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我国的语用学研究
一、刘勰的语用观
1．《文心雕龙》（以下简称《文心》）不仅是文学创作的评论，也是语言运用的案例实录与分析很可能首先就会有如下的诘问，把宋齐梁时代的刘勰的《文心》（写定于齐代末年）当成语言评论，拉来和语用学钩联，是不是穿凿附会？
诚然，此书的重头戏在创作论与文学评论，在这两个方面，人们言必称《文心》。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拿出相当多的事实来证明：它也大量地讨论了言语活动即语言实际应用和语言的功用，也记录了口语活动。更难得的是，它也记载了这样的语言运用的实例，它们非常接近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案例（个案）分析，（如曹植用蝴蝶、昆虫比帝王，张汤、虞松起草奏章屡受指责，等等），因而说它名副其实地表明了刘勰的语用观，应该不是偏颇之见的。
第一方面：从体裁上检索“宗经第三”：“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现代人把它们叫做体裁之分，我们拣其中几项来说一说。论者，伦也。伦理无爽。伦是有条理，无爽是无差错。适辨一理为论。这，不是文学而是言语活动吧？最容易和文学有瓜葛的是赋，但这里的赋，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与诗类似的东西，而是“赋比兴”的赋，一种铺叙手法。先秦时的赋，不是歌而是诵，朗诵，朗诵的东西也不一定是诗一类的文学体裁。赞，是说明，辅助，歌唱前说明的话语。看来这也是言语活动。铭，刻在器物上的记事录，或防止缺点，引起警戒，或记功表德。诔，列举死者德行的哀悼文，“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箴，警戒文字，用以批评抵制过失。祝，向神祷告的话。仅以此荦荦大端，我们就知道，适辨性的、铺叙性的、说明性的、评论性的、请求性的言语活动———这都不是文学评论———就占了大多数。这是从体裁上检索得到的结论。
第二方面：口语记录 “颂赞第九”：“……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鲁民之刺……直言不咏，短辞以讽……”刘勰所评论的赞，有三种，一是赞美，二是说明或总结，三是辅助或补充。“颂赞第九”里指出：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想法，不要禁止他们口说。鲁国百姓讽刺……直率地说出，不是歌唱，用简短的话来讽刺……。刘勰这里不就是在评论口语活动么？读者若以为这仍不足为凭，那末，还有证明。“诸子第十七”：“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代所记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这些篇章著作，是上古传下来的话，到战国时代的人才记录下来的。后来到了鬻熊，此人懂得道，周文王向其请教，记录的文字事件传下来，最后才录成《鬻熊》。可见，这确是口语记录！同一篇接下来，“孟轲膺儒以磬折，……青史曲缀以街谈。”孟子信奉的是儒家演说，……青史子将街谈巷语加以琐繁编缀。街谈巷语，该是口语了。同一篇又说，“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璅语必录，……”直至魏晋年代，作者迭出，真话假话并存，琐碎的话照录不误……。末尾一语，明白无误指的是口语记录。文后又有言如：“故能越世高谈，……声其销乎！”诸子眼光能跳出当世，高谈阔论，……他们的声音岂会消逝？这也说的是记录口语。“论说第十八”：“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称为《论语》。”从前孔子说的很精彩的话，门徒在事后追记下来，称为《论语》。由此我们说《论语》是中国最早的古代口语记录之一，绝不为过。接着，“……陈政，则与议说合契；……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讲政治的，则与议和说一致；……议是话说得适当，说是话说得动听（“说语”，悦语）……。这里说的是议论政治一类的言语活动。下面，“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瞧，一个辩士的话居然超过九鼎宝物的分量，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压倒百万战士。这无疑是在夸说口辩之才，却也透露了刘勰对口语活动的相当注意。又，“夫说……不专缓颊，亦在刀笔。”劝说……并非专靠口舌（缓颊，慢慢说），也用笔墨。这里固然提醒人不忘笔墨，却也指出，既然劝说，那就得主要靠口舌。《文心》也评说了“说”这种人类最主要的言语活动。刘氏不仅评说了口语，而且还注意了对话！请看“封禅第二十一”：“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陈思王（指曹植）的《魏德论》，借用主客对话的形式来发表议论，问答进行得不紧凑……。这也是一个案例分析。从而看出，刘勰对此处的曹植记录对话的文笔光彩不够，颇有微词。由此可见，刘勰注意了对话———语用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再看“章表第二十二”：“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皇帝戴皇冠（因而“垂珠”）听朝臣报告，诸侯挂玉（因而玉碰而鸣）上朝，他们口头陈述各种意见，皇帝明白考虑它的功效。……他们都是在朝廷上口头讲，不借用书面上奏。“奏启第二十三”开章便说：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唐虞之臣进去口头陈述意见。“议对第二十四”：“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杜钦之对，略而指事……”对策，是对答诏书所提问题陈述政见；……杜钦的对策，对答简略，指出重要事实……。这又是在讨论对话这一形式，而且是一个极简单的案例分析。“书记第二十五”：“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大舜说：“书写是用来记录的啊。”用来记录时事的。大概圣贤的言语文辞，总是有人替他记录下来的。又说：“行人挈词，多被翰墨矣。”外交官（行人）所带本朝皇帝的辞令，多数是被记录了的。这又是在说记录口语活动的事。对于言与笔的关系，刘勰在“总术第四十四”里指出得干净利落：“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翰曰笔。”说出来的是言，用笔写出来（属翰）是书面形式（笔）。如此种种说明，《文心》绝不仅仅是文学评论，完全有资格当成语言研究的传世之作。
第三方面：语言的功用
“原道第一”：“《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刘勰赞成易经的说法，文辞能鼓动天下。这是指出人的语言能影响客观世界。“徵圣第二”：“政化贵文……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政治教化看重文章。……孔子赞美子产，便说“言语可以充分表达思想，文采用来充分修饰言语。”前面说的是语言活动可以帮助统治阶级推行政治教化，后面指的是现代人说得滚瓜烂熟的一个命题：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宗经第三”：“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文辞凭德行来建立，德行凭文章来传播，孔子用来教育人的四个方面：文辞、德行、忠诚、信义，其中，以文辞为先，文辞跟其他三者相互配合。这就特别强调了语言的教化作用、传播作用。刘勰的头脑里，语言的实际运用与功能占有很大的分量。下面的材料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颂赞第九”：“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他指出赞这一体裁产生虽早，但实用不多，足见他很看重语言的实际应用。下面有一大段话说的是语言的功用即现代人讲的言语活动：“祝盟第十”：“及周之太祝，掌六祝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祔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馈；宜社类祃，莫不有文……”祝辞用来干什么呢？敬神求保佑。具体的举办人与活动是：由周朝的太祝主管，发出六种祝告的话。祭天时祷告词是‘万物都生长’；迎接太阳时拜神的祝词是‘宇宙肃穆’；在祖庙祭祀的祝词是‘早起晚眠’；用猪羊到祖庙里祭祀的祝词是‘多福无边’；出征时祭社神，祭上帝，祭出征地，无不用祝词的。还有“张老成室，致美于歌哭之祷；蒯聩临战，获佑于筋骨之请。”筑成了新屋，表示新屋的美好，要歌唱哭泣一番；有人亲临战阵，请祖先保佑不伤筋骨，也要祷告一番。这众多的言语事件，显示了语言的功能。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体裁的检索、口语记录和语言的功用，看出刘勰对语言作了多方面的观察与评论。关于这个方面，我们有如下几个认识：第一，《文心》不仅是文学理论的伟大之作，也是语言研究的伟大之作。它对口语活动、言语事件做了多方描写，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界提供了宝贵的古代的言语活动资料。写到此处，觉得有些文章仅从声律方面下笔论证《文心》也是语言研究之作，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甚为可惜。这些文章接触到它的语言的一面，但多是从文学语言的角度，较少从语言学的角度。所谓语言学的角度，是指从符号的、言语的、言语事件的、言语活动的、言语行为（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的角度。如果我们今天从这些角度看刘勰的贡献，就会发现下面的这个外国人的结论就有问题了：中国没有真正的语言学，只有语文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某国际语言学大会，只让我国派旁听代表（20世纪80年代湖北省第一届语言学会，学会主席严学窘如是说），就是基于这一武断的结论。我们自己曾经也认为，我们的传统的语言学领域里只有训诂工作可干。现在我们面对实际地看看刘勰的这些出色的工作，就会发现，刘勰不愧发语言学研究之滥觞，当然尚未完成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著作。但是，外国人有语言学专著的历史也不长！
第二，我们承认了第一点，那么，刘勰的《文心》有没有资格当成语言著作来看的问题，讨论刘勰的语用观是不是牵强附会的问题，就明明白白了。这里我们要提起一代国学大师黄侃，章太炎的两个弟子之一（所谓北吴南黄）。他是很明确地将《文心》看成语言研究的少数人当中的一位。他曾强调搞语言的人要学八部书才能打下扎实的基础，其中一本就是《文心》。后来曾有一副对联记趣，上联说的是陈独秀，下联说的是黄侃，说黄侃的那一联写道：“八部书外皆狗屁”。这证明黄侃先生是何等看重这八部书！也证明他是毫不含糊地把《文心》看成语言研究之作的。
2．刘勰的语用观
现在让我们正式讨论刘勰的语用观。刘勰的语用观分为语用隐意（语用含义）、语用原则、语用策略和篇章联结。
第一方面：语用曲隐或隐意
什么是隐意？刘勰的说法是“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谐隐第十五”）以躲躲闪闪的话来隐藏其含意，绕弯子打比方来暗指事理。接着，他说：“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这是使用隐意的原则：意义曲折但须正确，文辞隐蔽但须浅露。讲话写文章若用隐含，须卡住两头：婉而正，隐而显。婉、隐可以说是手段，正、显可以说是目的。刘勰并非一味主张隐意，在写檄文时，“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檄移第二十”）一定要使事情明白，道理确切。也就是说，语用隐意不是语用策略的一切。“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徵圣第二”）《易经》里用卦来表示事物的四种现象，其意义精微而曲折隐晦，《春秋》记事的五个条例，文辞婉转，含蓄不露，这是用含蓄的意义来暗含文章的作用。当然，这里说的不是口语活动。《易经》里的卦也不是语言文辞因而与语用学无关，但《春秋》却是篇章，在篇章里谈隐含是语用学的正题。接着，他又说，“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纵然精妙的意义写得曲折深隐，但不妨碍正确的论述；文辞含蓄婉转也可，但不损其体察要义。总体上的重要信息与言词含蓄相安相通，正确的论点与精妙的意义并存并用。这几乎是一个语用原则。
在评述隐与秀的关系时，刘勰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隐秀第四十）隐是文外所含的言外之意；秀是篇中最有见解的话。隐以文外含有另一层意思为工巧，秀以卓绝为巧妙。注意，“隐者文外之重旨”和“隐以复意为工”和现代语用学里的implicature的含义几乎如出一辙！
情在词外曰隐，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定势第三十”：“刘桢云：‘文之体势实有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辞已尽而势在，即不尽之意在文外。刘勰是肯定这一点的。
还有大量的关于隐含的叙述，我们将放到第六章“语用与文学的体现关系”这一小节里再去研究。
概而言之，刘勰讲的隐，一是指写文章（说话）的人自己不说明白，靠读者去推测的（“易经”），一是指“文外之重旨也”（“隐秀”）。前者隐事，后者隐话语意义。我所说的刘勰的语用观，当然指后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