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方面：语用原则
语用原则，是指说话如不遵守它们便引起交际失败的一套规则。它和语用策略是有区别的。语用策略，是指说话遵守了它们便使交际更顺畅、更好地达到目的的一套措施。它们的区别是：语用原则管辖交际如何不失败，语用策略管辖交际如何更有效（地达到目的）。（详见第五章导言）
刘勰的语用原则大致归纳如下：
第一，对语用曲隐的原则是：“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徵圣第二”）“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谐隐”第十五）
第二，语言运用的质的要求：忠与信。“凡说之枢要，……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此说之本也。”（“论说第十八”）只要不是骗敌人，劝说必须讲忠与信，这是劝说之根本。这里的“说”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说话”，是指“劝说”，虽不完全等同于“说话”，却是“说话”的下义词，也是一种“说话”。因此，这一条可以当成刘勰对说话质的总的要求。“体有六义：……四则义贞而不回”（“宗经第三”）意义正确而不歪曲。“然失言之道盖阙，……”（“铭箴第十一”）刘勰在此批评缺少说直话的风气，那就是说，他主张直言，即说真话。刘勰在评论汉光武帝在泰山刻碑（是语言实际运用，文章出自张纯手笔）时指出此文是“华不足而实有余矣”（“封禅第二十一”），文采不够，但事实过得硬。刘勰此处是赞赏的口吻。又有一处强调真实：“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奏启第二十三”）向朝廷进言（也是言语活动）这件事，应以明白信实忠诚为本。“明允笃诚为本”与“唯忠与信，此说之本”是完全一致的。“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夸饰第三十七”）夸张得有节制，修饰不至虚假，才能算是美好的。接着，他又强调，“旷而不溢，奢而无玷”，意广而不许过分，夸张而不得污损。 第三，语言运用的量的要求：“辞剪荑稗”（“诠赋第八”）即文字需要剪裁浮辞。“养气第四十二”里说：“言贵于敷奏；……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进奏时着重语言；话还从心里说出，分量恰当，不要勉强扯到话语才智以外去。请读者注意“适分”，说话写文章分量要适当，不要多也不要少。这同现代语用学量原则如出一轨。不少也不多的主张，在另外一处，得到了重申：“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蚩之能制乎？”（“总术第四十四”）写少了不知怎样补充，写多了也不知怎么删除，多了少了都让人困惑，何以能控制写作的好坏？多了少了都能使人困惑，这就是误导了谈话与交际。“物色第四十六”里说得更妙：“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用语简略则不完备，说得详尽便繁琐。“才略第四十七”中，刘勰评论一系列的作者的篇章的时候，可以看出他的有关语用的主张：能“制繁”，“以识检乱”即制止文思散乱，“疏通”，“循规”，“有条理”。除了“制繁”以外，这后面的几条，我们将把它们并入语言运用的方式里。
第四，语言运用方式的原则：“辨洁为能，明核为美。”这是运用语言的方式的纲领性的意见。“明白头讫”（“史传第十六”）叙述明白，有头有尾的次序。在“铭箴第十一”里，刘勰批评李尤的铭文意义浅薄，文辞烦碎———“辞碎”。接下来刘勰批评魏王朗模仿周武王的铭文，谈到水火井灶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在作总结时，他提出“文约为美”———文辞简练———的主张。“诸子第十七”中，他看出“意显而语质”，意思显露，语言质朴。“封禅第二十一”中，他批评扬雄《剧秦美新》的写作“诡言遁辞”，即言词怪异躲闪。这在现代语用学（如列文森的新格氏语用机制三原则）那里，叫做使用“有标记的话语”。“议对第二十四”指出：“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文辞明辨简洁为确当，不以繁多花哨为巧妙；叙事以明白核实为美，曲折隐晦不可取，这是纲领大要。
第五，语言运用的美学原则。这一原则，几乎在刘勰的每一段论述里，都贯彻始终。采、文采、华（华实相胜）、声律、和谐、律调、中律、节奏（缓急应节）、美辞，等等。有人以为，这不是语用学。本文作者认为，语言运用的美学原则只是在强调语言运用的符号形式上应该带上美的标记，它与话语的含义本身当然是两码事儿，但与这符号本身和说话人发生的关系并不抵牾。这就是说，在窄式语用学定义之下，话语是否具有多于话面意义的含义，与话语本身带或不带美的形式无关；在宽式语用学定义之下，带上美的标记的话语与语境、附着符号束和智力三者的干涉更不会发生抵触。又有一种意见认为，语言运用里讲美学原则，这不就搞到文学语言那里去了？如果以此为非，那么，在下的《美学语言学》（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整本书就是为日常生活语言的美学法则辩护的。日常生活语言的美学法则是能成立的，那么，语用学原则的美学原则也是可以成立的。
第三方面：语用策略
语用策略是说话人使用了它们便使交际更顺畅、更好地达到目的的一套措施。它们管辖交际如何更有效。刘勰提出的语用策略有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宜言（话说得适当）、允（得体而恰当）、允集、有度、不要择言（过头）、体浮。“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清允”（“诔碑第十二”）蔡邕的陈（非人名，碑文第一字）郭（碑文第一字）两篇碑文（语言应用文），措辞没有失当的（择言，失败的话，过头的话）；其他的碑文，没有不是写得清明恰当的。可见他主张无过头话（无择言）和恰当（允）。同一篇他说“文采允集”，又强调恰当。“哀吊第十三”（悼词属语言应用文）：“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痛心而写悼词必情辞贴切，为了言辞而表示痛心，必然文体浮夸。反观之，他主张适切（事惬），反对言词过头（体奢）。“论说第十八”里主张“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议是话说得适当（宜言），说是话说得动听（说语即悦语）。同一个意思，在“议对第二十四”里又得到强调：“议之言宜，审事宜也。”议是说得合宜，考察事情合宜。作为论据，他在“定势第三十”里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孝经》传下的教训是，服丧阶段说话不需要文采；可见士大夫平常说话不是质朴的。得体就是时间、空间和对象的合适性。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在什么时间说什么话。古训认为，服丧期间不说有文采的话，这也是一种得体。他在“论说”里指出：顺着情势说话，能切合时机（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这是从时间上来说的得体。“熔裁第三十二”说“谓繁与略，随分所好。”详言还是略言，要看不同的听话对象的修养、个性与爱好，这也是一种得体与恰当。同一篇说，关于篇章适度的剪裁，他打了一个比方来解释：“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用美丽的锦绣来制衣裳，长短得有一定的度，纵使喜欢其华采，也不能随意将领子与袖口的尺寸加长一倍。这还是在讲适当的度。刘勰嘲笑言无度的情况，好比是“微言美事，置于闲散，是缀金翠于足胫，靓粉黛于胸臆也”（“事类第三十八”），岂不可笑！精妙的言论、美好的事例放得不是正当的地方，那就好比金翠戴在脚脖子上，粉黛抹在胸脯上，讨不到美，反遭耻笑，岂不冤天枉地？这个例子是对得体的最形象的说明。要得体，就必须“度”与“择”：“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下面就是两个案例分析了：刘勰在“指瑕第四十一”里批评曹植，质问他用轻飞的蝴蝶，蛰伏的昆虫比喻尊贵的帝王（这就是一种语用失误），“岂其当乎？”这里还有一个故事（“附会第四十三”）：张汤起草奏章（这也是语言的实际运用），一再被退回，虞松起草章表屡次受到指责，都由于事理没有说明白，文理没有安排好。当倪宽替张汤另行起草，钟会替虞松换了几个字，情形就不同了：分别受汉武帝夸奖，晋景帝称赞。此无他，不过是说理得当，叙事明白，“心敏而辞当也”。可见“辞当”多么重要。如果“会词切理”（同一篇）那会如何呢？刘勰紧接着回答是“如引辔以挥鞭。”得心应手得好比引辔挥鞭，何其潇洒！
第二，说话的文采与内容须配合。在“才略第四十七”，刘勰提出“华实相扶”，即语言运用的华采与内容应互相配合。“熔裁第三十二”称“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根据作品内容看语言运用是否恰当，看辞有没有繁杂，看意有没有偏激或多余。语言的形式要服从内容的需要的论述，几乎贯彻《文心》的始终。此处不再赘言。
第三，语言运用的策略要乘一总万、通变追新。“总术第四十四”的总结里指出：“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根据原则总结出多种多样的变化。为什么？“思无定契，理有恒存。”语言运用没有一定之规，但宏观道理却有一定。在“通变第二十九”里刘勰批评许多人相沿一种方法（“五家如一”），“莫不相循”，指出应该“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即必须错综变化，有继承也有革新，才是通变的正路。在“明诗第六”里，他指出“辞必穷力而追新……”需要指出的是，他这里谈的不是日常语言运用，谈的是诗。但这一条可以和上一条“参伍因革”里的“革”合观。“通变第二十九”总结中指出：“变则可久，通则不乏。”善于变化才能持久，善于会通才不会贫乏。
第四方面：篇章连接
篇章连接中，意思连贯（coherence）是西方语言文化语用学的一个课题。刘勰对这个问题的论述非常完整而丰富、精到。从谋篇之大端，到谋篇准则、篇章结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虚词在篇章中的作用，都有精辟的论述。
谋篇之大端是：“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神思第二十六”）酝酿篇章时，重在虚心和宁静，清除心里的成见，使精神纯净。
谋篇的三个准则：“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熔裁第三十三”）第一步，根据情理来决定全局；第二步，根据内容选择事例；第三步，选择文词来突出主要意义。如果说这三个准则是为了“草创鸿笔”，重全体的话，那么，下面的“六观”是为了什么呢？“知音第四十八”中，刘勰提出“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一是宏观结构安排，二是文辞处置，三是通变不死守定规，四是或奇或正的表现手法，五是事类运用，六是声律讲究。这个方法实行了，文章的优劣就看出来了。原来，这六个观察角度是为了观察篇章的“文情”，即情思。这个六观就显示了刘勰的两个独特创造。第一，国外讲语篇，从来只讲结构，不讲情感方面的东西。第二，国外讲语篇，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声律要求，上面在语用原则的部分，我们曾归纳出他的语用原则的美学原则，正好与此处的篇章六观的声律一条相辅相成。看来，研究刘勰的语用观，不仅用不着担心有没有货色，而且，这货色还非常之好，非常之有特色。
关于篇章的结构，他比喻为窗户，左右配合。“熔裁”：“篇章户牖，左右相瞰。”请注意：刘勰用的原词就是“篇章”。
关于篇章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章，明也；句者，局也。……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章是明白的意思，句是分界的意思。下面是从字到句，从句到章，从章到篇，其间的关系清楚，无需更多解释了。（“章句第三十四”）同一篇继续谈篇章内部的连贯：“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章句或分或合，声调有缓有急；要按内容变化加以调配，无一定之规。一句缀字多少，需要连接起来才发挥作用；一章里有一个意思，需要把意思说完整了才构成一个段落。掌握所要表达的情理，有时放开，有时接住，要切合命意。值得我们留意的主题词是“相接”、“控引”与“送迎”，它们都是语篇黏合的手段。紧接着，他指出：“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首尾一体。……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文笔之同致也。”从开头到结尾，必像鳞片那样紧密连接。开头的话已经含有文中的萌芽；结尾的话，必响应前面的部分；……首尾成一体。……因此造句切忌颠倒，分章着重于顺序，……无论是韵文或散文都是这个要求。刘勰所谓的散文，其中事实上是包括了语言实用的文体的。关于首尾一体的观点，在“熔裁第三十二”里，他再一次强调说：“首尾圆合，条贯统序。”关于首尾圆合的章法，钱钟书有惊人的类似的叙述：“起结呼应衔接，如圆之周而复始。……首尾钩连……近人论小说、散文之善于谋篇者，线索皆近圆形（acircleorellips）。……或以端末钩接，类蛇之自衔其尾，名之曰‘蟠蛇章法’”（《管锥编》，“四九昭公五年”）可谓大家所见略同。回到刘勰的语用观。他引用扬雄的《连珠》（这又是一个简单的个案分析），描绘篇章的特点是：“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杂文第十四”）“自转”就是整个篇章运转流通，整体有机。
“附会第四十三”中，他就如何保证篇章不散漫自问自答：“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统率文章命意，首尾相连，决定去与取，组合章节，包举全篇，于是就能使篇章丰富而不离谱。他认为把握谋篇的经略的辩证眼光是：“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此命篇之经略也。”（“附会”）保证一尺的正确，不必拘泥于一寸，保证一丈的效果，不必死抠一尺，宁可放弃局部的好东西，争取全局的完美。这是何等聪颖的有关宏观与微观的辩证眼光！他紧接着提醒“通制”———通盘考虑，提醒“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脉络不贯通的话，篇章就会得半边瘫痪症。同一篇的总结指出：“原始要终，疏条布叶。道味相附，悬绪自接。如乐之和，心声克协。”从始至终，要分条布叶，疏密不乱。只要道理和情趣结合，章节中的头绪自然衔接。其结果，如和谐的音乐，篇章反映的心声便协调起来。这里的关键词是“自接”，即篇章的贯通。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他指出（“章句第三十四”）了汉语中特有的语助词在篇章中的联接作用：“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劄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列举了大量的语助词之后，他分别说了它们的作用：有的能“发端”，有的可缀句，有的能“送末”。可以观察到，汉语虚词对语篇的黏合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汉语文化的传统，它们是将篇章联接得更加严密无缝的黏合手段，而西文却无类似的发端送末之语助词来参与篇章的巧弥妙缝，因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语用特色。虚词不虚，运用实切，“弥缝文体”，何其小叩而大鸣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