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要飞
十二岁以前，我到过最远的地方，是县城，离家十里。
小小的县城在我看来，是一个万花筒，它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蠢蠢欲动，想上街，想去看小人书，哪怕只是在那水泥路上走一走，也都有一种别样的感受。
舅舅家的小书柜，把我带进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他的书很杂，我逮住什么就看什么，囫囵吞枣，缺吃少用的年代，我的营养并不太差，精神世界也比较充盈，像晨间的小草，带着露珠，水灵灵。
看电影，看戏，看小人书，它们滋养着我；卖麻皮，卖苕藤，卖鸡，我敢与城里人打交道。小小年纪的我，是要告诉世界：我想飞得更远、更高！
第一，小书柜·小书虫
母亲只要到外婆家走亲戚，我必然央求去。她很高兴地答应了，外甥爱去外婆家，说明外甥爱着外婆，这是她求之不得的。
我爱到外婆家做客，一半是冲着外婆、舅舅，另一半是冲着舅舅的小书柜，它像我常玩的磁铁，吸引着我。这个小书柜，其实是衣柜，两层，上层挂衣服、码衣服，下层散乱地堆放着书。舅舅那时才十七八岁，未婚，没多少衣服，衣柜显得不中用，所以只用了一层。他的书挺多，至少在他那个垸里是最多的，因为他是初中毕业，又在村小学当老师。加上他也爱书，爱看书，书自然就较多。他似乎不爱惜书，不喜欢整理，所以书桌上随意地扔着几本书，书屉里也能找到书，枕头下也压了本书，小书柜里的书显然从没经过收捡，能找到虫屎，也能找到蜘蛛网。
每次到了外婆家，我直奔舅舅的小房，拉开书柜，找书看。我坐在地上，不喝水，也不上厕所，外婆喊我吃东西，我嘴里说“马上来”，身体根本不动。大热天里，太阳正好透过窗户照过来，我被阳光覆盖着，身上冒汗，我竟然不知道挪位了。
母亲见我如此专注地看书，满心欢喜，说，你舅舅晓得你要来，恐怕又准备了不少书吧。看我满头是汗，就叫我躲一下太阳，见我仍然不动，她就用手绢替我揩汗。
小书柜里的书，乱七八糟，有整本的长篇小说，有杂志，有小人书，还有教科书。我不挑剔，也不嫌弃，一本接一本地看，如果特别喜欢哪本书，我就起了歹心，想据为己有，临走前，只须和舅舅说一声，这本书就归我了。
隔了一段时间，我问母亲什么时候去外婆家。她奇怪地反问我：“一不过年二不过节，怎么好去呢？哦，你是想去翻书看！”儿子的心思，母亲最懂。于是，她就选了个日子，带上我和大妹、小妹，去看望外婆了。我拉开书柜，翻找一遍后，却大失所望，还是那几十本书，我都看过不止一遍了。莫非舅舅这段时间没买书？到处找，在他枕头下找到了一本，书屉里也有。我又抱书傻看，物我两忘。没有人称我是小书虫，但是舅舅家所有的书，都被我啃咬过了。
第二，上街！上街！
我第一次上街的时间，没去打听。家里有一张我的婴儿照片，上书“七个月留念”几个字，不用问就知道我七个月大的时候，被母亲抱到县城照的这张像。
父亲一直在县城打工，天天上街，让我无比羡慕，总是央求他带我去。母亲开始好言相劝，后来发火了，说：“你老子上街是做事赚钱，又不是去玩，你以为他天天上街玩！”
父亲心软，经不住我的乞求，有时也会带我去县城。每次经过刘家巷的蔗糖厂门口时，我都要靠在工厂的破木门上不肯走，我既想吃块蔗糖，又想搞清楚他们用什么办法制出蔗糖的。记得有一回父亲给一家小商店粉刷墙壁，我不敢走远，怕迷路，怕街上的小孩打我，只好窝在小商店里，又没东西玩，才觉得这街上没乡下好玩。玻璃柜台里有许多白色瓷盘，上面放了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从没见过，这第一次看见，嘴里就流起了口水，想吃，就找父亲要。
父亲嘿嘿地笑了，用衣袖揩汗。旁边的一个叔叔替他回答我说：“这是苹果，那是桃子，好吃得很！可是你吃不成了，它们是塑料做的样品，你不能吃！”
我不相信。既然摆到柜台里了，怎么会是塑料做的。父亲转身出去，买了两只包子，才把我的嘴给堵住了。
后来，我随父亲上街的次数更多了，他有段时间一直在副食品公司修补房子，在国营食堂里打灶，到了吃饭的时间，他带我到水龙头下洗手。我平时都是在水塘或脸盆里洗手，水从不冒气泡。可这街上水龙头放出的水，总有冒气泡。我渴了，学着父亲喝自来水，倒着头，把嘴巴对准水龙头，猛喝一口，觉得饱了，又喝一口。父亲说，莫喝多了，留点肚子吃饭。
副食品公司的食堂始终飘散着诱人的饭菜香。父亲会买上一份炒肉片，我基本上只吃肉片，他基本上只吃饭。国营食堂的清汤很好吃。
我们在街上只吃这一顿中饭。早饭是在家里吃的，晚饭要回家去吃，天快黑了，太阳落山了，父亲还舍不得走，他说趁傍晚凉快把手上一点事做完了，免得拖到明天。我又困又饿，也想家了，几乎哭着求他回家。
回家的十几里夜路，很难走。父亲知道我不肯走路，特地买了几只馍和包子，讲好走到了什么地方，就让我吃一只。为了得到包子，我只有奋勇向前。到家了，我从父亲的帆布包里摸出一把枣子，分给弟弟妹妹吃，好像是我为他们买的。母亲问我中午吃了什么好菜，是在副食品公司的食堂吃的，还是在国营食堂吃的。妹妹弟弟瞪大眼睛，十分羡慕。
大约在读小学四年级后，我开始单飞了，不再跟在父亲后面当尾巴，而是约上一两个伙伴，悄悄上街。瞒了大人，因为母亲下地干活，不知道；父亲虽然在县城打工，我不去找他，他也不知道儿子上街了。
街上好玩，什么东西都得花钱。我们身上没钱，怎么办？临走，到地里掐了十几把红薯的嫩藤，用稻草捆住，带到街上卖。街上的人爱吃，两分钱一把，一会儿就卖光了，得了两三角钱，够我们两三个人一天花的了。
身上有钱，浑身是胆。第一件事就是去书摊看小人书，美美地看下去，不限时间。直到肚子饿了，才去找馆子吃东西，炒菜不敢买，就一人吃一只馍一只包子，够了。有个伙伴提议去看长江，我们就欢欢喜喜地来到江边，看到了港务局的矮房子，看到了破烂不堪的候船室，看到了停在江面上的大轮船。
我们呆呆地坐着，痴痴地看着江面上的轮船。心里想知道，这船从什么地方来，又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坐上这样的轮船。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出来询问我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在这儿坐那么久干什么。他不是把我们当作小偷，而是怕我们迷了路回不了家。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江边，往回走，寻了另一家书摊，又看上几个小时，直到书摊老板轰我们回家，我们才起身出发，路两边已经亮着的路灯下，我们的身影被投射在地上，又瘦又矮。
后来，我还和五姑结伴到街上卖鸡。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出门时天还没亮，到了街上，天才麻麻亮。五姑嘴巴厉害，敢于吆喝，别人出价太低，她死活不卖。三只鸡硬是等了两三个小时才卖掉，当然换来的钱也是五姑心满意足的。
偷偷上街的次数不敢太多，因为母亲骂我胆子太大，动不动就往街上跑。我每去一次，回家后都挨了打，我心里非常惧怕母亲。上街只不过是为了看小人书，大队代销店不是有小人书卖么？为什么不就近买呢？可哪来的钱呢？我开始动脑筋了。
代销店收购麻皮，这是一条生财之道。我带上两个妹妹，从家里阁楼上翻出一捆麻皮，放在太阳下暴晒，然后每人一把，用棒槌使劲敲打，打掉麻皮身上黑褐色的皮肤，就露出了较白的麻丝，麻丝可以卖钱。我们兴奋地拿到代销店卖，第一次就赚了两角钱。哇，这么多钱怎么用？我作主买了两本小人书，余钱买了麻花和蔗糖，兄妹几个高高兴兴，比过年还开心。这次商品交易让我尝到了甜头，乡下到处有黄金，只要肯动脑肯吃苦，许多东西都可以拿来换钱。何况我还有妹妹弟弟作帮手，有活儿大家干，有钱大家用，有好东西一起分享。
上了那么多次街，我对县城始终怀有敬畏之心。它没有很多高房子，却有很多花花绿绿的商品，尤其有新华书店和书摊，仅这点就足以让我敬仰它。县城不大，几横几竖的几条街，街上也不干净，我每次回家后发现双脚全是黑泥巴，好像在汽油里浸泡过，特别难受，特别难洗。
上街的心情既激动又恐慌。乡下孩子进城见世面，心里没法不激动，天生的胆怯、自卑，又让心里无缘无故地恐慌。生怕街上人骂我是乡下伢，甚至认出我是乡里来的，从而看不起我。记得有一回在电影院门口，一个操外地口音的男人表演魔术，让他儿子躺在长凳上，一块黄布盖着儿子脖子，父亲操起一把菜刀，从黄布上切下去，顿时马路上血迹斑斑。他儿子也装作死了。当时，从他们身边走过的街上人都嘲笑说，骗人的鬼把戏！没一个街上人驻足观赏，更没有谁扔下一个硬币，只有我这个乡下孩子从头到尾都在当热心观众，当这个男人端起饭碗索要钱币时，我却低下了头。不是我小气，实在是身上没一个子儿。第一次观看街头魔术，居然是免费的，而且除了我，再没有第二个观众。这几乎是专场演出了。
第三，看电影，看戏
县里的电影放映队每年总要到泉塘大队来放上几场电影，时间不固定，想来就来了。有时，人们议论好久没看电影了，他偏不来；有时，把他忘了，他偏来。
泉塘大队有八个垸子，都想把电影拉到自家垸里放。大队书记手握决定权，最头最尾的几个垸子肯定不行，太偏远，要人跑很多冤枉路。位置适中的垸子正合适，我们垸正处于中心位置，自然是首选，一年的电影有三分之二是到我们垸放，地点就在塘坝上。这里地势开阔、平坦，可以容纳千把人观看电影。
这电影队的设备可不少，要派人去拉。一般到魏垸大队拉，它总比我们大队提前一天放映。拉回来的家伙装了一板车，有发电机、放映机、银幕等。通常存放在离塘坝最近的一户人家，放映员也吃住在这家。我们最喜欢上这家玩，趁放映员睡午觉时，就在机器上摸几把。几只槟铁箱子里装的是片子，后来才知道叫拷贝。我们对它最感兴趣，箱子外面印了片名。这片名带给我们无穷的遐想，它是打仗的片子，还是唱戏的片子？
趁人不备，我们打开箱子，想搬出里头的片子看个究竟。看到的是车轮一样的圆盘，上面缠绕着片子（胶片），散发出橡胶的味道，很刺鼻。就是这长长的片子，竟然能在白色的银幕上投射出人物、房子和汽车。太神奇了！
那时来放映的电影，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打仗的片子，不是打日本鬼子就是打国民党军队，我们最爱看；另一种是戏剧片，像黄梅戏《天仙配》、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奶奶、母亲那一辈的人喜欢。这放映员挺细心，每晚各放一场，照顾到男女老少的口味。
一到傍晚，就有人忙碌起来了，塘坝正前方竖起了两根大树杠，银幕和扩音器就挂在树杠上。这树杠，死了人，用它抬棺材；放电影，用它挂银幕。塘坝的中心位置，放了一张桌子，放映机就架在桌上，几只槟铁箱子塞在桌底下。
放映机的位置，就是我们孩子争夺的黄金地段，寸土寸金。这儿是看电影的最佳地点，不偏不倚，不远不近，与放映员近距离接触，可以清晰地看见放映机在转动，可以清楚地听见转动时的声音。所以，放映机的附近，常被长条凳、竹椅甚至是竹床占领，塞得满满的，为了**大的一点位置，几个孩子可以抱在地上打架，即使头破血流，也寸土不让。为了守住阵地，晚饭也不敢回家去吃，让大人送到塘坝上，甚至不吃饭，用一只八方瓜代替。
天一黑下来，塘坝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其他垸子的人，拎着竹椅，扛着长凳，往我们垸的塘坝上走。那时我们特别荣耀，为自己生在白果树下垸而骄傲。几乎每次放电影，总有年轻人吵嘴或打架。看电影时心情特别轻松，容易激动，年轻人喜欢表现和吹嘘，不甘示弱，动不动就骂人打架，但是旁边那么多老人、中年人是不会容忍的，一顿喝斥，也就骂骂而已，不会打得死去活来。
电影放完了，仍有人坐着不肯走，询问下一次放映的时间和片名，更多的人陆续撤离，泥巴路上响起轻快的脚步声，人们快活地议论片中的某个人物某个情节。不管是什么片子，乡下人都能看懂，而且有自己独到的影评。
也有电影放到一半或只放了一场时，突然下起了大雨。带了伞的人就撑伞，没带伞的躲到屋檐下。雨越下越大，实在不能放了，大队干部就和放映员商量明晚重放。围观的人确信消息可靠，才放心地冒雨回家。
成功垸、山下垸和四口塘垸也曾被作为放映地点，我也扛着长凳，约了几个好伙伴去看。父亲和母亲总是在电影放了好久后才赶来，到处找我，我又不敢大声喊叫，他们不是看电影，是在找人。是怕我散场后走失，或者和别的孩子打起来了。母亲说，成功垸、山下垸的孩子特别野，爱打架。母亲在人群中找到我后，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站着，一会儿看银幕，一会儿看看我，她哪里是看电影！
小时候看电影，最难忘的是两次。
一次是到八九里外的槐家垸看电影。那是一个暑假的夜晚，垸里几个年轻人打听到槐家垸放电影，就决定赶过去。我求他们带上我，他们不肯，怕受我母亲责怪。直到我母亲同意了，我才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九里多夜路，快到槐家垸时，看到前方夜幕下出现了豆大的光亮，心中一喜，知道那就是在放电影了。大家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几乎是一路小跑，越近，越能听见扩音器的声音，越能看到银幕上晃动的人物。哇，居然是我们从没看过的电影。
来到人群附近，发现人太多了，观看电影的有利位置全被占去了。我们几个外来人显然引起了这个垸的注意，有人说，你们来晚了，已经放过了一场，第二场电影也放了十几分钟。还有人问，你们是哪个垸的，怎么这样喜欢电影。居然有个十几岁的孩子气鼓鼓地说，不准你们看，你们又不是我垸的人。
赶了九里多夜路，又累又困，见了电影，全忘了，只知道兴奋，睁大双眼，死盯银幕，生怕漏过一秒钟。不一会儿，这场电影放完了，这个垸的人走几步路就可以上床睡了，而我们脚下还有九里多夜路。
我随了那几位大哥哥，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天上没有月光，手里没有电筒，完全凭感觉，边走边问，没错吧，可不要走错路了。万一走错了，天亮还到不了家……
才走了二十多分钟，我的瞌睡来了，不想走了，恨不得躺在路上或地里睡觉。那几个哥哥和我大声说话，轮番捉住我的手，怕我睡着了摔倒。我几乎是被他们一路拖着走，我也是半醒半梦，瞌睡来时，就闭上眼，双腿居然也能抬起来迈出去，高一脚低一脚，歪歪斜斜。直到被绊倒，或者撞到路边树上，才惊出一身冷汗，醒了，赶紧抢着走几步。
到家后，母亲说，你是跑到外国看电影去了吧，天都快亮了。但是接下来一次看电影，是淋了雨回来，更辛苦。
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学校派一个老师带队，带我们到县城的电影院看《闪闪的红星》。我们是提前一个多小时到达的。进场时，天就快黑了，起了大风，似乎要下雨。有的同学说：“我带了塑料纸，不怕下雨。”我什么都没带。
电影很精彩，让我忘记这是在县城，是在电影院；让我忘记了父母亲和弟弟妹妹，忘记自己还要回家。散场后，走出电影院，就惊呆了。外面风雨交加，昏黄的街灯像几只鬼火，街上没有行人，白天热闹无比、十分可爱的县城，怎么一下雨就变成了鬼城？
老师果断地说，带了塑料纸的，披在肩上；没带的，脱下衣服搭在头上，一个跟着一个走，别摔倒，快点儿回家。
谁都只想回家。又是下雨，又是刮风，越是想家；又是黑夜，又是在陌生的县城，越是觉得自己家才最亲切。我们冲进了雨幕，那雨滴连成线，像一颗颗子弹，打得我们浑身发疼，有的同学还被击倒在地。老师说，电影里的潘冬子连子弹、砍刀都不怕，你们还怕风雨？要向他学习。于是，大家胆子大了起来，赤着脚，歪歪斜斜迭迭撞撞地回到家里，全身上下已找不到一点儿干的地方。
除了电影，农村文化生活还剩下一个主角，就是戏曲。有黄梅戏、楚剧和文曲戏。这文曲戏是武穴独一无二的剧种，我母亲最爱，最崇拜的是县文曲戏剧团的戴艳芳，最喜欢她演的《苏文表借衣》。
母亲爱看戏，也会唱上几句。农村只有在过年时，才会请剧团来唱几本戏。我看不懂，天冷，风大，坐不住。母亲却不怕冷，只要听说附近哪个垸唱戏，她就邀人去看，我也和大妹、小妹跟着去赶热闹。她专心看戏时，我们就吵闹，说肚子饿了，她烦了，给两角钱让我们去买麻花吃。戏台外，总有很多小货担，卖瓜子的，卖甘蔗的，卖麻花的，围围总是簇拥着一大堆孩子。在我们孩子眼里，这些货担才是戏台，才是唱戏的人。
母亲有两件和戏有关的故事，让我难忘。
一件是看戏的路上被队长给拦了回来。那是过年前的一个下午，父亲提前几天就买了四张黄梅戏《天仙配》的票，母亲约了另外三个好姐妹，穿戴一新，抄小路，偷偷出发了。她们不敢走大路，是怕让人看见。结果，走到半路上，被队长追上了，不准去，理由是下午队里要挑塘泥，这三个女劳力一走，谁来干活儿？
我母亲再三解释，戏票是几天前就买了的，不看吧，浪费了。队长不管，只强调下午没人挑塘泥，其他男劳力有意见。我母亲说，现在就回去挑，每人挑十担塘泥，再转头去看电影，总该可以了吧？队长同意了。这四个可怜的女人，回家换上破旧衣服，每人挑了十担塘泥，往返五六十里，累得东倒西歪，浑身上下臭烘烘。她们强打精神，回家洗澡，换上新衣服，约在一起，忍着劳累，几乎是一口气跑到了县城，在开锣前赶到了剧场。
此后，只要提起这场黄梅戏，母亲就十分激动，骂那个队长，叹息女人命苦。我后来也明白了，不是队长狠心，也不是女人命苦，是那个年代文化生活太贫乏，别说农村，就连县城都不是天天有戏看。
另一件是在剧团看文曲戏《苏文表借衣》。父亲、母亲带着我，还邀请了舅舅，一起去观看。
这是我第一次在剧团的排练厅看戏。进场后，我们坐在楼上。父亲只买了三张戏票，我和舅舅挤一个位置。这时，来了一个人查票。母亲眼尖，怕他将舅舅清走，叫我蹲下来，舅舅转身，用身体遮住我。但是，他的这个举动太异常了，也不太高明，自然也就没有瞒过那人。他坚持三张票只能供三个人看，现在却有四个人，必须出去一个。
双方相持不下。母亲忿忿不平地说，这不就是一个几岁的小伢，为什么不可以免票？那个人不予理睬。父亲起身，准备出去。舅舅将他按下，站起来，对那个人说，我不看了，回家。
舅舅走了。那个人放过我们，继续往前查票。这时，戏已经开演了，母亲最崇拜的武穴名伶戴艳芳款款走上舞台。
可是，母亲双眼并没有落在戴艳芳身上，而是转头往后张望，那是舅舅刚才离去的地方。我不知道她望什么。舅舅不是走了么？不是回家了么？
“姐，我进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压得很低。
我抬头一看，是舅舅。原来他并没走，藏在了楼外走廊上，等那个查票的人下楼了，他才偷偷溜进来。舅舅坐在我的位置上，我则往里换到和父亲挤在一起，母亲有意将身体前倾，这样，即使站在过道上往这边看，也看不出有夹座的。舅舅神色慌张，不时转头四处张望，时刻提防有人进来。我也无心看戏，比他更恐慌，担心他再次被赶走。大人毕竟是大人，一会儿就将这个不愉快忘记了，随着剧情推进，要么扼腕叹息，要么仰天大笑。
散场后，我们乘着月色，一路走着，谈论戴艳芳，谈论苏文表。戴艳芳不是一个女演员吗？剧中主人公苏文表却是个男的，女演员难道可以演男人？我只能听他们兴奋议论。我完全没看进去，看不懂。
多少年过去了，母亲仍然保持着看戏的爱好。她不挑剔，什么戏都爱看。当她一个人坐着做鞋时，会情不自禁地哼上几句“三伯歌”，不知是从哪儿学来的，也不知是黄梅调，还是楚剧。
当我们挨她坐着，准备认真聆听时，她却笑了，不唱了，有点儿害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