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附考序
朱子之注《四书》也，毕生心力于斯，临没前数日，犹有改笔。但其本行世早，而世之得其定本者鲜，此注本所以有异也。又有因传写而异者，亦未免焉。定本如《大学》“欲其必自慊”，后为“欲其一于善”而定也；《论语》“行道而有得于心”，后为“得于心而不失”而定也；此类是也。传写而异，如论语“卫大夫公孙拔”，误为公孙枝；《孟子》“自武丁至纣凡九世”，误为“七世”之类耳。传写之误，固注疏家之常事，若夫注是书而毕生心力于斯，没前有改笔，则朱子之注四书也，其用心良苦，其用力独瘁矣。
夫朱子之意，必欲精之又精，以造乎其极，亦何为也哉？立志于为圣贤，在自得躬行，而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用以治国平天下，在体诸身，施于政，亦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即以讲论《四书》经文，亦在于大本大源，而不在于一句一字之闲也。然则我子朱子之苦心瘁力于斯者，何为也哉？盖以四子之书为两闲至精之理，为孔门至精之文。为之注者，必至当而不可易，乃与斯文为无所负焉耳，此子朱子之意也。况有非朱子原文，为传写所误者耶？况不惟注也，经文历汉以来，授受既远，亦不免有传写之误者耶！
英自癸卯而后，困于棘闱者二十余年。此二三十年间，颇亦手不释卷，而于朱子《注》之异同处，不暇详也。未尝不研摩于《朱子文集》及朱门诸子集中语录，然于其自论注处，则置之。未尝不涉历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东发《黄氏日抄》，然于其中《学》、《庸注》，则置之。何也？以为通经致用之学不系此也。《十三经》经义之未通而求通者，汲汲不暇，而奚暇于此也！
慨自丁卯，英与儿志忠偕入省，未数日，母病信至，与儿偕返，已抱恨终天。自是每闻人言乡试，则心痛，尽弃所业，而就业名山。忠儿感予心之摧伤，亦不乐习帖括。今岁，忠遍觅借古本四书及疏释四书之书，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后改定本及传写未误者，别录一部，而私记《考证》附于后。有疑则折衷于予，然不能多得善本，予惧其折衷之犹未当，命付梓以广其就正有道之帙。斯役也，固幼学壮行者所不屑为之之事也。乡使英于屡踬场屋之年，即得所愿，则儿当亦相从于青云之路，求所谓通经致用之学而学焉，又奚暇为此学？乃今而英之所遇可谓穷矣，穷况及于家人，非听儿之不自量而为此迂远也。四方诸君子见其书而教正其中之缪讹，尚其哀英之遇，而谅忠之情也夫！嘉庆辛未重阳日，吴邑吴英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