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把自己比作张良，后代没有几个人认同，张良的人品不是单单足智多谋的人能够相提并论的，他的思维的大格局、高层次也是一般的谋士们比不了的。崔浩瞧不起诸葛亮，其实他比诸葛亮差远了，他其实连荀彧也比不上。他的是非心太重，思维方式存在偏颇，处理事情容易偏激。他对人容易产生太多爱憎心理，不管这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人群，并且他还把这种心理表现为行动。他当面攻击跟他同样研究天文、信奉天人感应学说的张渊、徐辩，他把对他不服气的亲戚李顺置之死地而后快，他想把那些信奉胡人的宗教的僧人全部杀光，他想通过强化门阀制度让那些北方来的鲜卑人等少数民族变成低人一等。要知道因为个人爱憎而攻击别人，只能给自己招来攻击，甚至是更广泛、更强烈的攻击。
崔浩对鲜卑民族很显然是瞧不起的，因为那些鲜卑的贵族阶层有高高在上掌握权力的趋势，他就开始了一项工作，给所有的官员和有名气的人建立档案，主要是家谱，按照那些年的传统，依据家庭出身来评定人的等级高低。这就是士族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阶层大体分成了四个：一等的是士人，这个阶层中又分成高门士族和寒门庶族，这两者之间的等级划分十分严格。二等的是编户齐民，也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有人身自由，算是自由人，也是国家各种赋税杂役的主要承担者。三等的是依附人，他们依附于士族豪强，受到保护，虽然没有个人自由，但可以免除政府加在头上的许多赋役。四等的是奴婢，他们没有任何自由。
正像春秋战国时代的世卿制度越来越腐朽，逐渐成为败坏社会的毒瘤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制度也同样成为败坏社会的一个毒瘤。从东汉时期逐渐成型的世家大族社会地位高，享有许多特权，拥有做官的便利，世世代代都做大官。横行一世的英雄人物曹操出身宦官家庭，为当时的社会瞧不起，他也对那些士族高门极端仇视，前后颁布了著名的“魏武三诏令”，宣布“唯才是举”，其实主要不是不要品德，而是不讲究门第出身，这一招对盘根错节的士族阶层形成了打击。曹丕时代在选举人才方面创设了九品中正制度，由政府制定人来根据那些条条框框来给人评定等级，其中一个违反了曹操精神的条件就是把家庭出身也列了进去，算作一条，本来这只是不重要的一条，可是由于被任命为“中正”官负责评定的人都是著名士族，延续到西晋以后，就变成了只看家庭出身了，于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就被强宗大族给垄断了。门阀制度确立以后，士族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辨别姓族，编写家谱，还要严格防止家族血统混淆。士族制度在南朝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整个阶层越来越腐化，终于自取灭亡。在北方，“五胡”们建立的政权也都需要懂得农业国家管理的人来帮忙管理，他们自然首先选用出身名门的人物，但是他们的门阀观念并不严重。到了北方变成北朝，北魏时代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措施就是强化士族制度，这件事在崔浩手里有意的系统化的去做，在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得到了恶劣的巩固。一个社会，如果它的社会阶层开始固化了，它就开始走向腐朽、走向衰亡了。
崔浩所竭尽全力推行的就是这么一个制度。这个做法，首先就把鲜卑族人得罪完了，尤其是那些一直以来地高位尊的鲜卑贵族。同时，也把汉族的士人快得罪完了，因为士族阶层毕竟只是社会中的一小撮人，而且他们大部分精英阶层都跑到江南去了，剩下的已经在家世问题上没有多少优越感。广大的寒门士人本来以为万恶的门阀制度随着那群人跑到江南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凭借才能找到出人头地的机会，可是万万没想到那个受到鲜卑皇帝宠信的崔浩竟然又哪壶不开提哪壶，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恢复这个畸形的制度不可。
当崔浩开始大力恢复士族制度的时候，他已经犯了众怒。
好在他一直有皇帝的支持。
皇帝的信任和支持更进一步的刺激了他的虚荣和骄傲，更让他产生一种大权在握的幻觉，更让他陷入孤立而不自知。
他心里有一种隐秘的东西，他实际上瞧不起所有的鲜卑人，包括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有那个无知琐碎的皇太子。当然他掩饰得很好，一般并不让人察觉。又一次，他向朝廷推荐了五个州的士人总共几十个，拟定的官职都是直接从平民去做郡守，当时主持朝廷日常工作的太子拓跋晃认为这样做不太合适，他给崔浩解释说，以前征召来的人才，也是各个州郡的精英人才，他们来工作了那么长时间，很辛苦，还没有给他们回报，应该先让他们补官，让新来的人也先从郎吏职务做起，况且郡守、县令都是地方一把手，百姓的父母官，应该让那些有见识、有经验的人担任。拓跋晃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一向借着皇帝的信任大权独揽的崔浩却固执己见，强烈坚持自己的意见，最终拓跋晃还是没有扭得过他，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执行了。他是为了私情还是为了面子，没有人去追究，但是出于私心则是肯定的，因为以他的智商不会做不出正确的判断。
当时高允听说这件事后，摇头叹息，他对那个给太子服务的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免不了一场大祸，明知道不对还将错就错，跟上级较劲儿，他凭什么保全自己呢？
方方面面的意见通过各种渠道汇聚到拓跋焘那里，拓跋焘听了，并不在意。这是最高领导人的一个基本素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所长，容人所短，有人来说这这那那，说明这个人值得攻击，有他的价值。
但是意见多了，听的人总会累积起一些不良印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个爆发。
拓跋焘对崔浩的这个总爆发，是在编写魏国历史书这件事完成的时候。
中国历史上因为写历史而被杀头的例子不止一个，有些事情明明发生了，但是不准说，更不准记录，当权的人既想当****又想立牌坊，干了误国误民的大坏事还不想让人知道，尤其是不想让后人评论，办法就是让写历史的人不要写。于是能够真实的记录历史成为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也成为写历史的人一条评判标准，能够这么做的人是好的史官。
春秋时期齐国的权臣崔杼杀了国君齐庄公，齐国的史官如实记录，崔杼把他杀了，他们家是史官家庭，他弟弟继任史官，照样如实记录，照样被崔杼杀了，他又一个弟弟接过这件事，照样如实记录，崔杼无法继续杀了，这时候来了一个叫作南史氏的史官，他听说史官兄弟接连被杀，担心这件事不能被真实记录，就特地拿着自己已经写好的记录赶来了，准备候补继续记录。
编写历史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件大事，拓跋焘也把它当成大事来做了，他让崔浩来负责这件事，其他诸如高允等等一大批著名的人才都参与到了里边。拓跋焘交代这个工作时专门交代了一句：一定要如实编写。
这个命令得到了认真执行。不过有些事情认真过头儿时就会走样，所谓“过犹不及”，崔浩把这件事做得过了头。他之所以利令智昏，得意忘形，不光是因为他自负才高，还因为他身边有两个特别聪明的人，这两个人也是参与编写历史的，叫作闵湛、郗标，他们是相当有才的人，不然也不会被选进来，也不会那么受崔浩信任，同时他俩又是过于乖巧的人，特别善于看人的脸色，听人说话的语气，来揣摩别人的心思，并且用来讨好他们认为需要讨好的人。这样的人没有原则，没有道德，是古人经常说的奸佞小人，小人必须有才他才有害，小人一般都是聪明人，甚至是绝顶聪明，只是不讲原则，把所有的聪明全都用到利用领导来为自己谋私利上面了。闵湛、郗标机灵乖巧，非常善于讨崔浩的欢心，崔浩对他俩特别亲近。“亲贤臣，远小人”是国君的戒条，交朋友要交道义之交的朋友而不是光会引诱你变坏的朋友，这些也都是老生常谈，崔浩忘得一干二净，可见他自己此时已经蜕变到了什么地步。崔浩爱读书，又爱写作，他不上班的时候就是干这个，这是好事，他抽空给《易经》《论语》《诗经》《尚书》作了注解，这件事在古时候可是一件重要事情，很多大学问家一辈子就是在做这件事。崔浩也做了，当然少不了耗费心血。注解完了之后，他就拿来给那两个他最亲近和信任的人看，这俩人一看，自然是赞不绝口，吹捧得天花乱坠，这还不够，他们竟然直接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说一直以来流传天下的马融、郑玄、王肃、贾逵四家的注解全都比不上崔浩的注解，崔浩注解得精到又深刻，请朝廷下令把全国范围内其它的都没收了，颁发崔浩的注本，命令全国的人都来学习。还请求皇上命令崔浩再注解一下《礼记》，让后人好有正道可循。
这不是在公共评论基础上进行的推荐，已经有了结党营私的嫌疑。那么崔浩对这件事的反应是怎样的呢？他也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大力吹嘘闵湛、郗标两个人有出色的才能，在著书立说方面出类拔萃。
好听话一旦听得上了瘾就难以自拔，听习惯了再肉麻也不觉得了，听的人培养出了继续听的心理需求，说的人也会步步升级。闵湛、郗标又向崔浩提出一个绝妙的建议，这个建议变成事实之后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们要求把崔浩主持编写的那部《国史》刻在石碑上，他们认为这部历史书编写得太好了，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特别是在如实记录历史事件方面，做到了皇家坏事无遗漏的程度，这就是“直笔”，应该让所有人都看到，都佩服！古代的历史书写成之后往往收藏在皇家书库里，只有少数人能够看到，造纸术虽然已经横空出世，印刷术还没有现身，书籍传播主要靠手抄，难。
把他们的大作刻在石头上，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以后的人也能看到，这个主意太有想象力、创造力和吸引力了，以前还从来没有人想到过。高允听说之后，给同样参与编写工作的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所谋求的只是不值一提的小名小利，恐怕会给崔家带来连累万代的祸害，我们这些人也都一个也活不成了。但是大家的担心比不上崔浩流芳百代的功利心，大家的劝阻也并不是闵湛、郗标的伶牙俐齿，最终，有拍板权的崔浩既然能够让太子给自己的错误提议让步，他也就能够在他的下属面前一意孤行，这部《国史》被刻在了石碑上，这块石碑当然要选个最佳位置，它被立在了郊外祭坛的东边，石碑很有气势，有一百步见方，耗费了巨大的人力才最终刻成。
石碑刻成了，崔浩的丰功伟绩有了充分的展示，他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尽头。原来魏国的祖先们曾经做过那么多令人羞耻的事情和令人发指的事情，太可怕了，这些事情连鲜卑人自己都没有听说过，他们只愿意永远不要知道，有些事情根本与国家发展无关，完全没有必要专门记录，有的事情本来应该一笔带过，却故意给记录得特别详细，在现在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鲜卑人来说，这里面故意把一些****行为和残暴行为写得那样细致入微，不堪入目，简直是在夸张的宣传肮脏和血腥。这些石碑立在大路边，所有在路上走过的人都议论纷纷，他们没法瞧得起鲜卑人了。鲜卑人也都跑了来看，他们一个个先是脸红了，然后是眼睛也喷出火来了。鲜卑的贵族们都气坏了，他们义愤填膺的去找皇帝告状，说崔浩这么做完全是在故意宣扬国家的恶劣。受到汉文化熏陶的拓跋晃更是咬牙切齿，痛不欲生，他认为，如果汉人这样明目张胆的攻击鲜卑人还不惩罚的话，皇家的尊严丧失殆尽，就不用在中原立足了。看到皇上的怒气已经腾腾燃起，把崔浩和那些参与编写者全都抓起来的命令已经传下去，他这才离开。
拓跋焘怒气冲天，他下令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调查审理。
拓跋晃走出禁宫，立刻派人去请自己的老师高允到自己的东宫来，他受皇帝委派给太子讲经书。高允马上来了，他被太子留下住了一晚上。到了早上，他俩一起进宫朝见，到了宫门口，太子才神神秘秘的对高允交代：进去见了皇上，我会引导你说话，如果皇上问什么，你顺着我的话说就行了。高允问：究竟是什么事？太子说：进去了就知道了。
这是保密方面的规矩，看来拓跋晃对事情的严重性已经心知肚明，他特意玩这一手是欲盖弥彰。两人进了皇宫，太子先主动向皇上作了解释，他说，高允小心谨慎，地位也低，整个事情全都是崔浩做主，请赦免高允的死罪。太子这话说得小心翼翼，很显然，他知道当事人可能要判死罪，而且可能全都要判死罪。拓跋焘就问高允，《国书》全是崔浩写的吗？高允如实回答：其中的《太祖记》是从前的著作郎邓渊写的，《先帝记》和《今记》是我和崔浩一起完成的，不过崔浩事情多，只是总体把关，至于编写工作，我比他做得多。拓跋焘一听大怒：高允的罪比崔浩还大，怎么可以免死？
看来事前已经初步确定了死罪了，拓跋晃也很清楚，听到皇上发怒，他感到害怕，就说：皇上正在生气，高允只是一个小臣，一害怕，乱说起来了，我以前问他，他说都是崔浩写的。拓跋焘就问高允：真的像太子所说的吗？高允回答：我的罪应该灭族，不敢说半句谎话，太子是因为我长期给他讲经，可怜我，想给我一条生路，实际上并没有问我，我也没有那样回答，现在也不敢乱说。拓跋焘回头看着太子，拓跋晃的脸色不知道是什么颜色，拓跋焘说：真是正直！一般人按照情理很难做到，高允却做到了。面对死亡也不改口，这是实诚；作为臣子不欺骗主子，这是忠诚。应该为此赦免他，让别人跟着学学。于是高允被赦免了。
接着，拓跋焘又把崔浩叫过来讯问，这个昨天还仗恃着皇帝宠信而气压群臣的人，没有了那种从容不迫的气度，没有了那种随机应变的智谋，他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什么问题也答不上来。崔浩的镇定功夫哪里去了？当年他在疯狂的老虎拓跋珪身边还照常工作的勇气哪里去了？可能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今非昔比了，也可能是他受了中国传统礼法的影响，错误的用在了这个地方，当年西汉的孙会宗就曾经告诫被罢了官的杨恽，说罢了官之后应该表现得全家都很惊慌恐惧，看起来让人可怜，杨恽不听，结果就被汉宣帝杀了。现在崔浩就表现出惊慌恐惧的样子，可是他忘了，他面对的这个皇帝是从北方来的鲜卑人，他看不起一副窝囊废的样子，一直以足智多谋让拓跋焘亲近的崔浩这时候显得可笑又令人厌恶，这样的人杀掉并不可惜，他以前是怎么蒙蔽了皇帝。本来跟皇帝很有感情的人能够面见皇帝往往可以加以利用，崔浩失去了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他答不上来，高允就在一旁替他回答，把每个问题都说得有条有理。话问完了，拓跋焘就让高允草拟诏书，诛杀崔浩和他那些编写史书的下属宗钦、段承根等，连他们的仆人也要杀，总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都诛灭五族！
高允迟迟没有动笔，拓跋焘派人来催了好几次，他发泄怒火的欲望太强烈了。当他听到他派去催促高允的使者带回高允的请求，说要再面见皇上一次，他马上同意了，高允竟然来提意见了：崔浩犯的罪，如果还有别的，我不敢多说，如果只是因为编写史书触犯了皇家，我认为不至于判死罪。
拓跋焘怒不可遏，他命令殿中的武士把高允抓起来。拓跋晃就在一边，他看到自己朝夕相处的经学老师就要被抓起来，可能会从重定罪，拓跋晃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虽然愿意亲眼看着某些人死，却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老师也这么死，那简直等于是自己杀了他，拓跋晃赶紧过来给皇上下拜，替高允求情。拓跋焘怒气平息下来，摆了摆手说：要不是他，还得有几千人要死。高允又逃过了一劫。
六月初十，一道诏书决定了崔浩的死期，清河崔氏跟崔浩同宗的人无论远近关系，全部处死；其他还有跟崔浩存在亲戚关系的几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被灭了族；剩下的那些人则只处死了本人。那几家也都是世家大族，这一次对于北方的士族势力是个严重的打击。至于那些跟着被杀的，有不少都是出色的人才，他们的死实在可惜，当初朝廷征召，崔浩推荐，没想到会是今天怎么一个结果。
崔浩被关入囚车押送到平城南郊刑场的时候，看热闹的人挤满了道路两旁和刑场周围，不少人感到人心大快，这个认为自己的门阀很高贵，大多数人天生命定做奴才的人，也有今天呐！胡人们想到他曾经无数次的把他们信奉的神灵说成妖魔，他曾经撺掇把全国无辜善良的出家人全部杀光，只因为他不喜欢，他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押送他的几十个卫士朝着他撒尿，他已经顾不上去看那些受他牵连而被冤杀的人了，那些人在一边看着他的惨状都目不忍睹，宗钦临到快要受刑前叹息说：高允简直是个圣人啊！高允呢，这时候正在东宫，听太子的埋怨，拓跋晃一想起那一幕就心惊肉跳，他告诫高允以后要学会见机行事，高允说，编写历史，如实记录君主所做的事情，让将来的人有所借鉴，也让君主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顾忌，这正是史官的职责。崔浩错在辜负了皇上的心意，私心遮住了公心。至于如实记录皇上的言行、政务的好坏，这是职责所在，没有大错。我确实跟崔浩共同做的这事，生死荣辱，没理由搞特殊。我很感谢殿下的救命之恩，但是如果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苟且偷生，这样活下去我不愿意。拓跋晃肃然起敬，他真是大大的被感动了，他连声赞叹。
高允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他给别人的忠告也是这样，从前皇帝的另一个亲信大臣曾经向他请教过这个问题，那是辽东公翟黑子，他作为钦差去并州办事，一时间没有管好自己，受贿了，接受了人家给的一千匹布，然后呢，案发了，皇上知道了，翟黑子慌慌张张找高允请教，皇上问时是该承认呢还是该否认呢？这样的事情能在下边公开议论，魏国当时的贪污是普遍的，高允劝他主动自首：你是皇上的亲信大臣，犯了罪就自首，或许还能得到原谅，不能当面欺君，错上加错。在场的另外两个官员都劝他否认，认为说实话就会死，不如说瞎话。翟黑子把高允埋怨了一顿，等到面对皇帝时就来了个死不承认，结果被拓跋焘认为是有意欺骗，即时处死了。如今高允依然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面对拓跋焘这样有主见、有判断力的皇帝，实话实说是个好的选择。
杀完了崔浩，拓跋焘的怒气就平息了，怒气一平息，他就非常的后悔了。隔了一天，六月十二日，他骑着马来到了阴山，这是整个北方游牧民族魂牵梦萦的地方，他在这里走走看看，一个消息传来了，宣城公李孝伯病死了，拓跋焘哀悼了一声：“李宣城死得可惜！”沉吟了一下，他又说：“我说错了，崔司徒才死得太可惜了，李宣城是死得让人悲哀！”李孝伯当时只是病重，死讯是个谣传，他是皇帝任用的用来替代崔浩的角色。
但是，不管多么可惜，不管多么后悔，这个智慧超群、谋略出众的人，再也找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