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正课完了，我们正在上自习课，发院刊的人递了几张院刊进来。靠近教室门口的同学翻了一下，就嚷嚷说：“我们的大字报登出来了。”于是大家争着看，因为内容大家都已经知道，看也无非再知道一下版面和铅字罢了。传到我手中时，我仔细地读了一遍。并不是为了欣赏自己的文笔，这种文章，谁写都大同小异，无文采可言，主要是看看有否修改，和原意是否有出入。因为这是政治运动，出点差错谁都担罪不起的。看到文字未作修改，也没有错，我就放心了。说老实话，自从当上这个组长后，事事我都倍加小心。我觉得我的心随时被淋湿，随时赶快擦干，以避免“触电”。
直到第二天晚上，还是不见一张不同意见的大字报。
第三天早上，我去吃早饭，大海碗盛了一两稀饭，上面盛着一分钱咸菜，手里拿着一个二两的馒头，正吃着，忽然稀饭里搅出了一只苍蝇。同桌的同学看见了，叫我倒了。我走到剩饭缸前，用筷子挑出了那只苍蝇，便将稀饭吃了。一位同学问我，为什么不倒了再买一碗。我想说中国还有好多人连有苍蝇的稀饭都喝不上呢，但我没敢说，只是笑着说：“不碍事，苍蝇早就烧死了。”
做完课间操回到教室打过上课铃，老师来了，大家起立时，我身边的叶斌对我说：“有人在大字报旁边用钢笔写了一些小字，说把他们的‘他’字写成牛字旁了。落款是工农速中一同学。”我说：“大字报抄写完大家都看过，这是不可能的。”牛字旁的“ta”早就淘汰了，而且，淘汰之后我再也没有写过，这是决不可能的。但是既然有人找岔子，我必中便犯嘀咕。自然，一节化学课我一点儿也没听进去。
下课后，我立即跑到大字报栏前去看了一眼，大字报上只是把“他”字的“亻”旁写得粗了一些而已，丝毫没有“牛”字的影子。钢笔小字报是这样写的：“看，这是牛字旁的，他们在辱骂我们。这个字寄托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然后画了一个箭头指向那个“他”字。
我想起来了，两天前我抄大字报时，念的同学先念的是“我们……”，当我写了半个“我”字时就喊“错了错了，是他们”，便让我改过来，于是我便在半个“我”字上压了一个特粗的单立人。
这是无中生有的事，白纸黑字在。但是我心中还是害怕，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泥塑的，不是铁打的。即使是毛毛雨，也会淋坏我，何况来的已不是毛毛雨了。
憋了两天的速中同学，由于发现了这个“突破口”，到了下午，便贴出了十几份小字报。什么“寄托着资产阶级复辟的梦想”呀，“地地道道的右派言论”呀，“把隐藏在新生中的右派分子抓出来”呀，“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抓住，别让它溜掉”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呀，都来了。这片席棚已成了全院的热点焦点。
再过一天，反诘的大字报质量更高了。一张压住了原来支持我们的大字报的大字报说：“党的教育方针是学校为工农开门，那是为了让工人农民在政治上翻身之后取得文化上的翻身。文化上翻不了身，政治上的翻身便不能巩固。工农子弟不等于工农。
工农在旧社会受尽压迫和剥削，现在当家做了主人，就要攀登文化高峰、科学高峰。企图以工农子弟混同工农，不让工农在文化上翻身，实质是资产阶级专工农的政，用心何其毒也。这是十足的右派言论。我们坚决要求把大字报的炮制者揪出来，赶出校门！”落款是一群工农学生。
本来是一股小小的旋风，此刻酿成风暴了。要求把“炮制者”揪出来的呼声越来越高。我知道，那张大字报惹怒了工农速中学生，现在该怎么办呢？还是说清楚事实吧，我认为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一定会获得他们的谅解的。于是我写了一份长达5000字的《大字报的真实情况》的广播稿，送到广播室，署名“压一二班第二鸣放小组组长”，当天便在广播里播出了。
我的稿子播出之后，发现有同学在大字报前轻声嘀咕着，有的说这确实不是牛字旁的，有的说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以后，出现了一段冷场。速中同学也不再贴大字报了。支持的大字报也没有了。但是我还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一天下午召开全校师生形势报告会。最后，院党委书记顺便提了一句：“《这是为什么？》这张大字报，我看不能算右派言论。”当时，我像在洪水中挣扎了三天三夜的落水者，突然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一颗悬着的心儿落了地。
经历这次风波之后，我的思想、生活、前途似乎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我发现只有少数知心的同学在没有人时和我说几句话，安慰几句，在公众场合一概不答理我，仿佛我得了易传染的麻风病一样。
我也不写日记，因为有一个同学就是被别人发现日记而被打成右派的，何必自找麻烦。当然，我今天写着这篇小说的时候，多么希望有一本日记作参考啊，但实际是即使写了也是留不下来的。以致我今天也只能从模糊的回忆中来记述。忘却是一种幸福。可惜还没有全部忘却。
雪上加霜
转眼便过新年了。
除夕那天晚上，食堂增加了几个菜。以前，我几乎中午晚上一律吃红白豆腐（羊血烧豆腐），每碗五分钱；今天，我决心花两角钱改善一下生活，买了一个炒菜。只是人太挤了，当我买完菜从人群里往外挤时，不小心我的大海碗和一位不认识的同学的碗碰了一下，端到灯光下仔细一看，裂开一条大缝。除夕之夜发生这事可不是好兆头，以致那天吃完除夕饭还有些闷闷不乐。
过完新年，便是期终考试，高等数学、画法几何、普通化学、制图，我都取得了全班最好的成绩。我中学学的是英语，大学改学俄语，所以俄语差一些。总而言之，我觉得我的考试成绩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考试结束后，便是思想总结。我征求班长的意见，班长要我深挖根源好好改造；我征求党员的意见，他给我一些安慰后，要我老老实实总结，要相信党的政策。我觉得党员比班长好接近多了。在班长眼里，我好像就是右派了，但党员还把我当人民看待的。看来，人们衡量的标准都不同。
我的思想总结自然要在班会上进行。我想，在班上总结无异于一次演出。但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演出就太难了。语言要恰到好处，帽子要扣得恰如其分。要做出一副老老实实痛改前非的样子，必要时还要洒几滴眼泪。但是我这个人不爱流泪，堂堂男子汉，干吗要流泪？反正，我就实事求是地说吧。我承认反对工农速中同学返校学习的想法是不对的。“他”字的问题我没有错，没有错自然一字不提。
大凡犯错误的人作思想总结，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不深刻的，因为评论者总有话在等着你。什么“未触及灵魂”，什么“光扣大帽子”，什么“蒙混过关”，什么“态度不诚恳”等等。
我总结完了，叶斌、谭一声便表态说我的检查态度诚恳，以后要吸取教训。我知道，他俩是在帮我过关，患难时候见真情，他们的情谊我是终生难忘的。
正当出现一些转机的时候，突然袭来一发炮弹，轰得我晕头转向，那便是班长的发言。班长说，他从我中学的同学那里了解到，我在中学时就有右派言论。主要有两条：一是我在匈牙利事件后说过“这回苏联出兵就对了，要是美国出兵就不对了”，很明显这是攻击老大哥苏联。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一是我高三时入团填写了志愿书未批准，说我入不了团就加入民主党派，思想反动。
这两件事，事实是这样的：
苏联出兵匈牙利后，一天在课间休息时，我和尚小明同学在教室门口谈话。这时，张立甫同学从教室后面走过来，冲着我俩说了那句话，怎么就张冠“陈”戴戴到我头上来了呢？但是我还不敢把张立甫供出来，怕他所在的大学也会找他麻烦，只得坚持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还有，我中学时要求入团未能批准，团委书记找我谈话，那天他带着我走出校园直走到稻田边的田埂上。他说现在整团，不发展了，你入不了团不要灰心……我说斯大林同志说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靠的是共产党员和非党布尔什维克。我入不了团，还可以做非党布尔什维克。
这两件事我毫无错处，怎么一句话篡改了一句话移花接木到我头上来了？确实，在S工学院有我一个中学同学，但他上高中时不和我同班。即使同班，也不可能了解这两件没有参与的事情。这里面大有文章。一定是团委书记和尚小明他们干的。20多年后，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学校要整理我的档案，我才确切知道我考上大学后，他们整了我的一份材料，盖了县委的大印送到省招办，省招办又转到S工学院的。县委的意见是：“该生思想反动，送回原籍劳动。”招办的意见是：“视情况而定。”至于他们改动我的原话和张冠李戴，我便不知其动机了，因此不作猜测。
我不能蒙受不白之冤。
于是我站起来说：“同学们，关于匈牙利问题，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希望学院领导调查落实。关于我入团未批准的事，我只说过我入不了团可以做非党布尔什维克，没有说过要加入民主党派。也希望落实。”
这时候晚饭铃响了，如果会再开下去，食堂就要关门，大家只好饿肚子了。班长便宣布会暂时开到这里，我垂着头，最后一个走出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