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1941年至1942年的《淘金记》是沙汀“三记”中的第一部，也是他成就最高的长篇小说，卞之琳曾誉之为“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最初曾以《筲箕背》和《北斗镇》为名发表在期刊上。小说以开采北斗镇筲箕背金矿的事件为线索，集中描写了川西北农村地主劣绅们为发国难财而引起的互相倾轧与斗争，暴露了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农村的一团昏黑。北斗镇筲箕背盛产金子，但此矿山是破落女地主何寡母家的坟山，她宁可不要金子，也要保住何家的风水，而以曾做过哥老会首领的林幺长子和依附于地方上层势力的恶霸白酱丹各自为首的两派都对它虎视眈眈，就这样展开了两派跟何寡母之间夺与保的明争暗斗，围绕这条主线，同时展开两派之间，以及各派内部、何寡母母子之间，时而显、时而隐的错综复杂的微妙斗争。最后，白酱丹联合联保主任龙哥，依靠政府法令逼迫何寡母就范，取得了对筲箕背金矿的开采权。正当他们组建“利国公司”准备大干的时候，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所掀起的投机市场的风浪，使淘金已不再是最能赚钱的行当，而恰逢粮价猛涨，他们发觉囤积粮食更为有利可图，于是在淘金上白忙乎了一场，转而囤积粮食去了。作品形象地勾画了一幅豪绅地主、流氓恶霸和地方官吏迷恋和追求黄金的群丑图，有力地抨击了这些“蠹虫”对抗战的腐蚀、阻挠和破坏，小说所揭示的主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淘金记》充分显示了沙汀丰厚的生活积累和网熟的艺术技巧。作者对四川农村的生活和历史、各阶层人物的文化心理及地方风俗习惯相当稔熟，以严谨客观的写实手法，真实而又精细地描绘出这一现实关系，让人物在矛盾冲突中充分地自我暴露，让他们正经地说假话，自觉地干坏事，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写出他们精神上的丑恶，冷静的白描中蕴藏着尖锐的讽刺锋芒，诸如何寡母的精明悭吝、刻薄溺爱，林幺长子的鄙俗骄横、泼皮无赖，特别是白酱丹的形象概括了深刻的社会内容：他阴险且工于心计，在“斯文迟缓”、“和蔼可亲”的外表下隐藏着刻毒和凶狠，他不仅为一己私利苦心钻营，而且自觉地充当起黑暗社会的卫道士，想方设法“维持后方治安”，成为这个腐烂、崩坏的社会制度赖以支撑的支柱。由于成功地运用四川方言土语，小说洋溢着浓郁的地方色彩。
解放后，沙汀并没有像艾芜那样，重新寻找“生活基地”，他的作品仍取材于四川农村生活，大部分收入短篇集《过渡》和《过渡集》中，着重表现生活中的新人新事，发掘人们新的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但依旧保持了朴素写实的风格和简练、冷静的叙述特色。1966年以前的优秀作品有《卢家秀》《过渡》《老邬》《摸鱼》等，“文革”后，发表中篇小说《青枫坡》，这部小说描述了1958年大跃进前夕，四川山区农民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小说塑造了邵永春、文素芳等农村党员的生动形象。
形成沙汀独特风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表现在选材上，他是川北农村小镇生活的揭发者，从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兵痞流氓、基层官吏的丑行劣迹，到军阀混战、抓丁抽税、保甲制度、帮会行规等黑暗腐败，无不在他的笔下暴露无遗。他严于选材，善于捕捉艺术细节，对时代的本质进行深入的开掘，塑造出许多个性鲜明而有概括意义的人物形象；其次，创作态度上，作者努力退隐到小说的背后，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以严谨客观的描写手法，让人物作自我暴露，达到讽刺的目的。他不像张天翼那样运用漫画式的夸张，廓大讽刺人物的滑稽相，而主要靠客观、冷静的描写，构成情境讽刺，给丑陋的事物以冷然的、嘲弄的笑。第三，沙汀继承《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的传统，更从鲁迅小说中直接获得滋养，同时，学习契诃夫的结构，学习果戈理的讽刺，学习普希金的白描与精炼，学习托尔斯泰深刻的观察力和惊人的概括力等，博采众家之长，使他的小说结构严谨，行文细密，冲突尖锐，情节集中，富有戏剧性，常于高潮处又突然出现意料之外的转折或结局，显示出深刻的讽刺力量。第四，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风俗画。沙汀以阴冷、沉郁的格调，逼真地写出了川西北农村小镇的社会风貌、政治状况、文化心理、风俗习惯，以及人们的饮食起居、言谈举止等，如竹筒装醋，瓦罐盛油，灶檐上吊腊肉，一天三顿吃搅团等，犹如一幅幅的世态风俗画，特别对茶馆那“吃讲茶”的描写，深得四川民风民俗的韵味。但他没有仅停留在这些外在的表现形态的描绘上，而是透过它深刻地揭示了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让人们看到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给民族自我改造带来的沉重负担。第五，富有地方色彩的个性化语言。沙汀小说的艺术风格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四川民间语言的加工提炼和纯熟运用，叙事写人，既富有个性特征，又极具鲜明的蜀乡风味。总之，沙汀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特色，含蓄深沉的艺术个性和浓郁的地方色彩，丰富了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艺术画廊。
艾芜（1904一1992），原名汤道耕，笔名刘明、吴岩、汤爱吾等，四川新繁县人。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反抗旧式婚姻而出走，漂泊于中国西南边陲和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当过家庭教师、小店杂役和报纸编辑。因参加缅甸的反帝运动，1931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1932年加入”左联”，开始发表小说。这一时期主要有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南国之夜》《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前半部）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抗日战争爆发后，艾芜辗转于汉口、桂林、重庆等地，曾任教于重庆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荒地》《黄昏》《秋收》《冬夜》《童年的故事》《锻炼》《烟雾》，中篇小说《落花时节》（《丰饶的原野》后半部）《乡愁》《一个女人的悲剧》，长篇小说《故乡》《山野》等。解放后，艾芜先后任重庆市文化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著有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短篇小说集《夜归》《南行记续篇》，散文集《初春时节》等。
《南行记》是艾芜的成名作，共收入八篇小说，它以一个漂泊知识者的视角描写边疆异域下层人民的生活，刻画出小偷、强盗、烟贩子、滑竿夫、赶马人、流浪汉等各式各样具有特殊命运的流浪者形象，表达作者对黑暗社会的愤怒和对他们的深切同情。在表现他们性格上的特异色彩时，总能挖掘出潜藏在畸形生活和怪戾言行下的灵魂美来，充分展现他们那种在恶劣的环境下强烈的求生存意识和顽强的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南行记》的开篇之作《人生哲学的一课》，采用第一人称手法，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坚强、刚毅的青年流浪者形象。“我”身无分文光着脚板漂泊来到昆明街头，卖草鞋碰了壁，拉黄包车也不成，鞋子又给人偷去了，几乎是走投无路，但无论遇到多少挫折，都洋溢着对未来充满无限向往的乐观主义精神，“至少我得坚持到明天，看见鲜亮的太阳，晴美的秋空的”。在与环境搏斗中，与命运抗争中，执拗地坚信：“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下去！”这种蔑视困难、勇敢地向生活挑战的坚定不屈的态度，不但贯穿于艾芜后来的许多作品中，成为他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而且把“五四”后写流浪者命运和哀愁的小说提升到对“人生哲学”的思考。此外，像昂起头敢于向命运挑战的马哥头（《森林中》），“强烈地爱好生活，但在生活方面却又并不现出贪鄙可厌的样子”的老陈头（《私烟贩子》），不愿寄人篱下，而甘心吃苦的寸大哥（《寸大哥》），在他们身上时时闪耀着不甘屈辱、不向命运低头的抗争精神。在艾芜早期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山峡中》，小说描写了一群被不合理的社会抛出正常生活轨道的人们的流浪生活。他们懂得“懦弱的人，一辈子只有给人踏着过日子”，却还不曾找到正确的反抗道路，只是过着流浪、行窃，甚至杀人越货的生活。这种几乎是刀锋上觅生路的艰难处境，迫使他们不得不将身受重伤的同伙小黑牛无情地抛入江中，小黑牛“在那个世界里躲开了张太爷的拳击，掉过身来在这个世界里，却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作品严厉地批判了逼迫小黑牛走上这条不幸道路的旧世界。虽说危险的生存环境使他们的心变得干硬，但仍不乏爱憎分明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小说成功地刻画了外号叫“野猫子”的年轻姑娘形象，她是这伙“山贼”头领魏老头的女儿，在强盗团伙中长大，形成她强悍、泼野、狡黠、甚至残酷的性格。对于强盗那些扯谎、行窃、耍刀等本事她样样精通，她参与策划把小黑牛抛入江中，当“我”意欲离开他们时，她规劝、引诱不成，便以强力相威胁。其实这一切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纯粹出于残酷的社会对他们的本性和心灵的扭曲，“天底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个个全对我们捏着拳头，我们是在刀尖上过日子，要是心肠软一点，还活到今天吗？”因此她“伸起腰杆”、“抬起头”和这个吃人的社会抗争。但是，在她的“野”性外衣下面，也包藏着感人至深的人性灵光，从时时抱在胸前的小木头人，可见出她身上深藏着的母爱及未泯灭的纯真童心；她常常哼唱着一首民歌小调：“江水啊／慢慢流／流呀流／流到东边大海头／那儿呀，没有忧／那儿呀，没有愁”，真实地流露出内心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当“我”在一队官兵面前掩护了“野猫子”后，他们悄然离去时，她趁“我”熟睡时特意在“我”枕边留下三块银元，体现了她重人情、讲义气、知恩必报的传统美德。作者将变态的野性和常态的人性和谐地统一在“野猫子”身上，使之呈现出“野性美”的审美价值，为现代小说人物长廊增添了鲜亮迷离的色彩。
艾芜早期小说中的漂泊、浪漫与传奇的特色，不仅开拓了现代小说反映现实的新领域，而且在左翼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内，发展出一种充满着浓烈的浪漫主义情调的小说。抗战期间以及整个40年代，艾芜除继续写作短篇小说外，创作了多部中篇和长篇小说。这个时期的作品同早期创作相比，浪漫主义气息较少，逐渐转向严谨的现实主义，视野更为开阔。中篇《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写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反抗，短篇《石青嫂子》描写石青嫂倔强的生活意志和艰辛的生活道路，这些作品人物形象鲜明，结构严谨，文字洗练有力，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氛。长篇《丰饶的原野》分三部，第一部《春天》写于抗战前，第二部《落花时节》写于抗战期间，第三部《山中历险记》写于70年代末。这三部连续中篇着重刻画了刘老九、赵长生、邵安娃三个不同性格的农民形象，他们所受的压迫相同，但对待压迫的态度各异，或坚决反抗，或兼有反抗与服从，或奴性地服从，小说形象地揭示了他们不同的命运和人生道路。人物形象略嫌单薄。《故乡》是作者篇幅最长的长篇，全书六部，约50余万言。小说以抗战初期扬子江以南的多山地带一个边远县份为背景，以具有爱国热情的地主家庭子弟余峻廷由上海回到故乡的20余天的见闻和体验为线索，描述了这个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土豪劣绅的为非作歹到官僚政客的倒行逆施，从被压迫农民的含辛茹苦到爱国知识分子的奔波呼号。都有所表现。但小说的结构略见枝蔓，一些次要人物不够丰满。标志着艾芜在长篇创作上走向成熟的是《山野》，小说描写了南方一个小小的山寨吉丁村自凌晨到深夜的一天里，凭借险峻的地势挫败进犯日军的战斗，刻画了农村各个阶级和阶层不同人物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彼此不同的精神面貌。小说的艺术结构颇具特色，它以韦茂和一家为结构的中心点，辐射出一束束的结构线索，在纵横交错中形成缜密的蛛网式布局，既高度集中又舒展自如地表现了复杂交织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宗派矛盾。小说主要人物形象性格鲜明，获得了文艺界的好评。
萧红
萧红（1911—1942），原名张遁莹，笔名悄吟、田娣等。黑龙江呼兰县人。幼年丧母。只有在祖父那里得到些许温暖和欢乐。因反对家庭包办婚姻，1930年离家出走。1931年到北平，考入女师大附中。1934年11月赴上海，中篇小说《生死场》被鲁迅编入“奴隶丛书”，引起文坛注目，由此奠定她文学生涯的基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中篇小说《生死场》，短篇小说集《牛车上》《旷野的呼唤》，散文集《商市街》等。1942年病逝于香港。
萧红是东北作家群中个性最鲜明、影响最大的作家。写于1932年的《王阿嫂之死》是萧红的处女作，小说描写了劳动妇女王阿嫂的悲惨命运，初步显示了萧红在创作中对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从死亡角度对东北人民生存状态的思考，以及挥洒自如的散文笔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