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回：即颜回，字子渊。孔子的得意弟子，不幸早死。
本篇的主旋律就是“为政以德”。为政以德除了要求为政者自身要有德，还要求为政者会用德，具备对德行进行认识和辨别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知人，进而安民，形成完备的政治体系。
按下来的几章都是在讲“用德”“识德”的话题。
孔子说：“我给颜回讲学一整天，他始终没有提反对意见，就好像愚笨的人那样。我事后考察他私下里的言行，发现他完全能够理解并发挥我的看法，颜回并不愚笨啊！”
学习时当面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完全听明白了，对老师所讲有着深刻的理解与认同；第二种情况：听得并不十分明白，认为自己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第三种情况：自认为听明白了，但心中完全不认同老师的观点，但出于谄媚或其他原因，并不当面提出反对意见。
所以，仅凭当面的表现很难识判一个人的心机所在，关键还要看他“背后”在做些什么。颜回则是“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下课后，他还在默默思索老师讲课的内容，对老师讲课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还能够进一步阐发。这样看，颜回当属第一种情况。
孔子表面上是在评论颜回对自己讲课内容的态度，实际上包含了很深刻的寓意。执政者、民众对政令的态度同样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真正的听明白者、认同者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将政令落实到位。并且举一反三，实施更加务实、高效、细化的操作措施。这种人非但不愚，实在是极为聪慧。
第二种情况：听得并不十分明白，但通晓臣道者，会不打折扣地执行政令。仅知其一，不知其二，遇到具体情况很难变通，这种执行政令的方式会留下隐患。
第三种情况：自认为听明白，但心中完全不认同者最可怕。当面并不提出反对意见，但背后亦决不行动，政令不通是为政的大忌。
对为政者来说，尤其需要“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这样的执政者。
2.10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本章孔子继续谈论考察人的方法，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谓视中也”句子相近，可以对读。
视、观、察：皆有“看”的意义，但程度不同。
所以：所从事事情的出发点。以，凭借，指动机、原因、因由。
所由：以前做过的事情，所从由的道路、途径。《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用法，如《学而》中“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雍也》中“行不由径”“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泰伯》中“民可使由之”等。
所安：乐于做、安心做的事情。《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人有自己奋斗的目标和方向，才可以做到定、静、安。人安于何事，很能反映一个人的胸怀和境界。
焉廋：哪里隐藏。焉，何、怎么、哪里。廋，隐藏、掩盖。
从做事情的动机、路径、安心之处立体地观照一个人，这个人的真正面目就可以看清了。
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为政者要有德，还要识德，以德作为衡量人、评判人的标准。前两章节从方法、路径上明达识于德。这里继续讲为政者要有哪些德，重点来认识哪些德。美德的要求寓含着为政者将要采取的行动倾向。美德的首要要求就是“温故而知新”，善于总结和传承，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应用，济古维今，继往开来。
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温故而知新”者。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博古通今而有远见，就是以《尚书》教化的结果。孔子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原因在于他总结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先王之道”，并把这些经验融入自己的理论之中，形成了他个人系统、完备的思想主张。在传承了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孔子对历史与现实中的政治问题、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思考，从现实社会出发，以礼和仁为中心，建构起儒家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使命，成为一名真正的“师”者。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放在《为政》篇，意味着儒家对为政者还有一项重要的“职业形象”要求：“为人师表”。为政者不仅是权力的掌握者，更是德、行的示范者。可以为师，便可以为政、为官。
“温故而知新”还寓意着政策要有延续性，不因为换领导而盲目地换政策，为政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12
子曰：“君子不器。”
器：本义是器皿、器具，这里是有能力、才能的意思。
“君子不器”，难道是说君子不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和才华吗？若是无才如何为政？
这其中蕴含着一个很深的道理。器如“耳、目、鼻、口”，各有所用，但是不能相通，“心”才是一身之主。是以耳目来引导心志，还是以心志来引导耳目，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孔子认为：
君子以心导耳目，立义以为勇；小人以耳目导心，不逊以为勇。
以心顺导耳目，凭良心做事情，就会齐庄中正。因为中正，以此来“立义、正义、行义”，以此以为勇。小人以耳目导心，声色美味，见之欲取，心被耳目掌控，明明是不逊、骄纵、蛮横，还自以为勇。
同样的道理，若是将器理解为做具体事情的能力，不是说这种能力不重要，而是说在使用这种能力时要明确一个根本，即要有着向善利人、讲求仁义的美德。这样，能力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导向，真正地具有意义，长久，不偏离。这个根本也可名之曰“道”。所以，古人云“道器不二”，道以“无”的方式使器有用、中用。道以器为托身，器要追随道，做人要以做事为依托，做事首要遵循做人应有的美德。此乃“君子不器”，因为“不器”，方成“大器”。
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类似的说法有很多。《礼记·学记》云：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大德之人不拘于一官之任，懂得大道理的人不局限于一定的用处，最讲诚信的人不必靠立约来约束，天时与天机并非一成不变。能懂得这四种道理，就能立志于根本。
需要注意的是，据《易传》，孔子还说“君子藏器于身”，二者结合起来就容易理解了。“君子不器”的本质在于讲求“道器合一”，不拘于一定的用处，但是干一行爱一行，且能干好一行，这才是真正的君子，真正的“君子不器”。
2.13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本章的核心是“知行合一、言行一致”。
想说什么的时候，最好先去做，然后再说出来。
子贡问君子，孔子这般回答。子贡在孔门弟子中以“言语”见长，曾经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战胜千军万马，保存了鲁国的实力，搅乱齐国内政，攻破吴国，使晋国更加强大，越国称霸一方。
孔子知道子贡言语能力了得，所以特意告诫他“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应该多做少说，不讲空话，多做实事，言行一致。夫子因材施教就是如此。
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完备、普遍、周流广阔，也可引申为团结。《左传》记载，晏子曰：“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
比：因利益相同而暂时勾结。
世上的事物两两相对，其间的关系贵在相济，需要以“周流广阔”之心来对待，如同“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无私，不生分别心，才可“周”。此乃“君子周而不比”，也是“君子不党”，也可以理解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小人反之，因为有私心，在高处有了对低的贬低，在远处有了对近的相轻，在富贵处有了对贫贱者的欺凌，于是就有了小帮派、小圈子。这就是“小人比而不周”。
为政一方，自然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罔：迷惘，蒙蔽。
殆：疑惑，思维枯竭。
学而不思就如“滚滚长江东逝水”，只有经历，没有成果的转化，结果是无所得，没有起到“学”应该起到的作用，自然就迷惘，有被蒙蔽之感。
朱熹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习就是那源头活水，思而不学恰似“没有源头活水来”。只是苦思冥想，而没有了源头活水，自然会疑惑。贵在学思并重，学思结合，洞察事物的本质与真相，提升认知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为政者重要的素养要求。
2.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学思并重，利于洞察事物的本质与真相，提升认知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因为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与真相，自然可以辨出何是“正学”，何是“异端”。
儒家学说是“修己安人”之学，关注“济世安民”之道，常以大部分人能知能行的言谈举止来示人，其中“六经”是早期儒家的主要“教材”。孔子“攻”的是“索隐行怪”（标新立异）、“言伪而辩”（言论错误而雄辩）、“记丑而博”（记述非义的事物且十分博杂）之类的异端。
关于“攻”，传统上有两种解释。
其一：攻击。如《论语·先进》：“小子鸣鼓而攻之”；《论语·颜渊》：“攻其恶，勿攻人之恶”。两者都应当解为“攻击”。
其二：与“功”通，攻读、研究。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作“功”。
不要在攻读异端上用力，但若是理解为专门在攻击异端上下劲，恐怕也不是夫子本意。所以，《孔子家语·执辔》篇中子夏所言“易理”“《山书》”之类，子贡评论其为“微则微矣，然则非治世之待也”。子贡认为这些内容有几分微妙，但并不是治理社会所需要的。孔子则说“然，各其所能”，只不过是各自彰显各自的能力罢了，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这表明了孔子的态度：从容中道。
如钱穆先生所言：“后世以攻异端为正学……尤当警惕。”所谓的“辨伪学”就是以“攻异端为正学”的典型代表。所以，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两个极端都很危险，贻害无穷。
2.17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姓仲，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孔子弟子，比孔子小九岁。在孔子弟子中，子路喜强好勇，性情率真直爽，是孔子喜爱的弟子之一。
不在攻读异端上用力，也不专门在攻击异端上下劲，而将力量放在真知的求索与践行之上。何为真知？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贵在实事求是，这才是真正的聪明智慧！为政者更是应该如此，只有这样，才能虚心学习，不耻下问，持续进步，获取真知。
识判真知的最高境界莫过于“了解自己知道什么，也了解自己不知道什么”。
2.18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孔子弟子。他似乎热衷于从政，古籍记载他多次向孔子问政。如《论语·公冶长》记有子张谈论“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的事情，《论语·尧曰》记有子张问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的问题，《孔子家语》更有《入官》篇，专记子张问孔子为官之道，孔子告之，子张遂记录整理孔子之言而成该篇。
干禄：求取禄位。
阙疑：存疑。
寡尤：减少过失。尤，错误、过失。
阙殆：与“阙疑”对称，亦存疑之意。
寡悔：减少后悔。
上一章讲到对待“知”的态度，这一章接着讲到对待“行”的态度，如此才可知行合一。
求取禄位也是为政的一种途径。孔子教育子张应该多听、多看，谨言慎行。多听听，保留有疑问的地方，其余有把握的问题，慎重地进行谈论，就会减少错误。多看看，保留有疑问的地方，其余有把握的事情，慎重地去做，就会减少追悔。说话减少错误，做事减少追悔，官位俸禄就在这里面了。
“多闻多见”的目的在于博学，“存疑阙殆”就是求真切问，“慎言慎行”是敦厚崇礼，“言寡尤，行寡悔”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因为“用中”，自然“中用”，这就是“禄在其中矣”。
2.19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春秋末年的鲁国国君。定公之子，名蒋，“哀”为其谥号。
举直错诸枉：提拔正直的人，置放在邪恶的人之上。举，举用、任用、提拔。直，正直，这里指正直的人。错，放置、置放。枉，邪恶，指邪恶的人。
将“道器不二”“学思并重”“知行合一”这些为政的道理讲清楚，接着孔子将重点转到政治体系中最高决策者的职责之上。最高决策者贵在任贤使能，树立导向，以直压枉，以正压邪，顺应民心，只有这样，才能治国服人。
所以当鲁哀公问道：“怎样做才能使百姓信从？”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将其置放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信从了；如果提拔邪曲的人，将其置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信从。”
2.20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鲁哀公时的正卿季孙肥，“康”为其谥号。
为政就是教化。在上位者熏然慈仁，教化就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当季康子问到如何让民众实现他的要求时，孔子的回答是每一点都要从自身出发。
如何使民敬？贵在“临之以庄”。自己严谨持重才能赢得百姓的敬重。
如何使民忠？贵在“孝慈”。看到在上位者孝敬父母，百姓就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如何尊上敬长；看到在上位者慈爱百姓，百姓就知道如何友爱他人。由此，自然在工作岗位上尽到忠心，安居乐业。
如何使民劝？劝就是彼此之间互相劝勉，以求上进。上位者树立起榜样，教化所不及者，在比、学、赶、帮的氛围中，民众自然会彼此劝勉，风清气正。
2.21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为官一任，主政一方，自然是参与为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真正令政治有序、有效进行，并使民众产生强烈共鸣的为政，或许还是将最热切的视线投放到平凡的日常生活，并对此持有正确态度和价值取向吧！
所以，关于为政，孔子赋予它一个更为宽广的概念：行于天地生活间。孔子眼中的为政，不再是专注政治治理本身，不局限于权力的象征与运用，它实实在在地关乎衣、食、住、行，关乎人情往来的集聚，关乎如何和谐共处于同一屋檐下。日常生活永远都是主场，百姓永远都是主角。最为基本生活之道莫出于孝亲，莫出乎友情。亲亲为大，四海之内皆兄弟，引导并推广此种风化，功莫大焉。如果这不是为政，那什么是为政呢？这是为政的根基，亦是为政中的王者。
这里，孔子强调为政之道在于使民孝悌，培育人的“爱”与“敬”，在孔子看来，这是为政的根本。因此，当有人对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呢？”孔子说：“《尚书》中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将这种风气影响到卿相大臣。’这也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得上参与政治呢？”
2.22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大车无：牛车没有。大车，牛车。牛车辕前横木两端的木销。牛车没有木销，则横木不能连接，如此就无法套牛行进。
小车无：马车没有。小车，马车。马车辕前横木两端的木销。马车没有木销，则横木不能连接，如此就无法套马行进。
为政之道贵在“礼可守，言可覆，迹可履”。行动，行动，还是行动。反之，絮叨再多的为政之道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孔子用驾车作比喻，说明“信”的重要性。孔子认为：“人如果没有信誉，真不知道他在社会上如何立足。这就好像牛车没有，马车没有，它凭什么行走呢？”
这不仅是对为政的要求，更是对每一位社会成员的要求。各遵其道，各守其信，社会、政治这辆大车方可安然前行。
2.23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张请教孔子道：“以后十代的礼仪制度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殷商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减少和增加的内容，都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商的礼仪制度，所减少和增加的内容，也都可以知道。假如有继周朝而立的，即使再过一百个朝代，其所减少和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
这一章看似在谈论礼，其实也是在谈论古往今来。用古往以知今，以今便可以预知未来。孔子认为，每个时代都有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世事变迁，礼法自有损益。但是，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只要人们生活在一起，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关怀与和谐，就离不开君臣上下等的礼法纲常。在本质上，孔子谈论了“变”与“不变”的关系，在他看来，礼仪的枝节虽每代有变，但其实质内容永远不会变。
事实也是如此，孔子生活的时代距今已2500多年，《礼》书中反复强调的“毋不敬”“中正无邪礼之质”“辞让之心礼之端”，仍是要好好奉行。
2.24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仁鬼神也。”在周代，冬至祭天称“郊”，夏至祭地称“社”。郊社之礼是天子祭祀天地的国家大典。古人“以祀礼教敬”，通过祭祀天地，彰表仁爱、感念天地鬼神之心，引导民众敬畏天地，勿忘本初。明达天地之位，自然应该思考人在天地间的位置，进而知其所止。问题是，祭有当祭与不当祭之分。若是不当祭而祭，非其鬼而祭，不当尊而尊之，不当为而为之，祭祀的目的和意义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可能是另有所图，心生谄媚，而谄媚很容易与仁慈混淆。这就是“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见义不为，无勇也：《中庸》云：“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尊贤是天理之当然，但是若当尊不尊，当为不为，就是无勇。
本章放在篇末，意义重大，与首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首尾呼应。为政以德的最高境界是各居其所。若是本篇的首章强调北极星当居中而行，为政者首要有德，篇末的重心则落在了“众星”应该如何做。若是一味地“共之”，“非其鬼而祭之”，就是谄媚。反之，若是“当尊不尊”“见义不为”，就是无勇，二者都偏离了当位而行。只有各居其所，各当其位，才能真正地实现相互倾慕吸引，而不彼此凌越，才能出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繁星满天际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