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督运，命黜之。山西汾州考平遥主簿成乐，能恢辨商税，上曰：“恢辨，是额外取民也。主簿职在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恢辨为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讯责。
命仍祀孟子。初，国子监请释奠，命罢孟子祀。至是，上曰：“孟子辟邪说，辨异端，发明先圣之道，其复之。”六年春正月，来朝守令陛辞，谕以慈祥岂弟，毋作伪。
甲寅，以举人张唯、王琏等为编修，入文华堂肄业，诏太子赞善宋濂、正字桂彦良为之师。上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定其优劣，赐白金、弓矢、鞍马，宠遇甚隆。
二月甲午，诏暂罢科举，令有司察举贤才。上谕中书省臣曰：“朕设科举，求天下贤才以资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词，及试用之，不能措诸行事者甚众。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之，甚非所以称朕意也。其暂罢天下科举。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
夏四月，命吏部访求天下贤才。修《昭鉴祖训录》成。初，上命陶凯等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可为观戒者。书成，赐名《昭鉴祖训录》。目十三：曰箴戒，曰持守，
曰严祭祀，曰谨出入，曰慎国政，曰礼义，曰法律，曰内令，曰内官，曰职制，曰兵卫，曰营缮，曰供用。上亲为之叙，颁赐诸王。
秋八月，上尝从容谘正字桂彦良以治道，彦良对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则好恶颇，好恶颇则赏罚差，赏罚差则太平未有期也。”是时，上惩元氏以宽纵失天下，颇用重典。上谓彦良曰：“法数行而辄犯，奈何？”彦良曰：“用德则逸，用法则劳。”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也。”
九月庚戌，诏禁对偶文辞，命翰林院儒臣择唐、宋名儒笺表可为法者。群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及韩愈《贺雨表》进，令中书省颁为式。冬十月壬辰，令考究前代纠劾内官法。
十二月，令郡县止存大寺观一，僧道并居焉。禁女子四十下者为尼。七年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轻调，有年劳者就本部升用。谕吏部曰：“古称任官惟贤才。凡郡县得一贤守令，如颍川有黄霸，
中牟有鲁恭，何忧不治。今北方郡县，有民稀事简者，而设官与繁剧同，其量减之！”八年春正月甲子，诏天下郡县访穷民无依者，给衣食屋舍。丁亥，诏天下闾里皆立社学，延师儒教子弟，有司以时程督。
上以北方丧乱之后，命御史台选国子生往各郡分教，谕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在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给廪食衣服而遣之。
山阳民，父得罪当杖，子请代。上曰：“朕为孝子屈法。”特释之。十二月，陕州人献天书，斩之。九年夏六月，诏改中书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秋九月，中书省奏福建参政魏鉴、瞿庄笞死奸吏。上曰：“君之
驭臣以礼，臣之驭吏以法。吏诈则政蠹，政蠹则民病。朕尝令吏卒违法，绳之以死。有司多不法，为下所持，任其纵横，莫敢谁何。今两参政能奸吏于极刑，所谓惟仁人能恶人也。”特赐玺书劳之。
闰九月庚寅，钦天监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诏求言。山西平遥训导叶居升闻诏，谓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见而患小，其一事难知而患大。此三者积于吾心久矣。虽不求，吾犹将言之，况有明诏乎！”乃上言曰：“臣观当今之事，大过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臣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缓刑而结民心，亦未有不以专事刑罚而失民心。国祚长短，悉由于此。三代、秦、汉、隋、唐享国之数，具在方册，昭然可观也。今议者曰：‘宋、元中叶之后，纪纲不振，专事姑息，以致亡灭。陛下所以痛惩其弊，而矫枉之者也。’姑以当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出圣衷，致使治狱之吏务求深刻，以趋求上意。深刻者多获功，平允者多获罪，或至以赃罪多寡为殿最。欲求取狱之平允，岂易得哉！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其余以次仿流徒律。又删定旧诸律条减宥有差。此渐见宽宥全活者众，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蔼然布乎宇内矣。然法司之治狱，犹循旧弊，虽有宽宥之名，而无宽宥之实。所谓实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后刑之政，而后有囹圄空虚之效。唐太宗曰：‘鬻棺之家，欲岁之疫。非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为士者，以登仕版为荣，以罢职不叙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遗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故所学或非其所闻，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言动一跌于法，苟免诛戮，则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率是为常，少不顾惜。然此亦岂人主乐为之事哉？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窃见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细矣，而犯者日月相踵。岂下人之不惧哉？良由激浊扬清之不明，善恶贤愚之无别。议能之法既废，以致人不自厉，而为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烦者乎？汉之世，尝徙大族于山林矣，未闻实之以罪人也。今凤阳皇陵所在，龙兴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庙意也。贼人伪四大王突窜山谷，如狐如鼠，无窟可追，而乃劳重兵以讨之。彼即惊骇溃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迹不能追踪之地，捕之数年，既无其方，乃归咎于新附户籍之细民而迁徙之。骚动四千里之地，鸡犬不得宁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难，流于他所，朝廷许之复业而来归者；今乃就附籍者，取其数而尽迁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臣恐自兹之后，北郡户口，不复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谓太过，而足以召灾异者也。臣愿自今朝廷宜录大体，赦小过，明诏天下，备举八议之法，严深刻之吏，断狱平允者则超迁之，苛刻聚敛者则罢黜之，兆民自安，天变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后教化大行。汉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后号称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盖天下之治乱，气化之转移，人心之趋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臣谓天下趋于治也，犹坚冰之将泮也。冰之坚，非太阳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阳气发生，土脉微动，然后能使之融释。圣人之治天下，亦犹是也。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正风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务。使守令知所务，莫先于使风宪知所重。使风宪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则必以簿书、期会、狱讼、钱谷之不报为可恕，而流俗失世败坏为不可不问，而后正风俗之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簿书、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不问。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点视种莳次第旱涝预备之具也。以学校言之，廪膳生员，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鲜有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学，守令徒具文案，备照刷而已。及宪司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未常差一人巡行点视。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为何物，此守令未知所务之失也。风纪之司，所以代朝廷倡导风化，条举纲目，至于听讼谳狱，其一事耳。今专以讼狱为要务，以获赃多者为称职，以事绩少者为茸。一有不称，虽有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虚文末节，而不暇举。此风宪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亲民之官，风宪亲临守令之官，未知所务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论乡秀士升于司徒，司徒升于太学，太学正升诸司马，司马辨论官材，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其考之详如此。今使天下郡县生员升于太学，或未数月，遽选入官者，间亦有之。世间奇才，罕有如颜回、耿、邓禹者，固未可拘于常法。开国以来，选举秀才不为不多，选任名位不为不重。自今数之，贤者能有几人乎？凡此皆臣所谓求治太速之过也。”书奏，逮问，瘐死狱中。
冬十月，上与侍臣论女宠、寺人、外戚、权臣、藩镇、四裔之祸，曰：“木必蠹而后风入之，体必虚而后病乘之。国家之事，亦由是矣。汉亡于外戚、阉寺，唐亡于藩镇、戎狄。然制之有道，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私爱，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阉寺职在使令，不假兵柄，则无寺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壅蔽，谨威福，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财归有司，兵待符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四裔，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常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省，亦社稷无穷之利也。”
十二月，谕中书省臣：“凡职官听选者，早与铨注，勿使资用乏绝，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十年春正月，工部承差张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慎择监察御史；
二，京师各府州县设常平仓以时敛散；三，北方开垦旷土，令农民自实亩数，以定税粮，守令不得责里甲虚增额数。擢为宛平知县。二月，免仕者徭役，著为令。
夏五月，有内侍以久侍内庭，从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谕群臣曰：“阉寺之人，在左右久，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结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窃权，势遂至于不可抑。朕立法，寺人不许预政事，今决去之，所以惩将来也。”
六月，诏天下臣民言事，得实封直达御前。秋八月庚戌，改建圜丘于南郊。先是，郊祀一如《周礼》，行之既久，风雨不时，灾异迭见。上谓“天地犹父母，父母异处，人情
有所未安”。乃命即圜丘旧址为坛，而以屋覆之，名大祀殿。癸丑，改建社稷坛于午门之右，共为一坛。十一月丁亥冬至，合祀天地奉天殿。是年，免河南、山西、广东、湖广田租。
十一年春三月，禁奏事关白中书省。十二年春三月，上退朝御便殿，召儒臣论治道。以国子学官李思迪、马懿独无言，谪之。十三年春正月，诏罢中书省，升六部官秩，如古六卿之制。
三月，命户部减苏、松、嘉、湖四府重税粮额。初，王师围姑苏，久不下，上怒其民附寇，且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因取诸豪族租簿佃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额，盖以惩一时也。至是，乃命减其额，旧一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五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征三斗。
五月，诏免天下今年田租，还山西军二万四千人为民。十四年春三月，上以北方自丧乱后，经籍残缺，命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
