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富贵，毋相忘。毛泽东一生最重友情，不忘旧谊。青少年时期，他先后在韶山、湘乡、长沙等地求学，结识了许多同学，结下了深挚的情谊。对于那些昔日帮助他、支持过革命的同窗学友，他尤其不能忘怀。新中国成立后，他不断写信问候他们，寄钱接济他们，还请他们上京叙旧，力尽友情，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和无私的革命情怀。
一、“剪辫子朋友”胡崇诚
在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笔下，曾记述过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时的一件往事——那是1936年夏，毛泽东亲自对他讲述的一个“剪辫子”的故事：
由于修筑川汉铁路，而兴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在我的学堂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为了发泄“排满”情绪，他们反对留辫子。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
故事中提到的这位守信用的“剪辫子朋友”，就是胡崇诚。
胡崇诚号松茂，又名霜梅，湘乡县龟灵桥（今双峰县梓门乡）人。生于1894年，卒于1964年。早在1910年毛泽东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时，胡崇诚就在该校读书，二人系同班同学。翌年春，二人前往长沙，一同考入湘乡驻省中学预科班读书。他俩从小学到中学同窗共读，交往亲密，听课同桌，自修共商，散步并肩，就寝连榻，堪称手足情深。
胡崇诚深受毛泽东早期革命思想影响，倾向激进。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在学校带头发起“剪辫子运动”，以表示反对腐败的满清政府。胡崇诚在班里率先响应。接着，班上其余十多名同学纷纷响应。然而，临到剪辫子时，其他同学退缩了，只有胡崇诚信守诺言，与毛泽东一同剪掉了自己头上的辫子，接着又拿起剪刀强行将其他十余名同学的辫子剪掉。这一举动，当时在学校震动很大，被视为大逆不道，遭到学校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当校方追问是谁带的头时，毛泽东挺身而出：“是我领的头。”校方质问：“为什么要把辫子剪掉？”毛泽东理直气壮地回答：“讲卫生，反封建！”校方无奈，给了他“记大过”处分。所幸校长杨伯鸿思想开明，才“未加深责”。
武昌起义后，湘乡驻省中学堂停办，毛泽东毅然参加湖南新军，半年后退役，考入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胡崇诚则在辍学半年后，于1912年下期回到刚复学的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他俩虽不再同学，但交往仍然密切。
1915年，胡崇诚在省城毕业后回到家乡，先在龟灵桥正公祠堂教了几年书，尔后弃教从医。由于他勤奋好学，后来成了当地有名的中医。1926年，湖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他在当地积极参加农运，担任了湘乡县望春门27都第15区（今属双峰县）农民协会秘书，并兼任农民协会举办的大村双江高小教师。1927年1月，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曾专程到湘乡考察七天，并在县城召开座谈会，听取了胡崇诚所在的第15区农协及第19区农协负责人的汇报。当时，胡崇诚因在乡下任教，未能及时得知这一消息，老同学、老朋友近在咫尺，却无缘会面，因而失去了一次良机，胡崇诚为此事叹惜不已。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胡崇诚得知毛泽东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感到十分的荣幸与欣慰。他遥望京城，怀念与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万千思绪化作一首七言律诗《感怀故人》。他满怀豪情地吟咏道：
懊悔当年志不豪，嶙嶙傲骨有谁招？
一轮明月照清影，盖世英雄是旧交。
读共星沙倡剪辫，病居斗室犹挥毫。
而今两地□□□，伏地孤松凤在霄。
诗中的“故人”即指毛泽东。该诗第七句原稿残缺，只剩四字，但诗意明了，表达了胡崇诚对故人的思念之情。
11月8日（农历九月十八日），胡崇诚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追怀往事，诉说离情，向老朋友报告家乡的建设盛况及社会治安状况。信中特意附上了这首《感怀故人》。
毛泽东收悉此信和诗时，恰值共和国肇创伊始，正为重建家园、恢复民生而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因此未能及时函复。
然而，故人情深。1950年3月14日，毛泽东拨冗复信：
崇诚学长兄：
去年旧历九月十八日大示获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承惠瑶章，弥见推爱。尚祈时赐教言，以匡不逮。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O年三月十四日
信中表达了毛泽东与老朋友相逢的喜悦心情以及对胡崇诚诗作的称赞，体现了毛泽东谦逊的胸怀。
胡崇诚接到毛泽东的信后，人们纷纷前往他家祝贺。曾有人劝他“赶快拿着信到北京去，毛主席有好工作给你”。但他坚持不去，并不以此炫耀，以免给毛泽东和当地政府增添麻烦。他认为，在乡下当个医生，同样能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于是，他继续留在乡下，当一名普通医生，为乡亲们解除疾苦。1954年，他参加了湖南省双峰县卫生协会，在家乡建立了中医联合诊所，以医疗为职业，服务桑梓，受到父老乡亲的赞许。直到1964年12月临终前，他仍在为乡亲们切脉诊病。胡崇诚过世不久，据说毛泽东还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问候，可惜他只能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慰了。
二、两度同窗谭泮泉
谭泮泉，湘乡县人，生于1889年。早年曾与毛泽东同窗就读于长沙湘乡驻省中学，二人过从甚密。后来，谭泮泉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历任中等、高等学校国文教员。
1969年7月，谭泮泉在北京中关村写了《关于毛主席青少年时的片断回忆》一文。据他说，此文曾送王季范先生转呈毛主席亲自审阅。文章回忆了他与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的一些往事。
1904年，谭泮泉到长沙报考湘乡驻省中学，被录取，编入甲班听课。1911年春，毛泽东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由学校推荐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东山高小校长李元甫亦转入该校，担任学监。毛泽东随之一同入校。
李元甫先生最器重毛泽东，在东山读书时，他就称赞毛泽东是个“建国之才”。到了驻省中学后，李元甫更是赏识毛泽东。他常说：“毛泽东是珍奇瑰异之才，为三代以下仅见之选。”这句话在谭泮泉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来到长沙，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腐败无能，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压迫人民，凡我国人，莫不同仇敌忾。毛泽东愤然写下了《打倒满清王朝》的大字报，提出了“赶走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众新政权”的政治主张，大声疾呼一切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半年之后，毛泽东离开驻省中学，又报考了几所学校，均不如意，最后选择了省立第一中学。在省立第一中学他读了一段时间后，又自动退学，每日到定王台图书馆自学，直到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不久，四师并入一师。从此，毛泽东在一师度过了长达五年的读书生涯，直到1918年毕业。
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常利用假期进行社会调查，了解社会状况。
1917年暑假，毛泽东住在长沙文运街巷内的储英园。一天，谭泮泉在闹市遇见了他，只见毛泽东还是那样潇洒不羁，超凡脱俗。乍一见面，毛泽东就问谭的生活情况如何。谭泮泉如实地告诉他住在府后街长兴客栈，生计无着。毛泽东微笑着说：“住到我那里去，伙食算我的。”于是，谭泮泉随着毛泽东住进了储英园。
过了几天，毛泽东要走了，交代谭泮泉说：“你住在这里，不要乱动。”意思是不要到处跑。谭回答说：“好，我在旅馆里待着等你回来。”
毛泽东走时，穿一身蓝粗布短衣，脚着布鞋，背着一个白色包袱，里面装着衣服及“文房四宝”，包袱外捆了一双油鞋。毛泽东左手持一把雨伞，风趣地与谭泮泉说着话，要谭泮泉评价他的装束。谭泮泉当时感到有些难为情，因为自己年龄比毛泽东大几岁，还靠他吃饭，怎么好说呢？毛泽东平日爱与谭开玩笑，经常说要外出“游学”，因此估计他真的要出去“游学”了。
毛泽东借“游学”之名，进行社会调查，他这次出游，由小吴门出城，然后到岳阳、临湘、汉寿、沅江、益阳、宁乡等地，沿途到了许多农民家里，考察社会情况，收集了许多材料。返回长沙时，他风尘仆仆地将包袱往长桌上一搭，向谭泮泉招手说：“泮泉，看我的成绩。”然后解开包袱，取出一捆调查材料，还有一捆用布包好的约四五寸长的银元。谭泮泉一看便乐开了。
为了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很注意锻炼身体，经常去湘江南湖港游泳，登岸后又至爱晚亭做登山运动，风雨无阻。每次出去，他都是赤脚短袄，步履如飞。谭泮泉有时见他未归，就给他送去油鞋、雨伞和换洗衣服。每当他在河边上找到毛泽东时，毛泽东总是乐呵呵地向他表示感谢。
1923年，潭泮泉在长沙乐古道巷颜子庙湖南私立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任教。这所学校是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创办的，并由她担任校长。谭泮泉在该校任教务主任。当时，毛泽东常来该校从事革命活动，谭泮泉曾请他讲授历史课。毛泽东一走上讲台，就慷慨激昂地宣讲革命宣言和战斗要旨，引导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常去长沙望麓园宁乡会馆内宣传共产主义。谭泮泉闻知，率领一批学生前去听讲。他和学生坐在前清考试用过的长凳上，整齐划一，专心致志。毛泽东在讲台上慷慨陈词，分析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形势，指出工农群众必须和学生联合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才能救民于水火，使人们颇受启发，博得了听课者的热烈掌声。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长沙市六千多名泥木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毛泽东身穿工人短装，手举红旗，走在队伍最前列。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冲进县政府。谭泮泉也领着学生，高举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标语，高呼口号，吓得贪官污吏魂飞魄散。
1925年的一天傍晚，毛泽东身披一件黄色大衣，手拿提包，来到平民女校传达室，碰上谭泮泉，对谭说：“我今晚跟你借歇。”谭说：“行！”随即把他带到教员宿舍。毛泽东问道：“泮泉，你睡哪一个床铺？”谭泮泉指了指厢房那边。毛泽东将行李放在谭的床上，低声道：“赵恒惕要捉人，你莫说毛泽东来此。”谭泮泉送他就寝后，心情很不平静，生怕他不安全。于是，谭出去嘱咐传达室老工人及学生保密，嘱咐完了，才回到房里与毛泽东同寝。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向潭泮泉告别，谭依依不舍，把他送到乐古道巷口，目送着他走了。
就在毛泽东走后的第二天，谭泮泉在局关祠墙上看到了赵恒惕出的“赏格”，上面写着：“倘能生擒毛泽东，赏洋千元。”谭泮泉回到学校，将“赏格”念给葛健豪听时，正值何叔衡来校，向警予亦在一旁，大家无不惊讶。葛健豪说：“毛先生走了就好了！为革命，他真是饱经风霜啊！”在坐的人，均为毛泽东安全脱险而感到高兴。
新中国成立后，谭泮泉担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78年病逝于长沙，享年89岁。
三、师兄毛岱钟
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职官人物志》中，有四处提到这样一个人物——毛宪。此人1926年6月17日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典试委员会监试委员；1933年1月13日任监察院院部调查专员；其后任稽勋委员会干事。
这个毛宪，就是毛岱钟，韶山市韶山冲人，毛泽东的堂叔父，毛泽东的塾师毛简臣之子，二人系少年时的同学。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提到他曾在一个“失业的法科生家里”读过半年书。一些书刊因而将毛岱钟误为毛泽东的老师。其实，毛岱钟并非其老师，而是其同学。
在韶山《毛氏四修族谱》上，可以查到关于毛岱钟的记载，其派名毛贻禧，字岱钟，号亚超。毛宪是其官名，他生于1890年12月，卒于1936年1月。
毛岱钟家住韶山冲乌龟井（今属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其父亲毛简臣，早年外出谋生，曾入左宗棠部从军，后回归故里，开办私塾，培养本族子弟，以此谋生。少年毛泽东聪颖过人，拜毛简臣为师，功课相当出色，深得毛简臣先生喜爱。毛岱钟虽长毛泽东三岁，但对毛泽东的资质深为敬佩。二人常在一起切磋诗文、经学，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毛岱钟后来常向妻子冯氏谈及年幼时与毛泽东读书的情况，对毛泽东的聪明过人称道不已。
毛岱钟从父亲门下毕业后，来到清溪寺郭伯兄先生门下读书。郭是一位老秀才，乡村宿儒，学问较深，毛岱钟颇受其益，长进很快，打下了较深的古文基础。
1910年初，毛泽东离开乌龟井私塾后，又在东茅塘私塾毛麓钟先生门下读了一段时间书，其后，辍学回家参加田间劳动。但他求学心切，一边种田，一边孜孜自学，虚心求教。耕作之余，他从上屋场跑到乌龟井和翠嘉塘去找毛岱钟和毛宇居一起研讨文章，探求学问。毛泽东写了文章，便拿给二人批阅、修改。毛泽东求知若渴，家里的书很难满足他的要求，他便四处寻借。毛岱钟即将父亲珍藏的“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史记》等书籍借给他看，并在一起探讨书中内容。毛泽东在读了这些书后，更增添了对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爱好和兴趣。毛岱钟借给毛泽东的书，解放前他的孙子毛远定还在毛泽东家见到过。那时，毛远定常去上屋场与毛泽东的侄儿毛楚雄一块儿玩，在楚雄的阁楼上还见过这些书，书面上盖有毛策臣、毛翰臣的印章。
1910年秋，毛泽东到湘乡东山学校读书。1911年春到长沙考入驻省湘乡中学。恰在此时，毛岱钟也在长沙法政学堂读书。老同学相见，分外亲切。他们常在一起谈论时局，探讨学问，发表对社会的见解。当时，孙中山革命倡导剪辫子，遭到清朝遗老遗少的反对。毛泽东的思想民主、激进，他是主张剪辫子的；而毛岱钟思想趋于保守，二人常发生争论。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受革命党人的影响，和几个朋友从长沙赶到汉口参加了黎元洪的革命军，而后随部队开赴长沙。很快，长沙成立了都督府，哥老会首领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举为正副都督，但不久，他们又被军阀谭延闿推翻了。
此时，湖南学生纷纷投军，很快组织了一支学生军。就在这时，毛岱钟投笔从戎，离开法政学堂，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这支学生军。湖南学生军当时印有16开平本《通讯录》，内有毛泽东、毛岱钟两人名字及通讯处。毛岱钟离开学生军后，曾将《通讯录》带回韶山交给亲属保存，直到解放前夕。
不久，因不喜欢这支学生军，认为它成分复杂，毛泽东遂决定去参加正规军，便离开了学生军。毛岱钟随后也离开了，继续进法政学堂读书。
离开学生军后，毛泽东在新军当了几个月的普通列兵。1912年春夏，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毛泽东退出新军，决定回到学堂去。他一连报考了几所学校，均未入学。正当他决定去报考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时，在法政学堂读书的毛岱钟即劝毛泽东进法政学堂。毛泽东早就见到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广告，广告上许下种种诺言，娓娓动听，保证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期满后即可谋职。毛岱钟立志将来从事法律工作，因此不断地向他称赞这所学校。毛泽东即写信给家里，把广告上的内容向父母重述一遍，请求父母给他寄学费。他的父母未置可否，最后学费还是寄来了。但是，毛泽东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接着，又报考了一所商业学校。他在这所学校仅读了一个月，便走出了校门。以后，他先后进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湖南第四师范、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直到1918年毕业。
毛岱钟在长沙法政学堂毕业后，选择了律师这个职业。他开始师从湖南著名律师马续常。由于他聪明好学，长进很快，得马先生的器重和指点。不久，毛岱钟即在长沙开始挂牌当律师。
1918年8月，毛泽东偕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一批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由长沙登船转道上海，前往北京。其后，毛泽东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此时，毛岱钟已是小有名气的律师，他在长沙新安巷挂牌办起了律师事务所。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抵达上海，于4月6日回到长沙。不久，经周世钊介绍，到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1919年12月，毛泽东组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到达北京，成立“平民通讯社”，声讨张敬尧的祸湘罪行。1920年4月，他离开北京，到上海进行革命活动，于7月回到长沙，不久，出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8月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在此期间，他常去访问毛岱钟。有时在毛岱钟家留宿，并借此去附近的《大公报》报社看报。据张平子回忆：“毛泽东此时从北京转回长沙，寄寓其族人毛宪（即毛岱钟）律师事务所内，该所在新安巷内，与《大公报》报社仅一壁之隔……毛泽东极喜浏览报纸，每坐其中辄数小时不去。遇风雪之夜难于返寓，即与我同榻而卧。他为本报写了不少文稿，同仁颇佩服他的卓见。他此次返湘，实为从事新文化运动及革命工作，曾组织文化书社，募集股款，每股十元……”可见，当时毛泽东与毛岱钟交往仍然密切。
1926年春，毛岱钟随唐生智到广州，在广州国民政府审计室（即后来的监察院）当科员。不久，毛泽东也到了广州。同年5月到10月，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邀请了一批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到讲习所担任教员，时任广东革命政府审计室科员的毛岱钟亦在被邀之列。此时他的名字已改为毛宪。夏燕日所撰《广州历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概说》一书，载有毛宪其名。当时，毛宪应聘到农讲所为学员讲授法律知识九小时。
1926年6月，毛岱钟担任国民政府法官考试典试委员会监试委员。毛泽东此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代理中央宣传部长。二人常有书信联系。据毛远定介绍，他在家里时曾看到毛宪遗留下来的日记本，内有“×月×日，收到毛泽东来信”等数处，内容未详，日记也难已找到了。
1926年冬至1927年春，大革命蓬勃开展之时，毛岱钟随国民政府到了武汉。1926年11月初，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亦由广州到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他离开上海去武汉，特地去见了他的老同学毛岱钟。二人暌违日久，格外兴奋，谈及当时的局势，各抒感慨。毛泽东动员毛岱钟一同去乡下开展农民运动，毛岱钟则摇头不止，表示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能离开国民党，并力劝毛泽东到国民政府去谋职。毛岱钟认为，毛泽东曾在国民党中任过要职，如果留在该党内是很有前途的；如果去搞农民运动，一定为国民党所不容，将危及自己的地位与安全。因此，毛宪力劝毛泽东“不要太激进了”。毛泽东没有接受毛宪的劝说，坚持要到农村去开展农民运动。临行前，毛宪见毛泽东囊空如洗，即拿出一些银元送给毛泽东做盘缠。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湖南浏阳领导了秋收起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毛宪却随国民政府迁到南京，担任了监察院的科员，不久升任科长。从此与毛泽东分道扬镳。
据说，毛宪在南京曾参与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韶山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毛福轩。据在韶山工作过多年的老地下党员邹祖培回忆，1933年3月，毛福轩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受党组织派遣打入金山县兴泰公安分局任局长时，因叛徒告密，被国民政府南京卫戍司令部逮捕。事发后，有人电告上海的毛旭民（韶山老地下党员），毛旭民又电告当时在上海江浦做地下工作的邹祖培，邹马上去上海找毛旭民询问详情。毛旭民告诉他：毛福轩已被捕，被脚镣手铐由上海解往南京去了。二人立即商量营救办法。邹祖培得知南京政府监察院有个当科长的毛宪，与毛福轩是近亲，可找他想想办法。毛旭民和毛宪是本家，又是同辈，因此便去南京找了毛宪。毛宪允诺去打听。于是，邹祖培暂回了江浦。但过了十多天，没有看到毛宪来信，他心急如焚，又赶往毛旭民家，催其再去南京打听。毛旭民到南京后，没会到毛宪。其家人对毛旭民说：“你是打听毛恩灏（即毛福轩）的事吗？他的事情怕难得办好。”由于毛旭民对毛宪心存戒备，又得不到毛宪的肯定回答，故在南京只等了一天就回来了。他对邹祖培说，现在搭救毛福轩是不行了，你和毛福轩关系密切，毛宪是知道的，你也要离开那里，以防不测。就这样，毛福轩终因得不到及时营救，于1933年4月22日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对于这件事，人们在评价毛宪时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毛宪当时身居要职，又是律师，他要营救毛福轩是有办法的，只要他尽力去保，毛福轩是不会被害的。但也有的人说，保还是保了的，只是当时形势恶化，一片白色恐怖，毛宪的力量太弱了，即算去保，恐怕也保不出。另据毛远定回忆说，他母亲冯氏生前曾对他说：“福轩娭毑（五阿婆，指毛福轩的妻子贺菊英）怨你祖父（指毛岱钟）见死不救。其实，你祖父是去救了的。只是由于福轩阿公在监狱时毫不屈服，大叫大骂，闹得很厉害，国民党很恼火。等到你祖父去营救时，国民党已把他杀害了。”
1969年，韶山老地下党员汤匊中（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委员）在为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所写的函调证明材料中，谈及毛福轩烈士牺牲的经过，曾多处提到毛岱钟。他写道：
毛福轩是1933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不幸被捕的。其时，我在南京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做党领导的“互济会”工作，不在上海，故对他被捕的具体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但当他由上海被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几天后，我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监察院任职的毛岱钟（韶山人，我姨夫毛泽敷的父亲）家里时，毛岱钟和正住在他家的毛泽全、毛伟昂（共产党员）、毛桂生（大革命时的农运积极分子）告诉了我这一不幸消息。当时，大家对此无不同声慨叹，并即商量营救办法。我由于当时所负的任务是救济在南京狱中的被难同志，便急速返回我的住处（南京鼓楼街现代中学宿舍），拿了十几块银洋，买了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和熟肉等食物，还剩下几块钱，当即以乡亲关系，一并送到宪兵司令部狱所，面交毛福轩。我一眼望见他的身体和行动，已显然看得出受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刑讯，他却非常泰然自若，并以非常镇定而坚强的语气对我说：“要死就死吧……”由此可见，毛福轩是早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愿为党的事业洒尽他最后一滴血的。
据毛泽全、毛伟昂、毛桂生说，他们也都先后到狱所去探望过毛福轩，并送去一些东西。但由于毛福轩在狱中被囚禁时间短，很快被敌杀害，故我就只到狱中探望过他两次，后一次也是送点钱、食物和治伤药物……
当我和毛桂生、毛泽全、毛伟昂得知毛福轩被杀害的惨痛消息时，不禁同声一哭。当即由毛岱钟拿出点钱来，我们就一同到街上买了一副棺材和一身白布衣服，到雨花台收殓毛福轩的遗体，将他安葬在雨花台东北面的山腰上，前面是朝着南京城垣的东南角，亦即朝着紫金山的那个方向，墓后有一棵碗大的松树。当时，我还在墓地周围拾了一些红雨花石，把它们聚积压紧在他坟上，以示他一颗红心永向党。
毛宪寓居南京时，中共地下党员毛伟昂、毛桂生、毛远耀等常去造访，在他家食宿，韶山冲邻里乡亲每到南京，常寄食于他的寓所。1932年到1933年之间，湖南数县发生大水灾，毛宪被国民政府派往湖南进行调查，以备赈济救灾。他在湘乡调查之后顺便到了韶山老家一转。就是这次，他将东茅塘的毛泽全带去南京，到监察院当收发。1936年毛宪病逝后，毛泽全即到苏北海安镇谋生，以后在那里参加了新四军。
1933年1月13日，毛宪担任了南京政府监察院调查专员，成为显赫的政府官员，他经常参与大案要案的调查处理，惩治贪官污吏，弹劾政府要员。韶山冲自古风气闭塞，很少有人在外做官，如今出了这样一位“大官”，真是破天荒，乌龟井自然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认为是其“祖坟开了坼”。以后，毛岱钟官运虽不亨通，但他在监察院的地位日益稳固。尽管院长换了几个，但他仍做他的调查专员，并受到器重。毛远定曾听汤匊中讲过：“毛岱钟文字功夫深，知识雄厚，深得监察院长于右任的赏识和信任，院部有关公文的把关，全是由他一手承担。”后来，毛宪还担任过国民政府稽勋委员会干事，直到逝世。
毛泽东在延安时，国民党有位要员知道毛宪与毛泽东系同乡同族，且有过交往，曾动员他去延安做说客，劝说毛泽东“归附”国民党，到南京政府做高官。毛宪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知道此事办不到，于是婉辞不去，让那位要员碰了一个“软钉子”。
毛宪是学法律的，当过律师，好打抱不平。他在南京任调查专员时，附近有一道观，院内有一道士，为人甚为狡诈刁顽，强占庵堂附近一农民的土地，农民不服，因而打起官司。尽管地方当局判定土地归还农民，但那道士不服，随即带上一笔钱去找毛岱钟帮忙，毛宪询问其详情，明白了事实真相，当即拒收贿赂，义正词严地斥责了道士，维持了原判。
毛宪为官清廉，在外做官数十年，除正常薪金收入，衣食而外，别无长物。其遗物仅一些书籍和几副对联。他去世前，家中负债累累，病殁后，其子毛泽敷靠朋友接济才得以还清债务。
1936年6月1日，毛宪在南京病殁。人们将其灵柩运回韶山冲，安葬在分水坳上。
1941年，韶山在纂修《毛氏四修族谱》时，乡亲们将毛岱钟的事迹载入族谱，并由毛楚雄的舅舅“自娱老人”周颂年写了《岱钟老先生赞》，曰：“裕申韩学，为名律师。盈庭辩论，剥茧抽丝。争回公益，传能于兹。古滇游幕，夤笔一枝。青萍结缘，到处见知。旋官岭表，监察职司。发抒政见，适所措施。春花秋月，想望丰姿。故人何处，感慨系之。”
近百年来，韶山人做过“大官”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共产党领袖；另一个是毛岱钟，国民政府监察院调查专员，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国民党的忠实奴仆与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曾有过密切的交往，后来所走的道路却迥然不同。
毛泽东心中对毛岱钟是熟记在心的。1936年他与埃德加·斯诺在延安谈话中多次提到毛岱钟这位“法政学堂”的朋友外，以后他还与有关人士多次谈到过毛岱钟。1949年10月，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到北京去看望“主席三哥”，两人回忆往事，谈到毛岱钟时，毛泽东说：“毛岱钟是国民党的人，我们两人的政治立场不同。”还说，“毛岱钟幸亏死得早，不然他会吃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