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我的心情大好。
妹妹来信了，她初中已经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她也准备外出打工。我觉得她还不到十六岁，外出打工让人不放心。便给姑姑写了封信，让妹妹在家帮忙干几年活，等过几年大些再出去。但姑姑回信说，妹妹已经到深圳去了，和村里人一起去的。去了就去了吧，着急也没用，经过这几年的磨练，我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不再象两年前那样情绪化了，也不再象个书生那样爱对周围的人或事评头论足了。如果再碰到周扒皮克扣工资的事，我想，我不会出头的，那么多人的事，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出头？到头来得好处的是大家，可能吃的亏全是我一个人扛着。我不会再做这样的傻事了。监狱里还是经常发生打架斗殴的事，有时还是群架，但我很少出头，除牵涉到和我关系要好的几个人外。我知道，只要我一出手，就容易牵扯进各种是非中去，更容易暗中树敌，无异于给自己日后的各条通道砌上一道墙。我知道，现在我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做本分事，少惹是非，早日减刑，多减刑，最后早日回家。
这一年，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学潮，后来定性为****。****平定后，西方国家制裁我国，制裁的后果让我作为犯人也深切感受到了。本来我们监狱的砖瓦生产销售行情比哪一年都好，没想到到了年中，不光前来开票购买的人越来越少了，就连已经开了票，前来提货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到了下半年，更是一连几天看不到一个客户。监狱一年的红货产量七八千万，一旦货发不出去，存放都成了问题。很快，货场全满了，所有的草地也堆满了，就连几条路边都堆满了。再往后，煤和油购不进来了，成品大量积压，资金链断裂，接下来，是干部的工资不能按时发，犯人的生活费也难以保障了。
过去，我只在书上读过资本主义国家制裁别人的事，没想到经济制裁的威力会这么大，就连一个原本红红火火，与外贸毫不相干的监狱企业，也会在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内被拖累成这半死不活的样子。
这些原本与我们坐牢的无关，但很快就有关系了。监狱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砖瓦销售不出去，现金回收不回来，为了生存，监狱紧急动员，号召所有人，包括干部、职工和犯人，都搞销售。犯人销售业绩，可以算作所在单位干部的业绩，也可以算作犯人个人的贡献，有了贡献，监狱今后将会论功行赏。为了解决犯人被关在监狱，不能外出，不便销售的问题，监狱还规定，只要能确保销售，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给假让犯人外出。干部职工人人都搞销售已经很稀奇了，犯人也搞销售，不知古今中外有没有这样的先例。起初，我还没意识到这政策与我们每一个普通犯人的关系，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切身感受到变化之快，幅度之大了，就象十月里，一个夜晚的北风，就能把人带进冬天一样。
干部在会上一动员，立即有人行动起来。多半是过去不受待见，和我们一起在院子里蹲着吃饭的人主动要求销砖。因为向来不是干部关照的对象，这些人外出销售，当然得干部跟着出去，这话在监狱里，叫作押解外出。一般情况下，一个犯人外出销售，得两名干部跟着出去，时间或者三天，或者更长。总之，只要他能把一扎扎现金给拿回来，时间再长点也没关系。
第一个犯人外出的日子，所有人都在观望。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本事把砖给销出去，监狱有专门的销售队伍，人家销不出去，你一个犯人外出几天就能销出去？另外是关心他如果真的销出去后，监狱能给他什么奖励。没几天时间，答案就出来了。那家伙志得意满的回来了，不光穿着一身新衣服，吃得满嘴油印子，两名带领的干部也对他客气得不得了，说话都带着笑容。背地里，他和他要好的犯人绘声绘色的说了遍如何把带他出去的干部伺候舒服的事，也不知是真是假，但听起来让人多少有些目瞪口呆。这话象一股暗流，很快就传到了中队的每个人耳朵里，大家更不敢小看他。更重要的是，中队干部的任务完成了，他们拿了两个月工资，所有干部都对他笑眯眯的了。最直接的变化是再次开饭时，他不光不在院子里吃，也不在其他小房间里吃，他直接到干部小食堂里吃去了。说是帮着干部食堂做事，本来干部食堂有一个家伙，再加上他这么个甩手的，现在成两个人了。有时，干部不多的时候，他干脆和干部坐在一起吃。啧啧，这变化，让我想起了原来读过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了。我也没什么，关键是猪三的脸上撂不住，他一直以为在中队这片天里，队长指导员是老大，他就是事实上的老二，现在他成糙米了。看着那家伙大大咧咧的在干部办公室和食堂里进进出出，猪三除闷头抽烟外，就是动不动骂身边的人。他不光恨自己没有能耐销砖，也恨他的几个喽啰没能耐。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事与自己的关系，但我知道，中队要重新洗牌了，因为干部用人的标准正在发生变化，如果猪三他们不赶紧出去销售，他们的位子马上就会失去。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些日子，但凡外面有一点能利用的关系的犯人，都通过各种办法与外面联系，要求人家帮着销售。中队也陆陆续续出去了几个，他们或多或少销售了一些，他们个人的待遇也得到了各种改变。问题是干部食堂不可能容纳这么多人，而中队其他的小房间也有限，这些人要都进小房间，就必须有人从里面出来。干部当然不会直接让谁进谁出了，因为按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在院子里吃饭，这用监狱的话说，叫集中就餐，禁止伙吃伙喝，《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上说得清清楚楚。那些原先占领了小房间的人，要么是利用干部的信任，要么是找了某种借口，但现在要他们出来，恐怕不太容易。
他们得到的第二个照顾是，直接从苦累的工种上调出来，去做些轻松的活。过去这种活都是老弱病残和极少数受到照顾的人的专用岗位。现在他们的加入，使这支队伍迅速变得庞大起来。干部不得不把原来在这些岗位上的，那些身体相对较好一点的犯人调到种体力劳动岗位上，并公开说是照顾对中队做了贡献的人，你有意见，你也给中队做贡献去吧。要不了多长时间，又有新人加入，于是干部就找各种理由，要么把一个劳动岗位分成两个或三个，要么新设一些劳动岗位，让这些做贡献的人接受照顾。
那些通过销售得宠的人，应该说是中队的新贵；而那些已经占领特权地位的猪三们，是传统势力。起初，因为新贵不多，陆续有生活摊点请他们加入到自己的小房间里。一来那些占领特权地位的家伙知道，既然人家成了新贵了，和他们走拢点不会有坏处；二来他们能销砖，说明在外面有些路数，这种人他们也愿意多接交。猪三就把第二个新贵请进了自己的房间。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丝毫看不到销售停止的迹象，新贵便越来越多，中队的各种资源都显得紧张起来，传统势力与新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同时，新贵之间也发生了争宠斗狠的事情，眼看着两股势力的犯人之间随时都会发生大的冲突，中队有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作为把这一情况看得真真的人，那段时间我尽量保持着低姿态，除了低头劳动外，顶多只跟陈天才时迁他们交流交流，我不想粘上任何火星。
十八
事情说来就来了。
那天中队杀猪，这是那年中队头一回杀猪。往年情况好，中队除年底杀猪外，平常一两个月也杀一回，但那年因为经济经济危机，干部的工资都成问题，猪也杀的少。这不，现在有人帮着销售了，干部的工资断断续续都拿到了，队长一高兴，便杀猪改善生活。
中队杀猪是有程序的。所有的后刀肉和一半的排骨，以及心头归干部，这是不用商量的，犯人们吃剩下部分。问题往往出在剩下的这部分，剩下的部分，包括猪肠等杂碎，看猪的大小，差不多六七十斤。六七十斤肉放在一口大锅里熬，如果能平均分给一两百犯人，也没多大问题。问题是这分法太有讲究了。干部的肉拿走后，特权阶层也会多少拿一部分到各自的小房间去。养猪的照例要多吃一些，头一碗该尽着他，多少年了也是惯例。特权阶层的喽啰们也会在前面插队，实实在在地分到一些肉，这也是惯例，最后是在大组劳动，在大院里吃饭的人再来分剩下的，前面的运气好能分到一块两块肥肉，后面的能分到一点肉汤就不错了。经常有人排了半天队，轮到他时，桶里早已连油星子都见不到一点。这时，干部就会前来安抚这些人，说下次给你们补上。干部说话了当然没人敢说什么，可是到了下次，谁还记得谁呢？这回杀猪就不同了，这回需要照顾的人太多，桶里连肉带汤本来就少，再加上那些喽啰们又多吃多占，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最后只剩下闻香的份了。中国的事，怕就怕在人多势众，没吃到猪肉的人一多，就当场起哄了，这些犯人象丐帮弟子一样，敲碗的敲碗，怪叫的怪叫，害得干部吃不好，就出来扯开嗓子喊。但一两个干部也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新贵们多半只是得宠了，但他们还不至于心狠手辣，猪三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觉得这正是他们图表现，以稳定自己在干部心目中地位的时候，便纷纷跳出来帮助干部维持秩序。说是维持秩序，其实就是拿自己看不惯，又叫得厉害的几个家伙动起了手脚，他们分明是想杀鸡给猴看，以为象往常一样，遇事只要抓住一两个典型人整一整，就没事了。谁知这次那几个家伙居然敢反手，和他们干起来了。有人和猪三他们干，自然少不了附和的人，于是，双方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在干部眼皮底下发展成为三四十人参与的集体斗殴。这场面，说实在的，我从来没见过。一开始，打斗的人少的时候，双方都还有些节制，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好斗的家伙那压抑多年的残忍本性给调动出来了，他们便不顾一切拼起了老命。除拳打脚踢，手撕嘴咬外，砖头、棍棒、钢筋条，甚至打菜的勺子都成了斗殴的工具。一时间，小院子里杀声震天，血流遍地。干部显然也很少见过这种场面，他们除声嘶力竭的喊叫外，没有任何有效办法。好在这是加餐的时候，中队所有干部都在，还在里边喝酒的干部听到外面的动静后，纷纷跑出来。队长指导员和其他几个年纪稍大些的干部经验丰富些，他们边叫停边往斗殴的人群里站，另外几个年轻干部见壮也学着站了进来。斗殴的人群里一下子站着这么多干部，影响了打斗的速度，紧接平时围着干部转和积极改造委员会成员也站了进来，他们把几个斗得凶的家伙给拉出去，打斗才停了下来。
干部们个个都铁青着脸，他们环顾四周，发现除几十个伤员外，就是一地的打斗工具，除前面说的砖头木棍这些东西外，吃饭的碗也是一地，连同刚刚打到碗里的肉和汤，完全是一个战场形象。指导员一声令下，中队仅有的两副铐子就上了两个最先动手的家伙的手，其他人，先拿绳子捆，绳子不够了，就要么在干部值班室外跪成一排，要么在砖机房里拿脑袋顶到墙上，身体成60度角。干部们也分头提审。
其实不审干部们也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发生了这么大的监管事件，不问清详细情况，处理几个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几个伤得重的又要送到医院，这事便不得不报到监狱去。监狱领导也觉得事情重大，立即指示相关科室下来处理。结果那天下午，砖机是开不成了，又快活了没有参与打架的我们。
我也没吃到肉，我们整个码台组由于离砖机房最远，每次开饭都回来的最晚，所以码台组多半只有闻香的命。但由于我一来不想沾惹是非，二来我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来临，所以我没有参与打斗。不光我自己，时迁、陈天才和刘刚都被我叫到一边去了。我们尽管没吃了肉，但站在一边看一场好戏，心里也充满了快感，更何况又白白落了一个下午的休息。没参与的人先收工，在回监的路上，我想他们这些没头脑的家伙还真有点牺牲自己，幸福他人的精神，就凭这点精神，我也得多少同情他们一下。
晚上才知道，我们回监舍休息的时候，一大帮干部正分头问情况处理问题，外面候着的家伙又动起手来了。这件事终于把监狱领导给激怒了，他们立即下令把禁闭室关满，多余的人全部分散到各中队去重点监管，再从其他中队调人过来，以弥补我们中队劳动力的缺口。
猪三当然也被调到别的中队了。他是导致群殴的第一责任人，他的喽啰们当然是树倒猢狲散，也分散到好几个中队。这事是监狱办的，但后来听说也是指导员的意思。其他几个摊点的传统势力也多半得到清洗，新贵们迅速进入各个小房间，顶替了他们的位置。
那几天我一直想，这事和历史书上说的武装斗争差不多。武装斗争是两个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当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后，新出现的阶级要占据统治地位，必然与传统势力有一次尖锐的，甚至残酷的矛盾冲突。当双方经过斗争，胜负确定后，社会就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正常的生活秩序就会产生。猪三们调出去后，中队马上恢复了往常的平静。问题是，社会上大的经济环境没有改善，砖瓦仍然不能正常销售出去，犯人就得继续为这事努力。我原以为经过一两次销售后，那些新贵们就会无力再作贡献了，谁知道还真有几个家伙硬是长期坚持下来了。起初，他们几个月出去一次，后来发展到一个月出去几次。最让我佩服的是有三个家伙象比赛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停往处跑，三狗甚至一年外出二十多次。每次出去，都是两个干部跟着，几天时间，回来就是一大扎现金，少则三两万，多则十来万。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销出去的。我想，砖瓦这东西，销售半径一般不超过五十公里，这几个家伙的家都在外地，最近的离监狱也有一百多公里，他们回家销售，即使把砖瓦销出去了，要运回去，不是豆腐盘成肉价了？
这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那天趁着三狗喝了点酒，高兴，我问了他。谁知他满不在乎地反问了我一句：
“为什么要运回老家去？”
“你找老家的人买的砖瓦，不拖到老家去拖到哪里去？”我越发不懂。
“看你有点文化，原来还是糊涂。告诉你吧，监狱需要的是钱，只要你把钱给弄回来就行，至于砖瓦，你爱拖不拖，什么时候拖，往哪里拖，鬼才管你。”他得意地告诉我。
过了一会儿，见我还是一头雾水，他又不厌其烦地对我说：“我把钱交到监狱，把砖瓦销售的票开着，放在手里，什么时候有人要砖瓦了，我再卖不就行了？看你这笨像。”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现在监狱的砖瓦越堆越多了，不光监狱里面堆不下，就连外面的马路上也堆满了，听说连干部的家属区也堆得像货场，原来这些货就是新贵们已经交了钱而没有提走的货。
我又长了见识。
前后有二十几人为中队做了贡献，他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照顾，最低限度，也是脱离苦累劳动岗位。这样一来，这些岗位上的劳动力就相应减少了，码台原来有四十人，现在裁减到三十五人，听说马上还要裁减。无形中我们的劳动量都加大了，码着台，各种牢骚怪话总是不绝于耳。如果仅仅是劳动量加大了也还好说，要命是的我们得到的季度表扬更少了。监狱下达的指标还是35%，受照顾的人一多，我们这些人自然就少了，这道理跟加餐吃肉一样。一边是劳动量加大，一边是表扬得的更少，这两样加到一起，不满情绪再一次升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