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描述的行为（第八章）——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其潜意识动机的作用——以混乱的有意识行为的方式出现，或以闪失行为为借口而表现出来。我们就要讨论的偶然行为（chance action）和闪失行为的区别仅仅在于这样的事实：偶然行为忽略意识动机的支持，也无须什么借口，它们因自己的原因而发生，没有什么目的和意图。偶然行为常冠以这样的解释：“没有想到会这么做”，“纯粹是偶然的”，“好像要有点事情可做”等等。正因如此，人们也不会去深究其行为的重要性。为了确立偶然行为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地位，或它不需要以闪失做借口，这种行为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偶然行为必须是不冒犯他人的，其效果必须是不明显的。
关于偶然行为，我从自己和他人那里收集了很多有关的例子，通过对这些例子的仔细分析，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行为称之为“症状行为”（symtomatic action）似乎更适合些，这说明，当事人本人预先并不知道这个行为的发生，通常也不想告诉他人，而只保留于自己。更确切地说，我们所讨论的这种行为，起着症状的作用。
我们获得最多的关于症状行为的例子来源于我们对神经症患者的治疗过程，我从这些众多的例子中列举两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潜意识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多么具体。症状行为和闪失行为是这样的难以区分，这两个例子同样也可以放在上一章。
1.在一次分析过程中，一个年轻的已婚妇女通过联想的方式提到这样的事：前天“在她修剪手指尖上的松弛的表皮时，剪伤了自己的手指”。这样的事件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因此我很吃惊地问她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并推测这是一种症状行为。事实上，剪伤的手指正是她戴结婚戒指的那个手指，而且那一天正是她结婚周年的纪念日。沿着这个线索，就会发现，剪手指具有明确的意义，且这个意义也是不难解释的。同时，她还提到一个梦，这个梦暗示了她丈夫的愚笨和她本人的麻木；但是结婚戒指（在他们的国家）本是应该戴在右手的，为什么她的结婚戒指戴在左手，而且正好伤着这个手指？原来她的丈夫是个“法学博士”（从字面上有“右手博士”的意思），在她做姑娘的时候，她暗恋一个内科医生（人们都戏称他为“左手医生”）。这样“左手婚姻”便有明确的意义了。
2.一个年轻的未婚女士A对我说：“昨天，我无意间将一张100元的钞票撕成了两半，而将其中的一半给了一个来看我的女士B，我能将此也作为一种症状行为吗？”经过仔细考察，谜底终于揭开。我们从这个100元钞票说起，A曾和这个B女士一起用一些时间从事慈善活动，这个B女士主要是负责孤儿的收养的。这个100元钞票是另一个女士的捐赠，她将这张钞票装在了一个信封里，放在桌子上。
这个来访的B女士很有名望，也支持慈善事业，她想要一个捐助者的名单，由于当时找不到纸，我的这个患者A便顺手拿起了桌子上的信封，丝毫没有考虑里面装有什么就将它撕成了两半，一半自己留底，以便以后查阅这些名单，一半交给了这个B女士。可以想象，尽管她的这个行为有些失误，但她的行为没有损伤任何东西。即使这个100元钞票撕成两半，我们知道，其价值一点也没有变化，只要我们将它粘好就行了，由于在这张纸上有一些重要的名字，这可以保证B女士不会将它丢掉，而且可以肯定，一旦发现，她就会将它送还。
那么，包含在这个偶然行为——由于遗忘，它的出现才有了可能——这之中的潜意识思想是否意味着要表现一下呢？这个来访的B女士对我的这个患者A女士的治疗有特殊的意义，正是这个B女士将我推荐为她的医生，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A女士当时急需要这个推荐，这半张钞票是否意味着对B女士的这个中间服务付的小费呢？这好像使人感到有点奇怪。
我们又进一步获得了一些材料。不久前，一个女士C，一个完全不同的中间人，向A女士的一个亲戚了解这个年轻的小姐（A女士）是否希望和某一个绅士结交，这天上午，就在那个B女士来访问她前的几个小时，A收到了这个求婚者的情书，这使她激动万分。当这个来访的B女士开始谈话并问及A女士的健康状况时，A女士可能在想：“你已经为我找到了一个好医生，你也会帮我找到一个好丈夫（或进一步想：“生一个孩子”），这样我将会更加感激你。”由这个被压抑的思想，她将这两种中介合而为一，将想象中应给另一个女人（C）的小费给了B女士。下面的材料可能对我的这个解释更有帮助，就在前一个晚上，我曾经和这个患者谈到过这种偶然行为或症状性行为，这可能是她第一次想使用这种类似的行为。
这种十分常见的偶然行为或症状行为可以分为三组，其依据是，他们是否是习惯性的，或在某种条件下才发生的，或孤立发生的。第一组行为（如玩弄自己的表带，抚摸自己的胡子等）可以考虑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接近局部的肌肉活动，无疑这值得将它们联系起来。在第二组，包括玩弄手杖，拿起偶然得到的铅笔随便地涂写，摇晃自己口袋里的硬币，将面包片或其他有柔性的东西捏成什么形状，以不同的方式随便地摆弄自己衣服的一个部分等等。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这种常见的随便摆弄都包含着相应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一般而言，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一行为往往是意识不到的，或他不知道自己在以某种方式控制着这些行为，而且也看不到、听不到这种行为的效果。如，在他将自己口袋里的硬币弄得叮当作响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提醒他，他是听不到由此发出的噪音的；一旦有人指出，他往往感到惊恐和难以置信。一个人在玩弄自己的衣服的时候，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虽然看来微不足道，但很值得医生的注意。其服装上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粗心的细节——如忘记扣住纽扣——都是在表现一些东西，这种着装体现出了人不能直接表达出来的东西，是其本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对这些细小的偶然变化的解释以及在咨询过程获得的对这些解释的验证材料出现于我们讨论的话题，出现于应引起我们明显注意的偶然行为。因此，我不准备列举更多的例子来支持我的观点，我之所以提到这些行为，是因为，和患者一样，正常人出现的这种行为也具有同样的含义。
这里我至少要举一例来说明通过习惯的力量而形成的象征性行为（symbolic action）和健康人生活的重要方面有密切联系：
“弗洛伊德教授教导我们，象征化在正常人童年时期的作用比我们早期的精神分析经验中所了解的要大得多，下面的这个短短的分析很有趣，也正是说明这一点，尤其是从医学的观点来看。
“一个医生要将他的这些家具安排到一个新的房间，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木制直式听诊器，那么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他似乎强迫性地将它放在他的写字台的一侧，位于他的椅子和他的患者之间。这个行为很有点怪，其原因有二，首先，他从来就不用这个听诊器（他实际上是一个神经学专家）。即使要用的话，他也会用双耳听诊器。其次，他的所有的医疗器械和工具都放在他的抽屉里，唯独这个听诊器例外。然而，他本人并没有对此有过多的考虑，直到有一天，一个从没有见过这种听诊器的患者询问他这是什么东西，在听到回答以后，她又问他为什么将这个东西放在这里，他含含糊糊地说放在哪里都一样。这使他对此产生了思考，他想，他的这个行为是否有什么无意识的动机呢，由于他本人熟悉精神分析方法，因此他便企图对此进行探讨。
“由此引发的第一个记忆是，在他还是一个医学院校的学生的时候，他对一个实习医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的一个很突出的习惯是在查房的时候拿着一个这种直式听诊器，他当时非常崇拜这个医生，一度很依恋他。后来，当他自己也成为一个实习医生的时候，他也形成了同样的习惯，如果出门后忘记携带这个听诊器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他的这个习惯并没有什么目的性，因为这个听诊器他从来不用，即使使用的话也会用双耳的，而且他通常将这个双耳听诊器放在口袋里；同时，在他以后做外科的实习医生的时候，即使在这里根本用不着听诊器，但是他的这个习惯仍然保留着。如果我们涉及到生殖器的象征行为，你马上就会明白这个习惯的意义所在。”
“接下来回忆到这样的事实，在其早期的童年时期，他对他的家庭医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也习惯携带这种直式听诊器，只不过他是将它放在他的帽子里。使他感到有趣的是，这个医生在看患者的时候总是带着这个听诊器，但使用的时候不得不将帽子脱下来将它取出（即是衣服的一部分），而且“要将它掏出来”。作为一个小孩子，他很依恋这个医生。简短的自我分析后，他又发现，在他五岁半的时候，他出现过有一个小妹妹的双重幻想——她首先是自己和他的母亲的孩子，其次，是自己和这个医生的孩子。在这种幻想中，他扮演了男人和女人双重角色。他还回忆起来这样的经历，6岁的时候，这个医生为他做检查，他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用听诊器压着他的胸部，很有节奏地来回移动着。在他5岁的时候，他曾患有慢性气管炎，因此需要经常为他检查，但是他对此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8岁的时候，他对人们对这个医生的一些传说印象很深刻，传说他经常和他的女患者上床。这个传说也是有根据的，附近的女人，包括他的母亲在内，都很爱恋这个年轻漂亮的医生，这也使我的这个当事人在做医生的时候，有几次也出现了对他的女患者的这种企图，有两次爱上了他的女患者，最后终于和其中的一个结了婚。毫无疑问，他潜意识中对这个医生的认同是他选择医生职业的主要动机。对其他方面的分析也使我们得出这样的假设，这无疑是最普遍的动机（尽管我们很难确定其普遍性程度）。就我们列举的这个情况而言，它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由医生的这种权威性决定，这种权威性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其次，由这个医生关于一些难以启齿的话题的知识以及有满足性需要的机会所决定。”
“接下来是一个梦，这个梦曾在其他什么地方发表过（琼斯，1910b），似乎有同性恋一受虐狂的特点。在这个梦里，有一个男人，他好像是这个医生的化身，用‘剑’袭击他，这个剑使他想起维伦·尼兰根传奇中的一段描写，斯加德将出鞘的剑放在他和熟睡的布丽赫德之间。同样的传说也出现于他非常熟悉的亚瑟的传说中。”
“这个症状性行为的意义现在似乎更明确了，我们这个医生将直式听诊器放在他和女患者之间，实际上就像斯加德将剑放在他和他不能碰的女人之间一样。这种行为已经达成一种妥协：满足两种愿望，首先满足他想象中的和漂亮女患者发生性关系的被压抑的愿望；同时又提醒他，这个愿望不能真正得到满足，或者说，不能屈服于这种诱惑。”
“我还要补充一点，在莱顿（L.Lytton）的诗里可以看出里查留（Richelieu）对他的童年有很大的影响。
在那些伟人的统治背后
笔的威力超过了剑……”
“他成了一个多产的作家，毫无疑问，他使用的是一个大的自来水钢笔。当我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笔时，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典型的答案：‘我有那么多的东西要表达。’”
“这个分析又提醒我们这一点：对这些所谓‘微小的’和‘无意义的’行为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洞察生活中的真谛，而且发现，象征化的倾向出现得是那么早。”
我还想从我的精神分析经验中列举一例，其典型表现是用手玩弄一个面团。我的患者是一个不到13岁的男孩，在近两年里，他患上了严重的癔症，在经过长时间的水疗无效后，我最后让他进行精神分析的治疗。我想他一定有性方面的体验，并且被这方面的问题所困扰，这在他的这个年龄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我不能用我的这种解释去帮助他，我必须对我的这个解释进行验证。很自然，我对他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很好奇。有一天，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在用右手的手指捏着什么东西，他有时将手放在口袋，并且在里面玩弄着，一会又将手拿出来，如此反复多次。我并没有去问他手里拿了什么这样的问题，但是，他突然伸出他的手给我看，是由面包粉捏成的面团。在以后的一次治疗时间，他仍然带着这个面团，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将这个面团捏成了很多的形状，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活动的速度是惊人地快，而且眼睛是闭着的。这无疑是一些小人儿，一个脑袋，两个手臂和两条腿，就像史前原始的崇拜物，在两腿之间还有一个向外延伸了很长的突起。在他还没有弄好之前，就又将它揉在一起，然后继续玩弄着；但是，这个突起出现在了身体的其他什么地方，如背上，以便掩盖其最初的含义。我要向他表明，我已经理解了他；但是他装出什么都没有想的样子，若无其事地制作着这些形状。洞察到这一点以后，我突然问他是否记得罗马国王的一个故事，说的是这个国王将给他儿子的答案隐含在他在花园做的动作里。这个孩子没有回忆起来这个故事，尽管我知道他最近学过。他说这是关于一个奴隶的故事，将答案写在他的头顶上，我说不是的，这是一个希腊故事，我就将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国王斯帕斯让他的儿子沙塔斯潜入他的敌国拉丁城。这个儿子在这个城市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他让人带信给国王，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这个国王没有回答，到了花园后，在回答同样的问题时，他不动声色地将花园里最高、最后的一棵罂粟树的头砍掉了。所有这些信息传给了沙塔斯，他理解了他的父亲的用意，安排人暗杀了这个城市最显赫的人物。
在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观察这个孩子捏这个面团的动作，在我说到这个国王在花园里的活动时，我提到了“不动声色地砍下”，这时他做了一个很快的动作，将他手里的小人儿的头给掐掉了。他实际上已经理解了我的意思，而且向我表明，他已经被我理解了。从此，我就可以用直接的方式向他提出问题，并给他所需要的信息。不久，我就治好了他的神经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