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着一把剪刀在修剪一个花束，快递小哥站在我旁边悠闲的玩着手机等着我的成品。片刻，花束成了，小哥乐呵呵地走了。我放眼望去，满是新鲜的花，深呼吸一下，满心都是芳香，耳边里幽幽地飘荡着一首慵懒版的《花房姑娘》，那音乐来自于一部破旧的唱片机。
从澳洲回北京后，约着艾拉吃了一顿日料，又和方达民简单的喝了一顿咖啡，但并没有说些我不想谈论的事情。我喜欢呆在北京就是因为自由、无拘无束、不计过往也不惧未来。我明白耿赫的忧心忡忡，但无能为力，甚至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办法说出口。
是的，我在北京除了混日子、混酒吧、混生计，还在一个花房混生活。
花房的主人是60多岁的宁阿姨，退休之前她是研究高分子材料专业的属于物理范畴，但接手了花房之后她变成了一个文艺范的老太太。退休后她原本打算去美国与儿子团聚，但儿子却在一次枪机事件中丧生，他彻底成了中国特有的失孤老人。他有一个侄子帮助她盘下这个花房，她知道是侄子给了她一个活下去的动力。而我来这儿是曹奶奶介绍的，因为她一度认为我无所事事。我本来要拒绝，但那段日子也的确无事可做就答应了，结果在踏进花房的那一刻，我的心也慢慢地绽放。
宁阿姨属于那种亲和力很好的老人家，慈眉善目，眉眼总是笑的，你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个受了那么多重创的人。她说：“人这一辈子要受得苦太多，能笑的时候就多笑笑，能看到花开的时候就多看看，能闻到花香的时候就多闻闻，能坚持做事情就多坚持一下。”所以，她坚持在花房里认真而细致的劳作，而我也慢慢地爱上了这里。
所以，我不出去混日子的时候一定是在花房里。我松土、栽种、施肥、插花，专注而安静的做一件事。
我专注地插好一束名为“暖心”的康乃馨，站起来伸个懒腰，笑着拍拍手，一转身看见杜郁正站在门口对我微笑。经过花房过滤过的光线柔软地包围着他，让他显得那么明亮，那么的赏心悦目，我拍拍自己的脸，笑着说：“哎呀，我们帅帅的小杜先生来了。“而他慢慢走过来，眼神里带着一点闪烁，然后说了一句：“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我抖了个激灵，有些尴尬，因为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句话，甚至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我必须承认我有点高兴，原来我也不能免俗的喜欢别人说自己好看，更何况是第一次听。但我马上镇定了，因为我从不会让自己沦陷在这种动听而又动心的话里，为的是自保。
我问他怎么过来了，他说是他奶奶让他来的，我笑了，我怀疑曹奶奶把花房当成了治疗某种疾病的特殊场所，甚至怀疑曹奶奶才是花房的真正主人。晚饭是宁阿姨准备的，因为杜郁过来，宁阿姨还特意做了一份牛排，这对于吃素的他而言是件很意外的事情，看得出她看杜郁的眼神大概就好似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宁阿姨默默地把牛排切成小块，分给她和我，我恍惚觉着我们好似一家人，一个暖心的妈妈，一个帅气的儿子和一个乖巧的女儿。我低头喝下一口粥，觉得心口很暖，眼睛却酸了。
杜郁和我一路步行到公车站，又转地铁，然后他送我步行回家，俩个人一路话不多，但好像认识了很久的人。我心里其实有点郁闷，对于不是家人的人我反倒很容易被触动心底的那点柔软，而对家人反到坚硬的如石头一般。
快走到家的时候，杜郁突然拉住了我：“我以后想陪着奶奶和你一起生活，这样我们就都不会孤单了。“我看着杜郁，心里很吓了一跳，我脱口而出：“你什么意思啊？”杜郁笑笑：“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我们好像一家人，不对，就是一家人。”我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好孩子，如果你觉得我们是一家人，你就和你奶奶说说免了我的房租呗。”杜郁不自觉地啊了一声，我笑了。我以为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孩子是不会在乎家庭存在的意义，毕竟他们更注重独立，但杜郁说他骨子里是个中国人。我笑问他不知道国内有地沟油、有毒奶粉、有雾霾吗？他愣了一下说：“国内还有奶奶，还有你这种姑娘。”我看着杜郁眉眼所带的笑意心里咯噔了一下。当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家，对我太陌生了。我并不是一个心如止水的人，儿时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安安静静的吃顿饭，不要吃着吃着就鸡飞狗跳，但那也是一种奢望；长大一点希望能看到爸爸、妈妈的笑脸，但基本很难，岑大胜的脸成年累月都是缩在一起的，而我妈的脸一向是麻木的；岑大胜死的时候，我很怕，我很想钻进妈妈的怀里大哭，可是只有岑波抱着我，而他也是浑身冰冷；岑大胜没了，我妈改嫁了，我就再也没有把任何一个地方称之为家。
我离开了我妈，离开了那个我避之不谈的故乡，也离开了我所谓的家，我在北京大口的呼吸着，我为我终于自由了而泪流满面，但我内心深处渴望的是什么，连我自己都已经不清楚了。隔天，我还没睡醒的时候接到了岑波的电话，我奶奶病危了！原来，在花房的日子真的是我仅存的一点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