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德彝虽然摇身一变成为大唐朝臣，但仍然恶习难改，“资险佞内挟，数刺人主意，阴导而阳合之”，热衷于狡兔三窟的投机钻营。
唐初，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各植党羽，二虎相争，高祖李渊则态度暧昧，摇摆不定。封德葬看出这父子、兄弟三人最终将成水火之势，便采取首鼠两端、阳奉阴违的卑鄙手段，一面向李渊父子三人分别表示效忠和亲附，一面在三人之间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最初，他曾向李世民“效进忠款”，很快就骗取了李世民的信任。但他又看到李世民亲党太多，担心自己将来不受重用，于是暗中向李建成大送秋波，并在李渊面前竭力维护李建成。
“玄武门之变”爆发前的紧要关头，封德彝依然不肯放弃投机立场，居然一面力劝李世民抢先下手争取主动，一面则在李渊面前大肆攻击李世民“不服居太子之下”，鼓动李渊早下决心，除去李世民；同时又对李建成说：“夫为四海者，不顾其亲。汉高乞羹，此之谓也。”挑动他及早动手。
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和基本的政治立场、没有真情实感、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而大行朝三暮四之计，这是一切政治投机家的共同特征，但像封德彝这样胆大妄为的无耻之人，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冒险投机，正在于其自恃“所为秘隐，时人莫知”。
李世民夺取帝位之后，把封德彝当作功臣行赏，提拔他为尚书右仆射。封病死，李世民还“深悼之”，为他废朝三日，直至贞观十七年时才被迫劾其罪。以李世民之英明，尚且蒙受封德彝的欺蔽，“彼中材之主，求不惑于佞，难哉”。
民国时期的山西军阀阎锡山，也是一个善于隐蔽立场、有思想、有政治头脑的军阀。阎锡山主要是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又结合当时一些流行的思潮，提出所谓“中的哲学”。
1912年3月，袁世凯刚刚当上大总统，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为讨好袁世凯，阎便任命袁的门生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又让与袁世凯有亲戚关系的陈钰任民政长。这时，袁世凯对阎锡山还是不放心，打算把阎锡山调任黑龙江省都督。阎锡山得知消息后，连忙派人进京，重金贿赂袁的亲信梁士诒，向袁转达他对袁的忠诚恭顺之意，总算打消了袁世凯将他调任的念头。
1913年3月，袁世凯主谋刺杀了宋教仁，“二次革命”爆发。开始，阎锡山既不敢得罪袁世凯，又不愿脱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关系，于是便双方都不得罪。他先是主张以所谓法律手段解决“宋案”，又与黎元洪联系，请黎出面调停南北纷争。在南北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他还发电报给袁世凯，把袁世凯吹捧成英雄。等到战事爆发，阎锡山看到国民党败局已定，便立刻抛开了中立的面目，站在了袁世凯一边。不过，他在依附袁世凯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整顿军队，积蓄力量。
为了取得袁世凯的信任，阎锡山有时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为了向袁世凯表示自己绝无二心，让自己的父亲和继母到北京居住，名义上说是让父母开开眼界，实际上是作为人质放在袁世凯眼皮底下。
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据守晋西南，无心对日作战。但大敌当前，只要他不真的投向日本人，共产党不会来进攻他，蒋介石也要笼络他。因为，如果把他逼向日本，对谁都不利。阎锡山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敢与日本人勾勾搭搭。在这桩交易中，阎锡山达到了缓和矛盾、稳定局势、保存实力的目的。这期间，他与蒋介石钩心斗角；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又发动“十二月事变”；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他鼓吹“守土抗战”，也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暗中勾结，向日本人要人、要枪、要装备，就是不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对各方采取什么态度，则完全取决于他生存及利益的需要。阎锡山确实是一位“平衡大师”，竟然在“三颗鸡蛋”上一直跳到了抗战胜利。
首鼠两端，模棱两可
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面前，不作明确表态。此亦是之，彼亦是之。不即不离，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之至，实则圆滑至极。此种手段，既是庸官俗吏不可离身的“护身法宝”，又是野心家们常用的投机手段。
当争斗双方势均力敌、争斗前景尚不明朗之际，介于双方之间的第三者常常从明哲保身的意图出发，采用“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手段，力图避免过早陷入是非纷争，以便保留充分的选择余地。汉武帝时期，丞相田蚣因私怨构陷失势的将军灌夫。灌夫之友魏其侯极力为之营救。在当众廷辩时，魏其侯“盛推灌夫之善”，田蚣则“盛毁灌夫所为横态，罪逆不道”。汉武帝询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极尽“首鼠两端”之能事，做出了一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首先重复了魏其侯的发言，然后表态说：“魏其言是也”；接着他又重复了丞相田蚣的发言，再次表态说：“丞相言亦是”；最后他又把“皮球”踢回给汉武帝：两人言俱是，“唯明主裁之”。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韩安国之类的圆滑官僚比比皆是。
他们从容身保位的私利出发，对于政治风向极为敏感，在没有确定胜负前景之前，绝不肯将“赌注”轻易押向任何一方。
“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往往与政治投机行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争斗前景趋于明朗、争斗双方的实力对比产生明显差距之后，那些貌似公允者们便会改变不偏不倚的立场，极力挤人胜利者或强盛者的一方，政治“天平”也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倾斜。例如那位“魏其言是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的韩安国，在丞相田蚣占据上风之后，立即改变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不仅不再坚持原来的立场，而且积极为田蚣出谋划策、主动参与了陷害魏其侯和灌夫的活动。在实际政治斗争中，“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往往表现为政治投机行为之前的准备与过渡阶段。经过窥测风向、掂量轻重、观察事态之后，态度暧昧的过渡阶段便会过去，终将做出立场明确的政治抉择。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春闱大试刚刚落下帷幕，参加会试的四方学子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发榜后，名列榜首的是宜兴才子周延懦。按照科举规定，接下来便是殿试，这位周延儒又独占鳌头，由皇上钦定为头名状元。当周延侨披红挂彩、身醣高头大马游历京城、招摇过市之时，人们方亲眼看见这位状元郎的风采，竟是位二十来岁的少年书生。
周延儒少年得志，机敏过人，他本人也自视甚高，一心想在官场中混出个名堂来。他的仕途也还一帆风顺，一直官运亨通。天启年间，周延儒被派往南京掌管翰林院，他为人机巧，善辨风色，在处理与东林党和阉党的关系时，他左右逢源，两面不得罪，虽与东林党人时有往来，却从未受到阉党的排挤，因而乌纱帽一直稳戴头顶；就是后来的东林党祸和阉党逆案，他也都圆滑地逃过了。
熹宗在位只有七年，便短命而死。崇祯皇帝登极后，坚决査处党私之徒，整顿朝纲，在惩治魏忠贤逆党之时，唯恐网疏有漏，凡是与魏忠贤集团有过一两次交往的人，一概连坐罢黜，一下子牵连进去百十余人。由于阉党一案惩罚的官员过多，造成朝官严重缺员，于是，崇祯将南京的一大批官员调回京都，各派其职。就在此时，周延儒也被召进京，升任礼部右侍郎。地位改变了，官职提高了，使他有机会能够接触皇上，他便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察言观色、伺机而动，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其夺取朝中大权的野心做准备。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的冬季，锦州边防军发生哗变。抚臣袁崇焕闻讯调査后得知，因军官们层层克扣粮饷，士兵们忍无可忍才采取这种过激行动，以引起朝廷的重视。袁崇焕在奏章中详细汇报了事件的起因、性质和危害性，建议朝廷从速补发粮饷，以解燃眉之需。
边地军心不稳，自然事关重大，崇祯皇帝紧急召集朝中大臣，在文华殿论证此事，商议办法。大臣们一致赞同袁崇焕的建议，请求皇上速发内帑，以解救边地之急。听了大臣们的意见，崇祯脸色阴沉，只是一言不发。崇祯虽然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致力于振兴朱明王朝、一心做个贤明君主。但是，他生于王朝的末世，已从小在钩心斗角的皇宫内长大，目睹了一出出夺权争宠的丑剧，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从而养成他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加之他初登帝位，年纪轻、阅历浅，不善识人，所以处理朝政时往往失于明察，但他却偏要自作圣明。此时此刻，崇祯对锦州边防兵闹事的成因仍然疑窦丛生。
周延儒最是老谋深算，他非常了解崇祯的脾气，他见崇祯对大臣们的意见不表态，早已揣摸透了皇上的心思。于是，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朝班，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阴阳怪气地说：“朝廷设立边防，旨在防御敌兵。不想，如今敌兵未犯，边防先乱。宁远哗变，连忙发饷，锦州哗变，又急忙给饷，倘若各处边关都来效仿，该当如何是好呢？”崇祯一听周延儒说出了自己所想，大为高兴，便问他有何上策，周延儒只回答道：“此事有关边防安危，粮饷不得不发。只是，须得谋求一经久之策。”细想周延儒的话中意思，也不过是赞同发饷以息兵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不同的是，他提出了一个“经久之策”的说法，就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那个没有一点实际内容的说法，不过是他哗众取宠的借口，就这样，周延儒骗取了崇祯的好感，在皇上心里留下了一个急公负责、站得高看得远，能处置事情的好印象。崇祯当场褒奖了周延儒，而责怪了众朝臣。
过了几天，崇祯又把周延儒召到宫中单独密谈，商量给饷一事，现在他非常信任这位深谋远虑、见识出众的周延儒。周延儒再一次替皇上分析说：“军饷首先是粮食，而山海关并不缺粮，那么军兵哗变，是为缺银，其中必有原因。恐怕是下属军官从中作梗、煽动闹事，以此要挟袁崇焕，迫袁崇焕向朝廷要银。”崇祯听后，大为赏识，感到周延儒分析情况真是入木三分。周延儒又一次受到皇上的青睐。
其实，此事与袁崇焕毫无关系，戍兵哗变，是由辽东巡抚毕自措置失当酿造的，三个月后，袁崇焕才到达山海关，着手处理了善后事务。他以抚为先，罢斥了几个有责任的将领，斩处了十几个破坏性最大的肇事者，毕自引罪自杀。由此看来，周延儒的分析完全是自作聪明，毫无根据。
时隔不久会推阁臣，周延儒与温体仁早已觊觎入阁，但由于资历较浅，未被推荐，二人心中十分不满，便相互勾结，结成政治联盟，先由温体仁发难在先，继之以周延儒从中协助，旧案重翻，借题发挥，矛头所指，集中攻击钱谦益，使崇祯疑心此次会推掺有结党营私之嫌，从而否定了全部会推名单，并罢黜了钱谦益。通过此次事件，周延儒又进一步取得了崇祯帝的好感，不到一年，周延儒被“破格”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准许参与机务，从此挤入了最高决策层。
但是，野心勃勃的周延儒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达到独揽大权，夺取首辅地位的目的，他又施展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竟然可以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勾结温体仁、利用皇太极的反间计杀害了大将袁崇焕，其真正目的在于除掉权势居于自己之上的钱龙锡、成基命等人，以便夺取内阁首辅的荣耀权位。
果然，袁崇焕一案了结后，周延儒的异己力量也被消灭，不久，他被加官晋爵，当上了太子太保，阁阶由东阁改为文渊，最后到武英殿大学士，真可谓一路顺风、青云直上，崇祯朝廷的大权，尽在周延儒手中。
周延儒一朝大权在握，便迫不及待地引用私人，安插亲信，他所荐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人都属私亲之流。他还让自己的哥哥周素儒冒籍锦衣卫，并授以千户之职，周延儒还荒唐地把家人周文郁委任为副总兵，这简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周延儒在政治上玩弄权术，在生活上腐化堕落，他又奸又贪，是个酒色之徒；秽行丑闻，几乎人所共知。周延儒五毒俱全，臭名昭著。连同他的子弟们也近墨者黑，在家乡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万人指背。
周延儒当上内阁首辅后，只顾沉湎于权力所带来的快乐，而忘乎所以，自以为老谋深算、位高宠固，不成想被他亲手提拔的温体仁一脚踢翻，贯于玩弄权术，耍弄阴谋的周延儒栽倒在另一个更为奸诈阴险的厚黑人士温体仁手中，在这出黑吃黑的丑剧中，周延儒灰溜溜地退场了，从而中断了他不可一世的政治生涯。
几年后，随着温体仁的垮台，周延儒又靠着阴谋手段东山再起，官复原职，再度把持朝纲。遂使朝政一误再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就在周延儒机关算尽之时，崇祯帝终于发现了这个误国奸臣的真实面目，于是将他逮捕入狱，最后降旨赐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