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是睡眠的时候，
做梦很正常；
白天睡眠就不正常，
做梦当然更不正常。
然而只有在不正常中，
才发生这些故事。
梦已经逝去，
只留下一些淡淡的记忆。】
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俄）赫尔岑
艰难跋涉
一辆接站的篷布小卡车把我送进了S工学院大门。
下了车，我已置身在一个新的环境，很难说清心中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提着我所有的行李——一个帆布包和一个老布（农民自己纺纱织的布，但并没有贵州蜡染的风采）包袱，跟着接站的同学向新生报到处走去。当我交出录取通知书、粮户关系后，便获知分配在金属压力加工专业二班，并发给我一只海碗和一把折叠椅（椅背上写着我的名字），安排到12栋3号宿舍住宿。
有必要交代一下海碗。海是大的意思，自然这是一只粗瓷大碗。我是浙江人，我们习惯用小碗吃饭，即便上了中学为了方便起见买了只搪瓷缸吃饭，最多也只能盛二三两米饭。然而学院发给我这只海碗大约能打八两米饭，不能不使我发了一阵呆，于是我恍然大悟北方人长得粗壮结实的原因了。等到吃饭时我才知道大家用这只碗既打饭又打菜，在当时粮食不足人们不能奢侈地吃几样菜时确是很方便了。再交代一下椅子。大学生上课不像中学生那样固定在一个教室里，有时在大教室上课，有时在礼堂（兼饭厅）听报告，有时到实验室做实验，有时回宿舍自习，随时带上，实在方便。
当我走进宿舍时，别的同学都到了，原来他们都是提前来到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市的，其中有班长郭亦武，山东人；谭一声，上海人；叶斌，江苏人；等等。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全宿舍七个人除我之外都是出身较好的，充分体现了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政策。
宿舍有四张双层床，住七个人，留下一个铺位是给大家放行李的。我便睡在靠门口的那张床的上铺，自然是六个同学拣剩的位置了。宿舍是平房，没有水，更没有厕所，但有暖气，这样的条件对我这样的乡下孩子来说，无疑是天堂了。
晚上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去年招生25万，今年招生10.7万，被录取者，都是幸运儿了。像我这样出身的在反右之后能进大学，更是幸运儿了。于是我认识到当初太幼稚了，偏要报考什么名牌大学。幸亏这第九志愿收留了我，要不，随便给我定个政治条件不合格不录取，回到农村从事光荣而报酬极微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什么话说！认识到这一点，是极大的安慰。于是我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来报效祖国。
我们的教室在2号楼，楼前的几十米席棚正是全院的大字报栏。虽然开学前已经冲刷干净了，但仍能使人想象到不久前这里曾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有几百名大大小小的右派在这里一触即溃，成了人民的敌人。这些从教师中学生中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此刻正在学校从事光荣的体力劳动，如搬运设备、打扫卫生等等，以改造思想。那些学生右派，比我大一两岁，显得很文雅，遗憾的是没有看到这些文雅的书生“疯狂进攻”和“负隅顽抗”的姿态。因为持刀枪杀人者都比较形象，用笔杆子杀人的实在缺乏形象。尽管如此，我还是写了一首《我们胜利了》的诗发表在院刊上，表示我和这些“丧心病狂”的敌人划清界限。
开学典礼上刘教务长的讲话使我难以忘怀。教务长中等身材，头已谢顶，略显肥胖，显出一种大学者风度。当时便有人告诉我他是著名的力学家。他把毛主席称作毛泽东先生，这是我解放八年来第一次听到的。他说毛泽东先生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出现一个文化高潮。他要我们去迎接这个高潮。他还说广播这玩意儿干扰学习，以后不要放了，又让我吃了一惊。
开学典礼结束后我们夹着椅子回到教室，辅导员马丁兵立即给我们消毒。他说教务长是全国著名的专家，一级教授，保护对象。如果是一般人，早就打成右派了。他的讲话纯粹是胡说八道，同学们不要听他的。
大学生是善于思考的。自然，智商并不低的我也会思考：既然教务长是胡说八道，那为什么还要让他讲呢？他称毛泽东先生，这不是不尊敬我们的领袖吗？他说不要放广播，这不是和我们争夺宣传阵地吗？他的这次讲话，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论。右派是客观存在，他实实在在是个右派，但为什么保了便不是了？
这些问题我好长时间没有想通。
接着，学院反右扫尾工程开始了。第一个回合便是批斗大右派刘飞。刘飞是留苏预备生，是尖子学生。偏偏在出国前补习一年俄语的最后阶段，他攻击了统购统销政策，他说农民把粮食卖光了，饿肚子了，还饿死了人。于是他被取消了留苏的资格。批斗会上，一位工农速中的同学发言慷慨激昂。他说：“刘飞，你出身贫苦，是共产党救了你，是共产党培养你上了中学又上大学，你不思图报，忘恩负义，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竟敢攻击党，诬蔑党的政策，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右派，要不是党的政策约束我，我真想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接着，他便高呼口号：“打倒大右派刘飞！”“刘飞他不投降，便叫他灭亡！”于是大家便跟着他高呼。场面惊心动魄、叫人不寒而栗。
说实话，我生活在农村，卖“余粮”的事情很清楚的。农村把每户的田都做了三定：定产量、定公粮、定口粮，然后算出余粮。公式是：
产量-公粮-口粮=余粮
在秋收后，政府便按三定收购，公粮必须交，余粮必须卖。
产量搞浮夸，定得很高，实际很低，口粮便成纸上的数字了。饿死人的事是确实的，但在30年后才有所披露。刘飞说了实话，便成了右派；那些说假话的，却成了左派。我什么也没有说，自然是中间派了。
扫尾工程的第二个回合是继续反右。辅导员说：机械系还有两个右派没有挖出来（所谓没有挖出来是指党委已经批了，但尚未经过批斗让他们自己承认）。自然，我们新生也要参加这个攻坚战了。那天，我们停了课，吃过早饭便夹着椅子排队进会议室。因为批斗右派比上课重要得多，右派不铲除，国家要变色，学了有什么用！会议室墙上贴着白纸黑字“把右派分子王××、李××揪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等大标语。还把王××李××的名字颠倒着写，气氛十分严肃、紧张。
批斗大会开始，先让王××同学检查。王××自然避重就轻地说自己学习不够，说了些错话，一直回避可怕的“右派”两个字，这当然是通不过的。于是群情激昂地开始了批判。批判的火力自然很猛，不猛怎么能叫右派投降？开头，一位穿红衬衣戴眼镜长得很漂亮的女生起来发言。她说：“王××说校党委要发扬民主，言外之意便是说党委不讲民主，这就是攻击党的领导。
攻击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党，梦想把蒋介石请回来，再骑在人民头上。用心何其毒也。”她的演绎、推论无懈可击。在诸如此类的高水平的批判下，不到两小时，王××便涕流满面，承认自己是右派了。于是便休息20分钟，再攻李××……
我亲身参加了这次伟大的斗争，感慨颇多。当然，这也有使我迷惑的问题。对那位红衣女子，我以前就见过，我以为她一定是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一定是个右派，然而她却是左派，我真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觉得可笑。
经过两个回合的战斗，我深感自己危机四伏了。通过对右派的批判，我发现凡出身不好的同学，发言太积极，便是别有用心；发言不积极，又是消极抵制。总而言之，有些人说的永远是真理，有的人说的永远是错误，说话太难了。然而太难了还不能不说。因为第三个回合开始了，那就是大鸣大放。
大鸣大放是以鸣放小组为单位进行的。我在第二组。组长张之明是个高个儿，爱打篮球，对小组的工作有些力不从心，也不想当这个“官”。我同宿舍的都在一个组。另外，还有一名留级生，他是名调干生，30多了，身体很魁伟，是个党员，对人很宽厚。只是班长常常爱教训人。听说他正在申请入党，表现很积极。他越积极，我越觉得对我的威胁越大。
因为大家都有一些反右的经验了，所以说话都很谨慎，从不放要害问题，只拣些哪里有浪费这类小事来放。自然鸣放小组显得死气沉沉。辅导员对我们组不满意，批评了几次。但是批评归批评，鸣放还是照旧。谁愿意往火坑里跳！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总是小心谨慎地鸣放。也许是我太稳重了，也许是我能写一手好字和一手好文章，同学们都很赏识我。不被人赏识固然不好，但被人赏识不一定是好事。别的不说，整理材料抄写大字报便历史地落到我头上了。而更为难的事情还在后面。
风波骤起
一天，照例是鸣放小组开会鸣放。组长突然提出要求不担任组长工作，说自己不能胜任。他提议我担任组长，说我能写文章，有组织能力。不知是他的诚恳，还是别的同学也有这种想法，全组同学竟然都同意了。但我坚决不同意，因为组长是院方指定的（其实是辅导员指定的），根本不是民主选举的。我找了很多不能任组长的理由，如我不是团员、思想水平低，等等，但是班长也说叫我当，党员也说叫你干你就干。我把目光投向辅导员，辅导员笑着说：“同学们相信你，你就干吧，没啥了不得的。”他是山东人，带着浓浓的山东腔。推又推不了，摔又不敢摔，只好硬着头皮干。
让我当组长对大家有很多方便，不用别人记录，做记录是大家都不愿意干的事。而且抄大字报也是我了，贴大字报也是我了。当然，其他同学还是积极帮忙的，比如找纸和墨水，提糨糊桶刷大字报等。
然而鸣放时大家都是很谨慎的，如同走路一样，总要绕开那些危险的区域，只把路上偶尔看到的小石子踢几脚。其实说穿了，都是一个“怕”字，怕冒出几句“右派言论”来扣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自然，辅导员看穿了我们的顾虑。他说：“右派分子是客观存在，也就是说本来就存在的，不是鸣放放出来的。同学们你们都不是右派，你们就不可能放出右派言论来的。更不会打成右派。”辅导员的逻辑很严密，无懈可击。但是同学们心里很清楚，因为谁只要越雷池一步，马上就有人说某某人本来就是右派，本性难改，这回就跳出来了。同样是无懈可击的理论。这些理论学好了，随时都可以解释发生的一切，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尽管如此，全组同学的眼睛还是盯着看学院办的那次浪费展览。说什么进口摩托车是个极大的浪费，浪费的是人民的血汗钱；那台闲置几年的机器没有活儿干，少创造了多少财富等等。
于是辅导员又启发道：“咱们这幢楼本来就是院属工农速成中学，今年起不再招生了。今年毕业的还有12名同学没有考上大学，学院决定补习一年，明年再考。现在他们都返校来学习了。他们都是生产岗位的劳动模范、积极分子。现在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说应该补习，让他们再考大学。”“如果他们明年还考不上呢？”有一位同学插嘴问。“那就知不道了。”辅导员说。他总是把“不知道”说成“知不道”，这是山东人的习惯。
他接着说：“另一种看法是他们基础差，学习费劲，不如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干活，还能给国家做更多的贡献。你们也可以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想，这倒是个好题目，碰不着统购统销、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敏感的问题，安全系数比较大，出不了差错，就动员大家鸣放。果然，这回鸣放就热烈起来了。大家的看法完全一致，都认为他们在生产岗位上更能发挥作用，将来一样可以当车间主任、支部书记甚至厂长。而学习，他们基础差，今年考不上大学，明年也不一定考得上。还是扬长避短为好。再说，学校为工农开门，招收一些工农出身的尖子学生上大学深造也是一样的。
我记得班长当时发言也是神采飞扬的。只是党员不多发言，只是笑笑。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写成大字报贴出去，另外再抄一份投院刊。自然，这个光荣任务落到我头上了。我写了一份底稿，立即念给大家听，让大家逐字逐句进行推敲。这样做，一则发扬了民主，二则大家推敲了肯定能不出问题，也可以说这是我当组长的为了保护自己所采取的手段。底稿一致通过了，便由一位同学念，我抄大字报，另外一位同学抄在稿纸上。这样稿子抄好了，大字报也写完了。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将稿子送院刊编辑部，一路便到大字报栏张贴。我呢，同学们说我太辛苦了，让我休息一会儿。
当一个人做完一件工作，总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放学时我走过大字报栏，远远就看到我抄写的大字报《这是为什么？》。它像是我们共同设计的一件艺术品，在向我们亲切地打招呼。我想，一定已经有很多人看过了。去吃晚饭的时候，我便听到了很多议论。当然，议论的都是新生。因为新生爱串联，熟悉起来快，也爱议论。老生经过一次反右的洗礼，更有经验更沉默寡言了，然而我当时以为他们是摆老资格，不屑一顾。
第二天上午，环绕这张大字报贴出几份支持的大字报，都是新生写的。老同学也来看，但讳莫如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