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敦煌--阿尔寨石窟
反映或见证西夏艺术的石窟在我国并不少见，而具有较大规模且坐落于草原上的仅阿尔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均以汉地佛教（显宗）为主，而阿尔寨石窟是唯一以藏佛教（密宗）为主；敦煌莫高窟等均是表现佛经故事，惟有阿尔寨石窟既表现佛经故事，又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杰出人物。
2003年11月，沿着西夏当年曾有效统治过的韦州、盐州，我往北行进，抵达内蒙古自治区的鄂托克前旗。旗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宏介绍说，李继迁在地斤泽举事之初，党项人的活动区域就在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在如今的鄂托克前旗境内保护比较完整的11座古城中就有9座是党项人的古城，在这些古城遗址中发现的瓷器、瓦当及生活用品都是党项人在这里的生活遗留。
第二天，我深入旗内的城川苏木的城川嘎查（苏木是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乡镇一级的行政政权称呼，嘎查是村一级组织的称呼）以北的一个党项人生活遗址进行考察。城川，原名“包日巴拉嘎苏”，因宥州古城就坐落在平川上而得名。宥州古城遗址南北长750米，东西宽500米，经过千年的风雨剥蚀，如今夯土修筑的城墙最高处仍有好几米，东、南、西三面均有城门，有瓮城；北面没有瓮城，可以判定西夏时期来自北面的敌情比较少。城墙上有角楼、马面（凸面）等防御设施，这种建筑风格和海原县西安州西夏古城的建筑风格几乎完全一样。如今，城内大半被辟为耕地。据考证，这里就是唐代元和十年（820）后的宥州城。在旗内二道川乡以西8公里处有大池古城遗址，现在已经看不出城垣的真面目了。这个古城东西长315米，南北长289米，规模不大，能看得出它的防御设施很简单，其地表以素面灰陶为主。这里是宥州一个重要的军事卫星城。
在旗政府所在地敖勒召旗嘎查（蒙古语意为“获物者”）的包日巴拉嘎苏，有一个南北长410米的古城遗址，最高处有4米，地表散布着不少陶器。在布拉格苏木、帽盖图苏木、玛拉迪苏木、查干陶勒盖苏木、吉拉苏木，以及芒哈图乡等地，都有西夏建筑遗址。西夏为什么对这里这么重视呢？从地理形势来看，最主要的是这里有取盐之便。这里和西夏主产盐区盐池县相邻。鄂托克前旗的盐产主要分布在二道川乡的北大池一带，可采用的面积达10平方公里，有250万吨的储量，品位在90%左右。
鄂托克旗文管所所长巴图吉日嘎拉是一位对阿尔寨石窟有相当研究的蒙古族学者。到巴图吉日嘎拉的家时，发现他正邀请乌审旗的一位画师在临摹阿尔寨石窟壁画。在他指引下，我得以走进“草原上神秘的敦煌”--阿尔寨石窟。据他介绍，在离阿尔寨石窟西北40公里处还有一座叫陶苏土的西夏古城。另外在鄂托克旗东边的乌审旗也曾经发现过西夏瓷器。
阿尔寨石窟位于以盛产白羊绒而享誉世界的阿尔巴苏木境内。从乌兰镇向西北方向驱车100多公里，在棋盘井镇再向西北方向行驶，会发现兀然屹立在一望无际的高原上有一座高约80米、宽约300米、状似平台的红砂岩小山，这就是苏默图阿尔寨山，沿山体周围凿有众多石窟。阿尔寨石窟是集寺庙、石窟、岩刻为一体的佛教建筑群，创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600多年。
阿尔寨石窟是密宗各大派别的集中地，石窟中有苯教、藏传佛教、黑教、白教、花教、红教、黄教等各类壁画内容。这里也是目前发现的内蒙古草原上最东的一处与西夏有关的壁画艺术集群。近1000余幅留存的壁画是石窟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28号窟中13幅较完整的男女双修图和元代礼佛图、31号窟内的西夏时期释迦牟尼像及供养菩萨像等，都堪称存世精品。党项人在建国之前，河套的前套一带就已是他们的封地，他们在这里留下了活动的足迹，鄂托克前旗有多处他们的古城遗址。
今天，当地老百姓称呼这里为“百眼井”而非阿尔寨，这是为什么呢？据说，当年成吉思汗征伐西夏时曾在此逗留，西夏灭亡之后，阿尔寨石窟成为蒙古人祝佛之地，又为祭祝成吉思汗之所。因此，他们在山顶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寺庙。
其后又新开凿了不少石窟，所绘壁画内容突出了成吉思汗等在阿尔寨地区的活动。
据《蒙古秘史》记载，1226年秋，65岁的成吉思汗“去征唐兀（西夏），以夫人也遂从行”。秋冬之际，成吉思汗率大军南下渡过黄河，在鄂托克旗与西夏军队隔黄河对峙。后来在阿尔巴斯山围猎野马时坐骑受惊，成吉思汗不幸坠马受伤，在阿尔寨石窟养伤。巴图吉日嘎拉介绍说，东南侧的10号石窟即为成吉思汗养伤时的住所。该石窟洞口竖有代表成吉思汗威猛神勇的苏勒德神矛，门西侧壁上则有一座西夏风格的佛塔浮雕。
南寺，离兴庆府最近的藏传佛寺
强大的西夏军队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翻越了贺兰山，使西夏所尊奉的藏传黄教在阿拉善地区有了一个扩大影响的基础。后来六世达赖喇嘛选择在这里建寺弘法。如今，这里进行了扩建，恢复了昔日华盛，吸引大批信徒与游客。2004年4月，我走进了建在贺兰山主峰巴音松布尔西北侧群山环抱中的南寺。
从银川出发，沿着银巴公路往西，再往北折向贺兰山主峰巴音松布尔西北侧，能看见一处周围树木苍翠的所在，南边有一条小溪，涓涓流水终年不断。山间散落着许多具有明显藏传黄教风格的建筑，这里就是阿拉善第一大寺南寺的所在地。我和自由摄影师葛世卿等一行人于春末清寒中踏进了山门。山门上标称的名字是“广宗寺”，藏文称作“噶旦丹吉林”，意为“兜率广宗洲”。寺里的喇嘛告诉我，这里原有寺院28座，其中8座拥有清帝或民国大总统授予的寺名匾额，因此也有“八大寺”之说。该寺住持贾拉森则称，说是“八大寺”，其实分成南寺、北寺（福因寺）、延福寺等三大系统（各属寺在藏语称“关拉格”，意为“剩余寺”），真正的大寺只有3座，其中以南寺为最。
南寺建造年代之早、寺院建筑规模之大、僧侣人数之众、在蒙区和藏区佛教界的影响之大、信教群众的向往和虔诚之深、所供奉的神灵名气之大、学经制度之完善、法事法会习俗之隆重，在阿拉善是首屈一指的。
南寺在史料中的记载可以推算到据今300多年前，也有人指出当初党项人就曾在这里建过佛寺。南寺在藏传佛教中的盛名主要是由于其中供奉着六世达赖喇嘛的灵塔。
黑水城，不曾被流沙淹没的“伟大之塔”
黑水城是一把打开神秘西夏王朝大门的钥匙，经过8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性挖掘后，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此地是历史上西夏曾经的“北都”，党项语叫“亦集乃”。蒙古军队攻占这个军事重镇后，沿用了党项人的叫法，这种叫法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又演绎成现在的“额济纳”。
19世纪末，波塔宁从中国旅行回到俄罗斯，在一本传记里记载了黑水城，并夸大了黑水城的宝藏。黑水在西方人的眼里成了财富的代名词。波塔宁的描述给这个西夏古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新奇、探寻、征服、获取等混杂心态下，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最早向黑水进军。他们组织了一个“文化远征军”，委托科兹洛夫带领人员深入这个“神秘王国的见证之物”。由于波塔宁没有描述黑水的具体位置，这次“文化远征军”的目的地被锁定在了今蒙古和中国交界地带。1908年3月，他们从肃州出发，漫天的大雪使他们迷路，他们的脚步开始向沙漠中延伸，直至一座在沙漠里显得异常高大突兀的古塔扑进了他们的视线，那是典型的中国西夏时期的古塔。科兹洛夫一行人终于到了梦幻般的黑水城：“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
发现这座西夏古塔成就了科兹洛夫在西方探险史和国际西夏学上的地位。第一次步入黑水城，他在“城”内的街区、寺庙遗址上很容易地就挖出了10多箱包括绢质佛画、钱币、妇女用品等各种文物。经过13天的挖掘，他们断定这个古城不是中国中原王朝的建筑，因为其中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连当地向导也无法辨认。科兹洛夫带着随从离开这里时并不认为自己找到波塔宁笔下的藏宝之地，于是他们将从黑水城带出来的书册、信函、钱币、装饰品、家具、佛画像等打包后寄回了俄国，然后准备取道青海去四川，继续寻找波塔宁笔下的藏宝之地。
两个月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收到了科兹洛夫从酒泉寄出的那批文物。在场的人都被那些他们从没见过的精美装饰品、古怪文字书写的经卷、线条优美的佛画像吸引了。于是发出信息，要科兹洛夫一行返回发现这些文物的地方，继续挖掘。接到命令时已经是6月，科兹洛夫一行正行进在青藏高原的东缘，沿着青海准备进入四川。他仅用了9天时间就重返黑水城，开始更大规模的挖掘。这次，天气热了，雇佣的民工多了，自己带的给养也充分了，他把眼光开始瞄向城外那座古塔。尘封700多年的古塔被打开了，科兹洛夫面对的是一座“无法用金银财宝去衡量的历史博物馆”。他这次挖掘的方式更加野蛮，挖掘的范围更加广泛，黑城周围70%～80%的塔被彻底毁了，总共发现了各类文书24000多册及佛画500多幅。用科兹洛夫的话说，他们带走的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这些文物沿着古丝绸之路走了15个月，直到1909年秋才运抵圣彼得堡俄国地理学会所在地。
1929年，科兹洛夫第三次来到黑城。他雇用当地牧民挖掘了两个月，挖到一定深度，便解雇牧民，再由他带的队员挖掘。他们在一座藏式佛塔里发现了刻本、抄本等2000种以上书籍，并发现300张佛画和大量木制青铜镀金的小佛像，另外还在一座公主墓中发现了丝绸、麻布等材质的佛教绘画25幅。
科兹洛夫再次把这些文物搬运到了俄国。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在成堆杂乱的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那本西夏文与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至此，俄罗斯的学者们才明白科兹洛夫用骆驼驮来的是一个“有着190多年历史却突然消失了的中国西夏王朝”。不久，科兹洛夫在夏宫，用幻灯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展示了他在黑水城的伟大发现，而后又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首次向世人展出。这次展览被称为“20世纪中国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之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
科兹洛夫的所获引起了国际关注，其他一些国家的探险家开始前往黑水。1911年，英国人斯坦因率第三次中亚探险队前往黑水城，掘走了西夏文、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等众多文献。斯坦因所办的西夏文物展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其中有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西夏文物呈现出的博大精美，使华尔纳不久之后也踏上了去中国的路。他从斯坦因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中了解了黑城。他选择在1923年冬动身，在当时中国最高当局签发的通行令保护下，坐着木轮马车，插着具有保护伞性质的星条旗，在河西走廊坑坎不平的泥泞土道上，开始了又一次的文化探险和掠夺。一些贫穷的当地人对文化漠视甚至无知，再次成了盗掘文物的帮凶。在准备了足够的食品和水后，他们牵着骆驼进入了戈壁荒漠，在凛冽的漠风中抵达黑水。整整10天疯狂的挖掘没什么太大收获，华尔纳在失望中嚎叫着，痛骂科兹洛夫和斯坦因是两头“野猪”而把这里啃得一干二净。即便这样，华尔纳还是挖到了几件壁画残片、陶罐、钱币等小东西。之后，日本人也参与对黑水城文物的掠夺。
1926年9月，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北京大学徐炳昶教授共同担任团长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黑城考察。他们在这里进行测量、绘画、拍照、制图等工作。热衷于追录前人未发现的空白点的斯文·赫定本打算再由他单独进行西北考察，但遭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坚决抵制。起先协议规定考察团的一切发现不准带出中国国门。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在黑水城附近的老高苏木古庙发现了西夏文字典《音同》的一些残片，《音同》是全面研究西夏音韵学的珍贵资料。
黑水城所在黑山威福军司，是西夏王朝12个“军分区”最北的一个，用来抵御漠北地区的匈奴。1224年，蒙古人进攻黑水；1226年，成吉思汗率兵用蒙古人的方式毁灭性地进军，黑水城的军民抵抗了3个月，有10万将士战死，城市沦陷后没有一人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