周代六官之名，但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完善，增加僚属，明确分工，提高行政效率，《隋书·百官志》记载：
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都水等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寺，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左右领、左右监门、左右领军等府，分司统职焉。
除此之外，隋文帝对地方上的建制也进行了调整。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央对地方如何管理，地方官员对百姓如何管理，地方官员如何对中央负责，几乎成为了令代代帝王非常头疼的问题。即便是在大一统的王朝，地方作乱仍然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西汉初年的七国之乱，东汉末年的群雄逐鹿等，这几场大变动的主角皆是各地的诸侯王，隋朝初年也有过尉迟迥、司马消难和王谦发动的所谓“三方叛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东晋以后，汉民族衣冠南渡，皇族的势力一步步受到打压和限制，为了生存，不断地拉拢地方豪强，我们在《世说新语》中经常可以见到的王敦、王导、谢安、谢玄等皆是。所以杨坚一继位，同样面临着如何治理地方的问题。他的第一步措施是分封，但这次分封并不是封地方豪强，而是分封宗室。我们前面在说杨广、杨俊、杨秀时皆提到过他们曾被杨坚分派到地方去任职，《隋书·高祖上》载：
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
行台是始于曹魏的地方行政机构，在地方独大，可以说是在地方上的“中央政府”，杨坚把自己的儿子皆封为行台尚书令，即行台长官，目的就是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以拱卫王室，力求达到一种“众星拱月”的效果。平陈之后，杨坚废除行台，另设大总管府，其根本性质与行台相似，都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而设的机构，《隋书》载：
天下唯置四大总管，并、扬、益三州，并亲王临统，唯荆州委于世康，时论以为美。
这是载于《隋书·韦世康传》中的一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大总管的位子仍然多是以亲王来坐，所以韦世康能坐上荆州大总管时人才能传为美谈。立行台也好，设大总管府也罢，这些行动皆是隋文帝杨坚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监控而采取的第一步措施，他的第二步措施并没有拖得太久，而是几乎与第一步措施并行而施。这第二步措施为“废郡”。
当时，有个叫杨尚希的人，任度支尚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户部尚书，负责管理百姓、户籍、人口，他发现历朝历代遗留下的地方建制问题非常严重，这些问题在隋朝的主要表现是州郡数量过多，地方官员数量过于庞大，造成一种冗官的现象，冗官所带来的必然就是冗费，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铺天盖地，百姓生活负担非常重，同时由于官僚系统太过复杂，所以行政效率非常低，于是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他给杨坚上了一篇表文，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篇表文被收录在了《隋书·杨尚希传》以及《北史·杨尚希传》中：
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税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
这篇表文的思路非常清晰。杨尚希希望通过此表，能向隋文帝杨坚反映南北朝遗留下来的官多民少，赋税沉重，人口、郡县配置不合理等诸多问题。笔者在此引复旦大学韩昇老师《隋文帝传》中的统计结果对此做一个说明，韩老师治学严谨，南朝北朝皆有统计，但由于隋朝是承北周而来，因此笔者在此先引北周一段：
北周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象二年（580），其旧境有州一百五十六，郡三百四十六，县七百三十九，足可惊人。实际上，此时的州甚至比以往的郡还小，而且，经常是几级机构挤在一地办公。
这种尾大不掉的地方官僚系统自然让隋朝政府像一个笨重的胖子一样运转不灵，做事一向雷厉风行的杨坚对此自然不敢轻慢。当然，杨尚希也不是单纯地只想反映问题，他还给杨坚提出了自己的办法：“存要去闲，并小为大”，不难理解，杨尚希认为需要保留主要州郡，之前南北朝为了拉拢地方豪强而多设的零碎州郡可以合并进来，以达到为地方运作系统“瘦身”的目的。但杨坚不这样想，他虽然非常赞赏杨尚希能够及时向他反映这个问题，但是他心目中的做法显然要比杨尚希更加彻底、极端。《隋书·杨尚希传》载：“帝览而嘉之，于是遂罢天下诸郡。”由这条史料我们可以知道，杨坚没有刻意去调整郡县、人口、官僚的比例，而是直接把郡这一级省掉了，这样一来地方上的建制就由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变成了州、县两级，地方上的行政体系就精简了许多。须知杨坚在地方上进行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许多州官郡官自然是首当其冲，这些在南北朝时期因皇权旁落而尝遍甜头的官僚对杨坚的这一举措非常不满。杨坚一方面坚持把这场改革推行下去，另一方面安抚这些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久而久之，慢慢消解了社会上的不利舆论。杨坚在地方建制上的种种强硬举措，体现了他个人长远的眼光和果敢的品质，有得必有舍，能够在新朝初立时不惜牺牲这么多人的利益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杨坚的胆魄可见一斑。虽然我们在前面分析杨坚去世前后的诸多事件时提到杨坚的种种表现都体现了他的目光短浅、急躁妄行，但须知他的这些行为是在自己弥留之际且杨广又做出调戏宣华夫人之事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而且总的来看，这仍然属于皇帝家事的范畴，在这样的情况下，环境对一个人产生的作用就不可忽视了。同时这意味着在政治体制的改良方面，我们不能盲目地把“目光短浅”搬运过来，至少在处理中央行政体系和地方行政体系这两方面，杨坚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夺目的大气与强势。
而一个帝国的统治者，应该有这样的政治手腕。
杨坚的眼光是长远的，但是看得太远往往能够让他考虑到的东西更多，考虑的东西适当多，可谓之“周全”，如果过多，那么“周全”就变成了“多疑”。多疑的性格往往能给一个人带来非常强烈的自危感以及对周边人、事的不信任感。心理学的研究讲，在这样的自危感和不信任感的压迫下，一个人会变得冷漠无情、暴戾狂躁。《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形象，“梦中杀人”一事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在正史上，隋文帝杨坚则是一个具有该种性格的非常典型的人物。这样的性格，最好的体现就是开皇年间由他下诏修订颁布的《开皇律》。杨坚非常重视法律，这一点和秦始皇非常相似。故此也有美国学者指出：“杨坚在探讨问题，采纳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他的所厌所恨等方面都接近于儒家中主张君治的荀子一派，实际上接近于法家本身。”（选自《剑桥中国隋唐史》）这个观点一语中的，说明杨坚和秦始皇嬴政的相似之处——重视法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讲韩非子“与李斯俱事荀卿”，可见荀子一派开法家之先河，荀子本人亦是法儒两道结合的代表。在这里笔者有必要指出，这个观点中所谓强调“君治”并不等同于封建君主****。荀子要强调的重点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子·天论》中讲：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人定胜天，这是荀子理念的一个基本框架，在这个大框架下，荀子进一步提出了性恶论和重法观。换句话说，荀子肯定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给社会发展带来质的变化的，而不是单纯的将祸福是非皆归功或归咎于天。进一步往下推，统治者要有什么作为才可以给社会发展带来变化呢？荀子自己给出了答案。《荀子·大略》开头第一句便是：
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
“隆礼”、“重法”，是荀子给统治者提出的基本要求。“隆礼”本就是儒家学派的基本主张，也是其理论框架的基础，学术界也一直将荀子划归为继孔孟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代表。“重法”则是荀子最为突出的一点主张。由于荀子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在面对一些变故或特殊情况时，应当有能力来及时应对，甚至可以防患未然。法律无疑是很好的一个办法，这又和荀子的“性恶论”相挂钩。我们不能把“性恶论”单纯地等同于“人性本恶”，荀子并不是一个反人性或者说******的哲学家，他更多地是以一种动态的观点来观察人性，试图去探查人性的本来面目和后来的发展状况。荀子首先探寻的是人性的特点，他得出的结论是：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
荀子的话讲得很明白，饿了要吃饭，冷了要取暖，累了要休息，趋利避害，这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正常的生理反应，在这样的前提下，《荀子·性恶》提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也就是说，人如果放纵自己的本能和性情，任其自由发展，那么很有可能演变得贪得无厌、心口不一、骄奢淫逸，所以荀子认为应该：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这就是所谓的“隆礼”和“重法”。我们简单了解荀子的思想之后，应该会发现他的思想体系是一个非常严密且环环相扣的系统。那么荀子的思想具体带给杨坚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一方面，杨坚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行动派，隋朝初立，无论是中央建制还是地方行政都还留着南北朝战乱留下的隐隐作痛的刀疤，杨坚没有坐以待毙，重复着南北朝一个个小政权攻伐-被吞并-再攻伐-再被吞并的老路，而是迅速采取措施，想办法改变政治环境，这是杨坚非常明智的地方，而第二方面则是敢于运动强有力的政治手腕，采取强制性的法律措施，这就是于开皇初年颁布的法典——《开皇律》。与这部流传千秋的法典有关的故事以及应该该如何评判《开皇律》，我们留到下一章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