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的发现是出于欧洲人对印度香料的追逐，而美洲的征服和垦殖则是出于他们对黄金和白银的渴求。地理大发现是商业资本发展的结果，它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商业资本在历史上是资本的最初形式，产业资本就是由它逐渐演变而来的。
15～17世纪（在一定程度上还有18世纪）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的主流是重商主义。它的本质可以概括如下：在经济政策上尽可能地把贵金属积累在国内和国库中；在理论上探求流通领域（商业和货币流通）中的规律性。
“人为财死……”。黄金拜物教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发展是同时并发的，并且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组成部分。
不过，这一思想在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表现得特别明显。
为贵卖而购买，这就是商业资本的原则。商人们向往以闪闪发光的黄金形式表现出来的差额。这个差额只能来自生产，来自劳动的想法是不可想像的。销往国外的货物比从国外购买得要多，这就是重商主义的最高国策。国家官员以及为他们服务的谋士文人向往的也是以流人国内的黄金（和白银）为形式的差额，他们认为国内的货币越多越好。
原始积累
原始积累时代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前史，同样，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的前史。原始积累这个术语大概是亚当·斯密最先提出来的，他认为资本原始积累是在发展各生产部门之间多种联系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
马克思则说“所谓原始积累”。问题在于，从斯密时代以后，原始积累这个术语已经在资产阶级科学中扎了根，而且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和体面的意义。就像马克思指出的：“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像在谈过去的奇闻轶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局：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由此可见，马克思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描绘成了经济上的田园诗。
然而实际上远非如此。当然，资本原始积累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结局是在社会中划分出了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产生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但它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中进行的，是同压迫、暴力和欺骗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由于某种恶意，也不是由于人们“自古以来”就爱好暴力。在原始积累过程中只有客观的历史规律为自己开辟着道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进步的，它使社会前进了。原始积累时代——生产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代——是工业和商业城市以及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时代。这还是文艺复兴时代，它在千年停滞之后带来了文学和艺术的繁荣。
至于科学与文化在这一时代发展较快的原因，那是由于旧的封建社会关系的崩溃和新的资产阶级关系的兴起。当千百万小农（部分还是半农奴，部分已是自由土地所有者）变为城乡无产者时，谈不上什么闲情逸致。当资本家——剥削阶级（他们的宗教就是货币）形成时，同样谈不上什么闲情逸致。
在16世纪，一些西欧国家（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形成了拥有强大王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成百年的斗争中它们战胜了恣意妄为的贵族并使他们依附于自己。封建卫队被解散，封建首领和奴仆变成了无事可干的人。这些人如果不想变成雇农，便去从军，参加开赴殖民地的海军，期望得到美洲和东印度无穷无尽的财宝。但是，如果说作为雇农他们养肥了农场主和地主，那么到了海外，这些人又多半使商人、种植园主和船主发了财。在这些人中，少数“有能耐的”人发财致富，成了商人或种植园主，并且开始靠直接的抢劫和海盗行径去攫取其他巨额财产。
在国王反对贵族的斗争中，城市手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是他们的同盟者和支柱。城市为皇家政权提供金钱和武器，有时还提供人力。经济生活的中心转移到城市，确实损害了封建主的权力和影响。但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反对“愚民”和反对外国竞争的斗争中，也要求国家政权支持它的利益。国家也的确给了它这样的支持，商业公司和手工业行会从国王那里获得各种特权和垄断，制定各种残酷刑罚，强迫贫民在作坊中劳动，还制定尽量压低工资的法律。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正是为了维护城市的特别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重商主义的经济措施也符合贵族的利益，因为他们的收入同工商业活动总有某种联系。
当所有者从事他的业务诸如购买商品，以便加工或转卖时，他的出发点就是货币，即能够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货币。这一事实形成了重商主义的基础，重商主义的使命和目的，就是把货币——贵金属弄到国内。
在早期重商主义阶段，这些措施很简单：外国商人必须把他们出卖商品所得的全部进款在该国花掉。为此，政府还委派了专门的“监督人”，他们的活动有时是秘密的。不过，这一时期还是完全禁止金银出口的。后来，在17～18世纪，欧洲各国采取了比较灵活和建设性的政策。政府及其谋士认识到，把货币引进国内的最好办法就是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并使出口超过进口。因此，国家政权开始扶持工业生产并创办工场手工业，还给它以优惠待遇。
同重商主义政策的这两个阶段相适应，它的理论也有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也称为重金主义）没有再制定什么把货币保留在国内的措施。发达的重商主义已不把国家致富的源泉放在简单的积累财宝上了，而是放在了发展对外贸易以及贸易顺差上（出口大于进口）。它已不像前辈那样“作威作福”。发达重商主义代表者们只赞成那些（按他们的说法）符合自然权利原则的国家干预。自然权利哲学对17和18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门学科就是在自然权利的思想范围内发展的。
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思想家那里，它在新的时代又获得了新的内容。自然权利哲学是从抽象的“人性”和人的“天赋”权利中引出自己理论的。因为这些权利多半同中世纪世俗的和宗教的专制相对立，所以，自然权利哲学包含着重要的进步的因素，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道主义者就是站在自然权利的立场上的。
自然权利哲学家们以及追随他们的重商主义理论家们，认为国家必须专门保障天赋人权，其中包括所有权和安全的机构。这一思想的社会意义在于，国家应当保障增加资产阶级财富的条件。
经济理论和自然权利哲学的联系，经由重商主义一直贯穿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然而，这一联系的性质变化了，因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法国重农主义、英国斯密主义），资产阶级已经不太需要国家的保护了，而且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过多的干预。
托马斯·曼：商业战略家英国人把伦敦叫做“The Great wen”，意即大瘤子，大疙瘩。伦敦在几百年间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瘤子挂在泰晤士河长长的飘带上，成千条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线从这里辐射出去。
对政治经济学史来说，伦敦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城市。这个世界贸易和金融的中心曾经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合适场所。配第的小册子问世于伦敦，配第的一生同伦敦的联系不亚于同爱尔兰的联系。过了一百年，在伦敦又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巨著《国富论》。伦敦的真正产儿，它的激烈的实业、政治和科学生活的产儿是大卫·李嘉图。马克思在伦敦度过了大半生，并在那里出版了《资本论》。
托马斯·曼这位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出色表述者，1571年生于伦敦。他出身于一个旧的家庭手工业者和商人之家。他的祖辈曾经当过伦敦铸币局的模压工，父亲是一位丝绸商人。与他的同时代人孟克列钦不同，托马斯·曼没有写过剧本，没有参加过决斗，也没有加入叛乱者的队伍。作为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他的一生过得平静而体面。
由于父亲去世较早，托马斯·曼是在继父家中接受教育的。他的继父是一位富有的商人，又是东印度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它是更老的列文特公司（与地中海各国从事贸易）的一个分支。离开继父的事务所后，他起初任职于列文特公司，几年后赴意大利，之后又到土耳其和近东一些国家旅行过。
托马斯·曼发了财，也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他于1615年首次被选进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通过在国会的活动以及发表文章，他很快就成为了这个公司利益的精明而积极的捍卫者。不过，他是一个谨慎而不太注重虚荣的人，他谢绝了要他就任公司副董事长的建议，也拒绝以公司海外商站视察人的身份去印度旅行。不过，再三要求之下，他在延迟了三四个月之后终于成行，而且遇到了不少危险：暴风雨、疾病和海盗。
然而，托马斯·曼是伦敦金融界和商界中最负有声望的名人之一。米塞尔顿（经济问题学者和评论家）在1623年曾经这样评论托马斯·曼：“他关于东印度贸易的知识和对一般商业的见解，他为国家辛勤操劳和对国外事务的经验，所有这一切都使他能够取得当时一般商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成就。”
这个说法也许有些夸张和恭维，然而我们毕竟可以相信托马斯·曼决不是一个平庸的商人。正像近代的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一位商业战略家（顺便指出，在17和18世纪的英国人看来，“商业”和“经济”是同义的）。
在斯图亚特王朝的头两个国王的时代，托马斯·曼在各方面成熟起来。无嗣的伊丽莎白女王在统治近半个世纪之后，于1603年死去。伊丽莎白即位时英国还是一个孤立的岛国，正为错综复杂的教派斗争和政治纷争所困扰。而当她去世时，英国已是一个具有强大海军和广泛贸易的世界强国了。伊丽莎白时代还以文化进步而闻名，她死后，已被处死的苏格兰王后玛利亚的儿子雅柯夫——詹姆斯·斯图亚特一世登上王位，詹姆斯一世对城市金融资产阶级既感到害怕又有所企求。他想建立极权统治，但金钱却掌握在国会和伦敦商人的手中。17世纪20年代初财政和贸易上的困难，迫使他及其臣属们召集金融贸易界专家会议，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贸易委员合。1622年，托马斯·曼进入该委员会，他是这个咨询机构中有影响的积极成员。
在17世纪20年代的不少小册子和出版物中，在贸易委员会的辩论中，都曾表述了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则，这些原则一直实行到17世纪末。原料（特别是羊毛）出口被禁止，而制造品出口受到鼓励，其中包括由国家予以津贴补助。英国霸占了越来越多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原料，给那些直接间接从事糖、丝绸、香料和烟草的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外国工业品输往英国受到高额关税的限制，目的在于削弱竞争并促进国内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此即保护关税主义）。对海上船队的建设十分重视，要求它们能够运载货物到世界各地，并且保卫英国的贸易。这一措施的最主要目的是在于把贵金属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内。西班牙人直接从美洲人手中弄来金银，而英国则实行显得更有利的吸引货币的政策，即发展制造业、海上船队和贸易的政策。
然而，风暴即将降临到斯图亚特王朝的头上。詹姆斯一世的儿子——短见和固执的查理一世又同资产阶级（依靠心怀不满的广大人民群众）作对。1640年即托马斯·曼去世的前一年，国会公开反对国王。斗争开始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九年之后国王被处死。
托马斯·曼没有活到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对他晚年的政治观点我们也不得而知。他曾经反对过王权专制，主张限制国王权力，特别在税收方面。不过，他未必会赞成处死国王。直到去世，托马斯·曼都一直是个富翁。他购置了大量地产，还因能贷出巨额现金而闻名于伦敦。
托马斯·曼为经济学文献宝库留下了两部篇幅不大但文笔高雅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命运是很不寻常的。其中第一部是1621年问世的《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兼评各种反对意见》。这篇论战性的著作旨在反驳批评东印度公司的人，这些人站在旧的重金的重商主义（货币主义）立场上，断言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活动使英国蒙受了损失，因为该公司为了购买外国商品而把白银输往国外。托马斯·曼引用数字和材料反驳了这种看法。他指出，白银非但没有从英国消失，反而以更大的数额回到了英国。要不然，由公司商船运送的商品将不得不以贵得多的价钱从土耳其人和列文特人那里去购买。此外，这些商品的很大一部分可以转运到欧洲其他国家而得到金银。这本小册子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意义不单是它维护了东印度公司的利益，而在于它是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成熟的重商主义的理论。
托马斯·曼的名声在更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第二部著作，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