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朝纳贡是历史上各民族的地方政权遣使朝见中央政权的君主，并敬献礼物，向中央政权表示服从，并确定两者之间臣属关系的又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边疆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上也不乏其例。
以新疆为例，西域各地方政权到中央政权所在地入朝纳贡从两汉时已开始。那时，西域各国每年携带着各自的贡物，不远万里，克服旅途的艰辛前往长安朝贡，以表各属国对中央朝廷的臣属。三国魏晋南北朝之时，曹魏太和三年（229）以后，西域各地方政权不断派遣使者到洛阳朝贡。当时，“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隋初，突厥几乎年年遣使贡献，与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隋炀帝大业四年（608），西突厥处罗可汗遣使“贡汗血马”。（《资治通鉴》）大业十一年（615）西突厥的射匮可汗派侄儿率龟兹、疏勒、于阗等国首领，到京师朝贡。隋炀帝时，由西域到内地朝贡的就有三四十个小国，因而隋朝设置了西域校尉，专门从事管理由西域来朝贡的事务。对于西域各地的朝贡使者，隋炀帝都大加赏赐。唐承隋制，西域各地方政权把唐王朝看做是宗主国，经常派遣使者入朝纳贡。
及至明代西域地方政权向中央王朝纳贡的势头更大，从15世纪初，到17世纪前期，哈密、吐鲁番、柳城、别失八里、亦力把里、于阗、哈什哈尔以及瓦剌等，都经常遣使向明朝进贡驼、马、皮货、玉石、貂皮等。而且这种进贡的次数也较频繁，几乎每年都有十几次或数十次不等，往往是前者未离，后者接踵而来。各地每次进贡，遣使人数不等，或十余人，或数十人，或数百人，或千余人。尤以瓦剌和哈密最为频繁，每次人数和贡品也最多。如，正统九年（1444）11月，瓦剌脱脱不花王及太师也先，一次贡马3912匹，遣使1867人。景泰三年（1452）8月，哈密一次贡玉石33500余斤。
清代西域地方政权向中央王朝纳贡的势头更是有增无减，如顺治三年（1646）吐鲁番向清王朝朝贡。又如顺治四年，准噶尔郭首领遣使到北京朝贡；康熙五年（1666）准噶尔再次遣使到北京朝贡。再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哈萨克左部爱毕勒达派其弟占图喇到北京朝贡。
凡此等等，也都充分表现和反映了中国边疆各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入朝纳贡，也是边疆对中央有着向心力的又一个重要凸现。
3.请婚和亲向心力的文化图像
请婚和亲是历史上各民族或族群的地方政权首领向中央政权求婚，通过联姻的方式密切边疆各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政治关系的又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边疆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上也不乏其例。
汉代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与乌孙王的和亲是古代新疆乌孙族向中央政府请婚和亲的一个典范。汉武帝时，在汉朝与匈奴的对峙中，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乌孙与西汉结盟。乌孙王昆莫为了加深与汉朝的情谊，以便共同抵御匈奴，献骏马千匹，请求娶公主为妻。公元108年左右，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远嫁乌孙王，陪嫁大批车马、衣服和日用器具，随嫁的还有数百名官员和工匠。但因这时的乌孙王已七十岁有余，加上远离故乡，举目无亲，语言不通，细君公主难免心情郁闷，经常弹琴吟唱自己创作的一首楚地民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乌孙王昆莫理解细君公主的心情。按照乌孙的习惯，父亲死了，他的小妻可以嫁给儿子。乌孙王昆莫的长子早已去世，长孙岑辄已经长大成人。昆莫愿意细君公主提前改嫁岑辄，让这对年轻人结成眷属。这种做法在汉朝是“乱伦”行为，细君公主不敢这么做。汉武帝却很开通，写信给细君公主说，“你就照乌孙的风俗办吧。”于是，细君公主又改嫁岑辄，生了一个女儿。昆莫死后，岑辄即位，细君公主不幸病故。汉武帝选派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为公主，再嫁岑辄。解忧公主是个泼辣而又能干的女子，很快习惯于西域的生活，成了岑辄治理国家的得力帮手，大大巩固了乌孙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
唐代是边疆各族地方政权向中央王朝政府请婚和亲的一个高潮。以回纥向唐王朝请婚为例，唐与回纥和亲，从唐中叶的肃宗至德年间起，历经代、德、顺、宪、穆六朝，共90多年，先后嫁宁国、咸安、太和三位公主和四位大臣宗室女与回纥可汗。从回纥这四次向唐请婚和亲可见边疆与中央政府向心力之强大。而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结婚也成了中国历史的又一个千古佳话。
凡此等等，也都充分表现和反映了“四夷归伏”，（《唐会要·靺鞨》）边疆各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的请婚和亲也是边疆对中央有着“向着圆心”向心力的又一个重要凸现。
从上述的三种文化图像中，我们可以看出，表现为中国边疆对中央向心力的内附册封、入朝纳贡、请婚和亲向心力等文化图像，正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政治基础。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在中国会产生这么巨大的向心力，使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了一体？回答是肯定的，即是因为中国各民族共同建构了中国。
国家，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般来说具有人民、土地、主权者三要素。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正如梁启超：“夫国家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上之人民，而治其所居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有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家。”梁启超：《少年中国》，第40页。转引自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而连绵的主权国家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建构的。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主权国家。在建构中国的历史过程中，56个民族及其先民们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原因之三：草原与农业的亲和力是内因
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人们可能会对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能走向“一体”不解：一个游牧经济、金戈铁马，表达的是草原文化，另一个农业经济、饭稻魚羹，表达的是农业文化。犹如水与火如何能相容？事物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中国的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不仅相容，而且具有巨大的亲和力。
所谓“亲和力”本来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结合成化合物时互相作用的力。《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04页。笔者借用这个词来说明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合的关系，来解读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合的亲和力。
1.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互补性的结合
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亲和力表现在两种文化互补性的结合上。
中国文化从经济类型来分可大致分为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两类。在中国地图上，从东北松嫩平原西部→辽河中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除河套平原）→祁连山（除河西走廊）→青藏高原东缘画一条线，那么，此线以西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四川的一部分为草原文化区程潞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修订三版）》，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此线以东以南则为农业文化区。对此费孝通先生曾有一个说法，他认为“划分农牧两区的地理界线大体上就是从战国时代开始建筑直到现在还存在的长城。这条战国秦汉时开始修成的长城是农业民族用来抵御牧畜民族入侵的防线”。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这样泾渭分明，而且在历史上从秦汉起所形成的“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对抗格局的两大文化区，为什么又能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呢？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南方的农业民族又为什么能互动整合达到和谐一致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互补性所产生亲和力的作用。对此，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有一个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的论述，他说：
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
把游牧民族看成可以单独靠牧业生存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牧民并不是单纯以乳肉为食，以毛皮为衣。由于他们在游牧经济中不能定居，他们所需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及酒等饮料，除了他们在大小绿洲里建立一些农业基地和手工业据点外，主要是取给于农区。一个渠道是由中原政权的馈赠与互市，一个渠道是民间贸易。
贸易是双方面的，互通有无。农区在耕种及运输上需要大量的畜力，军队里需要马匹，这些绝不能由农区自给。同时农民也需牛羊肉食和皮毛原料。在农区对牧区的供应中，丝织物和茶常是重要项目，因而后来把农牧区之间的贸易简称为“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费先生的这一段话经典诠释了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亲和力的内蕴，事实也正如此。以秦汉为例，当秦汉与匈奴在政治上形成对峙态势之时，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互补就以“合市”、“赏赐”等方式凸现出来。当时农业文化区汉地的物产，如铁器、铜器、陶器、缯絮、食物、金银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具大量流入匈奴。汉文帝时，中行说向单于建言：“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归于汉矣。”《史记·匈奴列传》。这表明，汉物流入匈奴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即使匈奴分为南北之后，北匈奴虽被击败远走，仍不断要求与汉“合市”，汉亦应之。元和元年（84）北单于遣大且渠等驱牛马万余头至武威，与汉商交易。在与匈奴交换中，汉所得到的主要是畜牧和狩猎产品。
又以南北朝为例，在南北对峙的政治背景下，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互补仍然阻隔不断，以聘使互市等方式凸现出来。拿互市来说，其在十六国与东晋之间已经存在。如祖逖北伐收取黄河以南后，石勒遗信请求互市。逖不答勒书，而听其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晋书·祖逖传》。。前秦苻菁掠上洛郡，“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晋书·苻健载记》。北魏文成帝拓跋在宋孝武帝即位后，遣使求互市，“时遂通之”。这种互市在当时十分普遍，据《魏书·食货志》所载，当时北魏不仅“西域、东夷贡其珍物”，而且“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除此以外，当时民间私下贸易更是频繁。南齐、萧梁时，如“郁州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互市”《梁书》卷16《张稷传》。。北方与南方贸易，主要为获取粮食、布匹、羽毛、齿革、驯象、孔雀、甘蔗、柑橘、锦、名酒等等，南方则欲从北方得到马匹及其他畜产品等。史谓“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宋书》卷82《周朗传》。可见布匹、粮食交换的数量颇为可观。寿春、襄阳等城市既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又是南北互市的枢纽。
再以唐朝为例，唐代与回鹘马绢贸易是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互补的一个典范。当时马绢贸易的主要方式是进贡和回赐，一般情况下回鹘派到唐朝的使者，大部分兼做买卖，使者队伍少者数十人、多达数百人，如乾元元年（758）88人，上元元年（760）20人，大历八年（773）140人，贞元四年（788）除回鹘大首领妻妾56人外，随从人员达千人之多，长庆元年（821）573人。参阅马国荣：《回纥汗国与唐朝的马绢贸易》，载《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马是主要贡品，且数量多至万匹。唐朝以绢市马，按正常比价，“一匹马可换二十至三十匹绢”，但实际上是“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在这种互补中，回鹘从唐朝取得了所需要的绢帛，唐朝则达到了有利于边防安全和内部稳定的目的。
在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亲和力表现在两种文化互补性的作用下，明代由于政治局势的稳定，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互补在更大范围，以更大规模展开来。清代，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彼此丰给”的互补继续发展着。正是由于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这种互补性的结合，构成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内蕴。这种深层次的内蕴，使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能从“多元”走向了“一体”。
2.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亲和力还表现在两种文化结构性的结合上。
从宏观上审视，中国经济类型大致是西北为牧区，东南为农区。事实上，牧区并非绝对的纯牧区，农区也非绝对的纯农区。
为了深入地说明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我们对新疆的情况作一个透视。拿北疆来说，秦汉之时作为游牧民族的乌孙，其墓葬内普遍有陶器殉葬，并曾出土铁铧，这是兼营农业的佐证。南北朝时柔然主阿那瑰北魏正光三年（523）给北魏上表，“乞粟以为田种。”《北史·蠕蠕传》。铁勒，“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而少马”。《北史·铁勒传》。隋唐之时黠戛斯人“颇知田作”《元史·地理志》。，农产品有粟、小麦、青稞等。回鹘西迁之后，大量兼营了种植业，并逐步转变为以定居农业为主。在日常生活中粒食已同肉食一样，对于回鹘贵族来说，也已成为必不可少的食品。明末清初，准噶尔部“且耕且牧”，“部落繁滋”。《西陲总统事略》。他们“从回疆各地强迫许多维吾尔族人民迁居伊犁为他们耕种”。《平定准噶尔方略》，见《准噶尔史略》。称这些种地的人为“塔里雅沁”、“塔兰奇”。当时，伊犁河、额尔齐斯河、额敏河流域和乌鲁木齐、哈喇沙尔等地都有不少耕地，种植有：小麦、大麦、青稞、稻米、高粱、糜、黍、小豆、麻等农作物，还有各种瓜菜和水果，“百谷园蔬之属，几于无物不有。”《西域图志》。。由此可见，就是以游牧为特征的北疆，也是以牧为主兼有农业的经济结构，形成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