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张太雷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张太雷被派往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因时间紧迫，来不及回家告别，他只好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家信寄给妻子陆静华，他把对母亲和爱妻的思念之情、对革命的抱负和对今后的期望，全都在这封信中倾诉出来。信中说：“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这“高深学问”自然是指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到苏俄去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在当时反动政府统治之下，这些革命工作都是秘密的，不能在信中明说，张太雷只好含糊其辞，让妻子去领悟。张太雷知道正直善良的母亲和妻子是最蔑视那些吃喝嫖赌娶妾做坏事的富人子弟，认为从这个问题说起，他们要容易理解些，所以张太雷在信中说：“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你也看见多少做官发财的人们多嫖赌娶妾，惟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又可以保持我清洁的身体、高尚的道德。不至于像那些做官的发财的人一样嫖赌娶妾做坏事。”信中的这些话，充分说明了他干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要做一个有高深学问和高尚道德的人。他在信中充满深情地说：“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啊！”张太雷对母亲十分孝顺，在信中特别关照妻子要妥善安排好家庭的经济生活，“母亲年老应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你可劝劝母亲说不要过省。不然我在外如何安心呢？”“我们现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这封家信，充满了一个革命者对亲人的真挚感情。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怀着对祖国、对亲人的深深眷恋，毅然踏上了前途莫测的艰险征程，去谋将来的永远幸福。这封家信，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广州惊雷
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斗争大旗的又一次伟大起义。张太雷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
1927年11月底，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天空下着小雨，张太雷打扮成一个洋行的职员模样，由海员工会秘书长陪同登上停泊在广州沙面河上的一艘邮船，向里面坐得满满的20多位广州各工会的负责人含笑致意，开始了他的讲话：“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决定，在广州举行一次工农兵大暴动。”“暴动可是件大事情，一点也不能粗心大意，要作好准备，才能动手。”在张太雷的部署下，一支由3000多人参加的工人赤卫队组建起来了，按行业成立了七个联队、两个敢死队、消息队和汽车队，每个联队下设大队、中队、小队，由周文雍任总指挥。由于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工人赤卫队不能公开训练，只能在房子里院子里练兵，学习作战基本知识和武器使用方法，大家练得十分认真。
举行起义，光有工人赤卫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军队作骨干力量。张太雷在广东省委工作时，一直注意和争取的部队是粤系张发奎的军官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这几支队伍里有一批共产党员，多数担任班、排、连长，士兵中大部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革命青年。11月底，张太雷在一处地下联络站，召集教导团、警卫团、特务营的党员、骨干开会，研究起义的准备工作。张太雷说：现在桂系军阀在梧州集结，准备攻打广州。粤系将领张发奎把兵力开赴肇庆、梧州迎击，广州市内敌军兵力薄弱，正是举行起义的好时机，党中央同意拟在12月12日举行起义。张太雷要大家立即作好准备，按时到指定地点集合。
不料，共产党要武装起义的消息被敌人得知。张发奎下令全城戒严，进行户口大检查，还准备对其所属的教导团收缴军械。形势发生剧变。为了争取战机，张太雷在紧急召开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议上果断决定，起义时间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举行。规定起义时举铁锤镰刀红旗，佩红领带，行动口令为“暴动”，特别口令是“夺取政权”。凌晨2时，张太雷、恽代英、叶挺等来到教导团驻地，起义的全团官兵已经列队欢迎。张太雷、恽代英作简短讲话，说明起义的目标是解除反动派在广州的武装，建立工农兵民主政府。总指挥叶挺下达各营、连的战斗任务，全体官兵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摘了下来扔在地上，再戴好帽子、系好红领带。 3时半，只听得“轰、轰、轰”三声炮响，一排信号枪声响起，广州起义开始了。起义官兵都按分配的任务投入战斗，经过3个半小时的奋战，起义军攻下了公安局、省政府、财政厅、沙河炮兵团、广九车站、观音山等10多个据点，只剩下敌第四军司令部、军械处、12师师部等六七处阵地还在争夺中。起义军控制了大部分市区，初战告捷。11日上午，红日高照广州城，红旗插遍广州大地，人们欢庆起义胜利。
11日下午，敌兵匆忙调回，反攻争夺观音山据点，但始终被起义军牢牢控制着。12日上午，敌第四军司令部和军械处两处又被起义军攻下，形势又有好转。张太雷决定中午仍在西瓜园广场召开群众大会。
11时左右，各界人民群众上万人，参加“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周文雍宣布开会，恽代英宣布广州工农兵民主政府领导人名单，张太雷以代主席的身份讲话。他首先宣布“1927年12月11日上午6时，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接着他又说道：“到今天上午，市里敌人据点，差不多全被起义军占领了，代表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利益的国民党广州政府被推翻了，工农兵自己掌握了政权，人民可以当家做主了。”正当大会开得红红火火，热热烈烈，张太雷突然接到报告，珠江南岸的一股敌军渡过珠江，从东郊进攻大北门；另一路敌军攻占了观音山，正向起义军总指挥部进犯，情况危急。张太雷决定马上散会，疏散群众，各人分工去各个战斗点指挥反击，他自己则到大北门察看敌情、督促战斗。当汽车开到大北直街时，隐蔽埋伏的敌人对汽车开枪射击，张太雷的右臂、左膀和胸口各中一弹，当即英勇牺牲，年仅29岁。
编者的话
张太雷是“常州三杰”之一，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留给我们后人许多宝贵的财富。今天的人们也在奋斗、也在拼搏，但不一定要冒着流血的危险，张太雷的精神告诉我们，我们更应该为需要的人多奉献一点。
4.为信仰而献身的革命家——方志敏
方志敏（1899—1935年），江西省弋阳县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方志敏领导弋横暴动，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他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根据地。
北伐战争时期，方志敏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等职。曾深入南昌近郊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领导农民协助北伐军攻克南昌城。1926年底，领导弋阳九区农会举行“漆工镇暴动”，占领镇派出所，缴两条半枪，被称为“两条半枪闹革命”。
1928年1月，方志敏任弋阳、横峰等五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弋横起义总指挥，领导了著名的弋横起义，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十四团一营一连。他领导这支部队，转战在磨盘山区，开展游击战，打退敌人4次围攻。1929年8月，这支部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红军独立团（翌年改称红军江西独立第一团），并创建了信江苏区。10月，方志敏任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兼任信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以井冈山红军为榜样，在连队设士兵委员会，建立党支部。4月，方志敏率部向苏区外出击，连续奔袭乐平秧坂、东取德兴城、南克铅山河口镇、智取景德镇、急袭弋阳城等战斗，巩固扩大了信江苏区。7月，部队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
这时，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赣东北苏区的推行，红10军调向赣北出击，方志敏被撤销军委主席职务。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率地方红军赤卫队出其不意攻克河口，稳定了赣东北的局势。11月，领导返回苏区的红十军出击珠山桥。又以奇袭、伏击战术，在上饶、河口、弋阳七星尖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赣东北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3月，方志敏任赣东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兼红十军政委，率部向贵溪方向行动，在上饶、贵溪和余江边境，给予敌人重创。接着，率红十军进军闽北，连续攻下长涧源、新阳、赤石街等地，给国民党军第三十二旅多次打击。回师赣东北后，组织葛源保卫战，依靠何家坝有利地形，将进攻之敌拦头截尾，隔成数段，分别包围，全歼敌第九师，粉碎国民党军对赣东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由于方志敏等坚决反对“左”倾路线在作战中的硬碰硬方针，同年7月，被剥夺军事指挥权，致使赣东北红十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苏区大部丧失。但方志敏的斗争和赣东北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在毛泽东同志11月7日主持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荣获红旗章一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2年7月，由于方志敏等坚决与贯彻“左”倾错误者进行斗争，获得继续指挥红十军的权力。他以“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战术，击败敌第七十九师的进攻。随后，率主力二进闽北，攻下赤石、新村等地。1933年1月，红十军被中共临时中央局调往中央苏区作战。方志敏又以闽浙赣省赤色警卫师为基础，组成新红十军。并率部在闽浙赣3省更大范围内机动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翌年1月，方志敏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毛泽东曾赞扬说：“赣东北的同志也有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七军团）到达闽浙赣苏区，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继续北上，执行调动敌人，减轻中央苏区压力，开辟新区的重任。由于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十军团一开始就处于极端险恶的境地之中。方志敏不畏强敌，沿途不断打击敌人。12月中旬，部队在谭家桥一带遇敌重兵围攻。方志敏指挥部队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部队伤亡也很大，不利再战。他指挥部队乘夜撤退。
1935年1月，他率红十军团撤回赣东北途中，在怀玉山遭7倍之敌围困。他率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主力部队而毅然复入重围。当他找到只剩2000余人的部队时，已被敌14个团的兵力包围在纵横不到15里的狭小地区。他率部浴血奋战，实施多种突围方案，均未成功。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由于叛徒出卖，方志敏于1月29日，在怀山陇首村附近的密林中被俘。
入狱后，方志敏先后被关押在陇首、玉山、上饶、南昌等地。他抱定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决心，在狱中写下这样一首诗：
敌人只能砍下我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的信仰！
因为我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十分情愿的啊！
2月6日，方志敏被反动派押在装甲车上在南昌城游行示众。他挺立在四周插满刺刀的囚笼里，对路两旁的群众，微笑着抱拳致意。接着，反动派在豫章公园举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一位美国记者记载了当时所见到的情景：“戴着脚镣手铐站立在铁甲车上的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感到无限敬仰。周围由大队兵马森严戒备着。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默默无声，即蒋介石参谋部之军官亦莫不如此。观众之静默，适证明观众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表示无限之尊敬及同情。”而方志敏则抓住时机，对被反动派逼观的几千群众大声宣讲革命道理，吓得反动派目瞪口呆，急忙把方志敏塞进铁甲车带走，不敢再来第二次。
方志敏严词痛斥国民党驻赣绥靖主任顾祝同和江西省府要员的劝降，忍受着狱中的残酷折磨和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连敌人的报纸和中央社也不得不承认：“方志敏反对一切提议，态度非常强硬，看出他至死不会动摇的。关于红军现状的一切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方志敏拖着患有严重肺病与痔疮的病体，在最后的6个月时间里利用敌人要求他写供词的纸笔，写下了《可爱中国》、《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给党中央的信》、《遗信》、《狱中纪实》等20余万字的著述。实践了“我能舍弃一切，但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他们工作一天”的誓言。
1935年8月6日清晨，方志敏于南昌市下沙窝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时年36岁。
编者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