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目标响彻中华大地，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老百姓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了。那么，究竟什么是小康？小康一词是什么时候产生的？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这是我们话说小康首先要搞清楚的。
古人心目中的小康
小康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流传于人民的日常生活语言当中。虽然我们今天是在现代的意义上使用它，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它却是源远流长。
从历史渊源来说，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诗·大雅·民劳》中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说，人民劳苦够了，渴望稍微得到安康。
小康作为一种社会模式，最早在《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礼记·礼运》假托是孔子说的，其实是孔门后学所述，描绘了儒家理想的社会模式。《礼运》说，夏代以前是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其中，人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用现代话来说，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公有的。选举有贤德和有才能的人来办公事，讲话信实不欺，行动亲爱和睦。所以人们不只是亲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爱抚自己的子女，并且让老年的人都有很好的奉养，安安乐乐地寿终而死，壮年的人都能贡献出能力。发挥应有的作用，幼年的人都得到抚育成长，鳏寡孤独以及有残疾不能做事的人都得到赡养。男人都有职业，女子都有好的夫家。对于财货，哪怕它抛弃在地上不用，却不一定要归自己藏起来；对于能力，哪怕它没法贡献出来，却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因此。阴谋诡计的心思断了门路，不会兴起；盗窃作乱害人的事不会发生；所以人家外面的大门也用不着关上了。这就叫做大同。”《礼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经济上是财产公有，“天下为公”；政治上“选贤与能”，实行民主政治；讲求社会文明，“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社会保障健全，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孤独残疾有所养；社会秩序稳定，夜不闭户，等等。
《礼运》认为，夏、商、西周时期是一个“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在其中，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用现代话来说，这段话的意思是：“现在大道已经隐没不行了，天下是一家私有的了。各人只亲爱自己的父母，只爱抚自己的子女，所有的财货和能力都是为着自己的。君主的子弟世代相传规定为制度，建造了城、郭、沟、池来保障安全，提出了礼义来约束人心，使君臣有正义，父子有真情，兄弟亲睦，夫妇和好。规定上下贵贱的制度，划分田地住宅的疆界，尊崇有能力和有智谋的人，建功立业都是为了自己。所以阴谋诡计因此兴起，争夺战斗的事因此发生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礼运》所描绘的小康社会，经济上财产归私人所有，劳动成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手段；政治上实行“家天下”的体制，君主大夫世代相传；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出现了诸多的隔阂、冲突乃至战争。但小康社会中，“礼”的存在使得君臣有规矩，父子有真情，兄弟和睦，夫妻和好。可见，小康社会是财产私有、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的社会状态。
在儒家的社会理想中，小康与大同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大同社会是儒家理想社会的高级阶段，小康社会则是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孔子崇尚那种天下为公、有而不与的精神，如此建立的将是一个平均、安定、和谐的社会。他认为大同虽美好却难以企及，所以作为近期目标，人们应争取实现的是小康，是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天下为家”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依赖礼义维持秩序、保障正义的社会。
小康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是一个过程。最初孔子提出的小康仅是一个大体框架和雏形，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小康社会思想不断被后世儒家补充、发展和完善，影响日益扩大。其中，战国时期的孟子设计了比孔子更为完整的“仁政”、“王道”的小康社会。
仁政的生活标准是，人到50岁可以穿上丝绸，70岁可以吃到肉食，平常的年份可以吃饱饭，灾荒年不至于饿死。孟子的仁政使小康这个概念，除了社会相对安定之外，具有了更多的经济内涵，成为摆脱了贫困，虽然不算富裕，但也比较宽裕，可以安然度日的生活状况的典型概括。荀子设计了一个“隆礼至法”的小康理想社会模式。荀子既强调礼，又重视法，使儒家小康社会理想进一步丰富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随着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小康社会也就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影响最为深远的理想社会模式。
鸦片战争以后，孔子和儒家的社会理想模式在变化了的环境中得到了进一步具体的阐释和发展。首先是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描绘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
康有为为推行变法维新，在托古改制的名义下，对儒家的小康社会理想作了实质性的修正。他认为，人类社会处在变易、更新、进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即由“据乱”到“升平”（小康）再到“太平”（大同）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据乱之世”，是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其经济特征是“大农之世”，文化特征是“文教未明”，政治特征是“人主总揽事权”，即君主专制；第二阶段是“升平之世”，“升平者，小康也”，其经济特征是“大工之世”，文化特征是“渐有文教”，政治特征是“人主垂拱无为”；第三阶段是“太平之世”，“太平者，大同之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经济特征是“大商之世”，文化特征是“远近大小若一”，“文教全备”，社会政治特征是“一切平等，贬及天子，无王可言”时代。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小康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用近代资产阶级价值观对儒家小康社会思想进行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的历史阶段。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确立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并提出了民主、民权、民族的三民主义。在他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认为“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就是要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为此就要“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实现“土地国有”，并由国家兴办经营交通、矿产、工业等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为了能够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孙中山耗费半生精力写出了《建国方略》一书，在书中他精辟地分析了民主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前进道路以及基本原则的著作。
古代的思想家们，曾经对理想中的小康社会做过许多设计，赋予它很多思想内涵。实际上，古代所说的小康社会，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和封建私有制基础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作为儒家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小康社会尽管在思想家的笔下被描绘得极为诱人，但这种理想的小康社会从未得到过实现，只不过是空想而已。尽管如此，小康思想在民间则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作为长期生活在极为贫困之中的普通老百姓对宽裕、殷实的理想生活的追求，盛行千年而不衰。从古到今，“小康”、“小康之家”、“小康生活”等词就常见之于人民的日常生活语言中。其含义，也不像儒家典籍描述的那样规范，而是逐步地向人们的基本生活状态转移，越来越多地被解释为“略有资产，足以自给之境”，“谓经济比较宽裕”，“经济较宽裕”，可以“不愁温饱”。
有的干脆“指经济状况较为宽裕的人家”。
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构想
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建立小康社会，强国富民，是近代以来一切志士仁人不懈追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1953年12月，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毛泽东初步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的要求，之后党的八大又将这一任务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1959年底1960年初，经过认真思考，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凝固不变的，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个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极为丰富和人们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为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毛泽东提出了实现目标的大致时间和战略步骤。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他认为要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需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根据这样一个精神，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步骤。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所不曾取得的重大进展。而他们所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战略等思想，则构成了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和江泽民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创造性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小康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立足客观现实国情，放眼世界现代化发展大势，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阶段性的社会发展目标，使之具有现代的科学的内涵。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对我国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贡献，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
一、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新概念
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这个概念时，是同中国式的现代化相联系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致力于在全党端正思想路线的同时，开始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如果说历史上急于求成的惨痛教训，新的冒进所造成的被动局面和中国极其落后的客观国情，促使邓小平对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进行了慎重反思，那么，放眼世界现代化发展大势，亲眼目睹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最终促使邓小平对20世纪末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进行新的定位。
1978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频频出访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周边国家；1979年大年初一，他又飞越大洋彼岸，访问了美国。这一系列的外事活动，使他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
1978年9月，他在朝鲜对金日成感慨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同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痛切而诚恳地表示：我们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22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
从现在已经发表的文献来看，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们的慨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在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