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在乎叫挑刺，用沾满苛求的眼神，如雕刻家般从一块上好的石料中打磨出一种能被称作艺术的东西。白天的赖方昔是骄傲的，他用学识，气度和风格给自己织了一张密密的网，站在网外的人看不出他的破绽，也感受不到他的欢喜悲伤，他寂寞地完美着。“名正言顺”这堂课让他在学生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他也的确从中感到了一种自我突破的喜悦。然而，每一个敢在公众面前疯狂，咆哮的人都是个十足的自虐狂，喜欢在欢乐的鼓点刚刚敲响之时就举起反动的大锤，把自己砸的粉碎，然后头破血流地去寻找一个更新更强的自己。
当天边最后的一道霞光悄然隐去，黑暗将一切意志不坚的生物催眠，赖方昔敏感而又坚韧的神经又在夜风中颤抖，捕捉空气中飘移的灵感，赶在黎明之前补好那张被撕得粉碎的自信之网。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名正言顺”其实只是一场徒有虚名的“标题秀”，让人心跳的除了那个自以为是的标题再无其它。
谁也无法否认一个好的标题，一个好的角色名称对于一篇文章的重要性。然而，恰恰在这个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上他没能给出答案。他兴致勃勃地给学生指了一条光明大道，而当学生准备在他的指引下走上这条大道时，他才陡然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找到这条路的入口。他总是觉得别人不够用心，连这样简单的方法都想不到，转了一圈回来才发现自己也好不到哪里，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当学生们给出的角色名都不能吸引他的眼球的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没准备好，他也给不出一个可以秒杀读者眼球，让人产生强烈阅读欲望的好名字。当他为了自己的面子，违心地说出“：“算了，算了，这取名的功夫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今天就先凑和着用吧！”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最凑和的人是他自己。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纠缠了，要不然很快就要穿帮了。
当他急急地把学生从“名正”引入到“言顺”之时，他又吃惊的发现自己的设计出现了严重的漏洞：故事情节的展开也就是他设想中的“言顺”环节与前面的“名正”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他实际交给学生的写作方法与他预想中的写作理论是不匹配的。拿一篇文章来作比喻的话，他离题了。
虽然他为自己“狡辩”说正是因为取名的时候抓住了事物的特征，所以为故事情节的展开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比如，在取名的过程中发现伐木人的脑袋是一段木头，所以给它取名“木头人”或“半木人”，然后抓住名字中的这个木作文章，引出为什么他的脑袋会变成木头，木头脑袋里长的是什么虫，啄木鸟会不会真能把这段木头里的虫啄掉等等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如果不仔细推敲，这样的表述的确会让人觉得言之有理，可是只要你静下心来就可以发现这其中没有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管那个伐木人叫什么名字，都不妨碍我们发现他的脑袋是截木头这一点，进而从中找到那些有利于拓展故事情节的点。
想到这里赖方昔感到万分沮丧，写作一直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在阅读教学已经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教学模式之时，作文教学却在理论的建构上没有丝毫的突破。公开课上老师们谈写作色变，偶尔有几个趁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上台却像病猫一样夹着尾巴草草地收场。到了非谈作文不可的时候人们还是习惯性地搬出叶圣陶等老一辈人的经验，完全没有新意可言。
卸下了校长的头衔之后，赖方昔一心想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不为别的，就为那些在作文面前苦苦挣扎的学生。别看他平时见谁都一幅欠他多还他少的鸟样，好像挺目中无人，其实他心里装的都是别人。儿子离开的时候他是真的就这样跟儿子去了，可是当自己的学生站在他面前哭着说：“从今以后我们都是你的儿子，长大了我们养你，照顾你”的时候，他嘴上虽然没说什么，心里却早已温暖的融化了。所有你能看到的都是一种假像，他无力承担太多的温情，他怕越来越多窝心的话会让他变得软弱，让他在悲伤的泥潭中无法自拔，他选择了“非常崛起”，选择了带攻击性的外衣。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地从脆弱的情感中挣脱出来。“言论自由”是他对自己的奖励更是一种惩罚。他用彻夜工作的辛劳换取自由言论的权利，又为自己不加抑制的言论支付一夜又一夜的无眠。他就在这样的循环中麻醉着自己清醒了别人。
他认认真真的梳理了自己近三十年的创作经历，想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找到一个突破口。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天他在《论语》中再次读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句话时的激动心情。这句全体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话让他联想到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常常为一个角色的名称大费周章的经历。他常常因为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标题而不得不一再压抑自己的创作冲动。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一个好的标题，就是一面大旗，它会把自己的才思引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一个平庸的名字则像一场瘟疫，让它统领下的文字死气沉沉，让人倍感郁闷，就像大夏天里出了一身汗却没法洗澡一样粘的人难受。
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终南捷径，并急急地把自己的发现与学生分享，想尽早将他们从写作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然而，当他真正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课堂教学的实践时，学生们很激动，可是他却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难道写作真的是一道无法破除的魔咒，只有少数几个有写作天赋的人才能幸免于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